·千古奇冤，妲己不是商亡的罪魁祸首
家喻户晓的《封神演义》讲述了一段在武王伐纣的历史背景下，正邪斗法，神妖混战的神话故事，这一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书中的主要人物商纣王是人人恨之入骨的残暴君王。他好酒、淫乐、宠妲己，甚至建酒池肉林，奢靡腐化，残忍暴虐，荼毒四海，不敬祖先，亲奸佞远贤臣，等等，罪行罄竹难书。最终，牧野之战将士们临阵倒戈，失去民心、军心的暴君商纣王被武王所打败，一把火将自己烧死在宫殿之中。
然而，历史上的商纣王和传说充满了矛盾。
纣王名字中的 “纣”其实是“残义损善”的意思，这也是后人对他的贬损评价。《史记·殷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膂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已之下……”由此可见，商纣王是个有文武才能的人，不仅才思敏捷，勇力过人，而且还颇有辩才。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对东夷用兵，费了很大的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了‘亿兆夷人’，作为自己的军队，纣对东夷的经营，使以后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东南，对我国历史有一定贡献。”从《史稿》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纣王不是只知吃喝玩乐的无能之辈，纣征东夷，使商的疆域扩张到东南，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了开发，中原先进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让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然而后世几乎只谈论商纣王的残暴荒淫，却大大抹杀了他的历史功绩。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对商纣王是否确实残暴提出过质疑。在他看来这是有心之人故意将罪行加注在纣王头上。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考察这一问题的时候，发现纣王的罪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这些罪行是后人编造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都大打折扣。
那么，为什么要刻意丑化商纣王？怀疑的学者们认为有三个原因。
一是他的政敌别有用心的宣传。如奢靡腐化、残暴荒淫、镇压反叛、剪除异己，等等，这些是很多帝王的共性，并非是纣王独有。但是这些劣行表现在商纣王身上却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二是将罪恶的源头引到女人身上。妲己本是纣王剿灭部落的战利品，也是帝王的玩物，但后世却认为“女娲亡国”。其实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本性凶残的帝王我行我素、独断专权，并不可能受女子所左右。
三是为了抹杀纣王的历史功绩，这在上文中已经给予阐述，不难看出，纣王是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他并不是一代昏君。
·“妹喜亡夏”本为千古误解
与妲己、褒姒、陈圆圆等人相比，妹喜的名气显然不够大，但每逢提到“祸国红颜”，她往往首当其冲。然而，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却在《皇后之死》中这样介绍妹喜：“施妺喜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她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俘虏，在她正青春年华的时候，不得不离开家乡，离开情郎（假如她有情郎的话），为了宗族的生存，像牛羊一样地被献到敌人之手。”
史书中对妹喜的记载极为有限，现有的材料只能证明她是夏朝有施氏部落的女子。当时夏桀率领军队攻打有施氏，无力以暴制暴的有施将领们只好用“美人计”止战，美女妹喜就成了这场战争中的关键人物。虽然史书并没有详细记载妹喜的容貌，但想必她一定非常漂亮，漂亮到夏桀对她一见倾心，立即停战，左拥美女右率大军快乐地回了夏都。
为了讨得美人欢心，夏桀劳民伤财、大兴土木，造“琼室瑶台”，妹喜日日不离其左右，甚至连批阅奏章时，夏桀也会听从妹喜的意见（《列女传·孽嬖传》）。民间还有一种传说可以印证夏桀对妹喜的宠爱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妹喜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喜欢听“裂帛”之声，于是夏桀便命人从早到晚地撕扯缯帛，以博美人一笑。假如这个传说属实，那么究竟是妹喜可憎，还是夏桀荒唐呢？
《国语》中记载“妹喜亡夏”的罪证还与另一个人有关：伊尹。伊尹是商朝初期的重臣，也是辅助商汤灭夏的关键人物，他是作为商汤的“间谍”被安插到夏朝内部的。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夏桀曾经派兵攻打岷山国，岷山国无力抵挡，于是便效仿有施部落，将美女琬与琰献给了夏桀，从此夏桀对妹喜的宠爱大打折扣，妹喜被弃置在洛河流域。妹喜失宠落寞之时，伊尹乘虚而入，不仅博得了美人芳心，还探得了诸多军事情报，为商汤灭夏铺垫了一条明路。
但是这段记载也存在疑点：当时妹喜根本不在夏都，且备受冷落，如何得到军事情报？想必伊尹也不会把自己的“间谍”身份告诉妹喜，所以即使他从毫无防备的妹喜口中刺探到了什么，这也不能成为妹喜亡国的“如山铁证”。
当人们将亡国的罪责压在妹喜身上时，却往往忽略了背后的真相——若不是夏桀昏庸好色，将相腐败无能，又何至于国破为奴？历史文献中的夏桀，横征暴敛，荒淫无度，极尽奢侈，重用的权臣又多是趋炎附势的唯诺小人。大臣关龙逄曾向夏桀进谏，指出夏桀若再不收敛，必然亡国。夏桀听闻大怒：“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夏桀自比永恒的太阳，并杀了耿直的关龙逄。很多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百姓痛恨无道的夏桀，他们指着太阳咒骂：“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
事实无数次证明，那些自命将“与天地同在，与日月齐晖”的王朝和君主最终都无法逃脱历史规律的制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都有一个逐步完善并发展的过程，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终究会被人民推翻。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虽然也曾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私有制的本质导致其统治阶级的本性必然热衷于剥削、掠夺和享乐，这种奴隶主的本性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存在权利争斗，压迫与反抗的关系也会一直存在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在夏朝统治的四五百年间，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过。到了第十四代君王孔甲时期，由于孔甲乱政，各部落与王室的关系极度恶化，氏族内部的纠纷也日益激烈，奴隶或争相逃亡，或起而暴动，夏王朝逐渐衰落。再到夏桀时，夏桀的穷奢极欲与暴虐嗜杀更使得夏朝的统治江河日下，国势衰微。
此时，妹喜的出现不过是使夏桀为自己的贪婪与残暴找到了一个新鲜的理由，他无限制地征用民力，一心淫乐而荒废朝政，暴虐地屠杀反对自己的大臣，残酷镇压奴隶和平民。夏朝末年，每当有部落起来反抗，夏桀采用的唯一方式就是出兵镇压，他试图以武力解决王朝分崩离析的困境，反而促使各方国部落更加离心离德。
当夏桀一味涂炭生灵以致众叛亲离时，商汤却在养精蓄锐，伺机而动。夏朝的灭亡是必然的，即使没有妹喜，换作一个叫“妹忧”或“妹愁”的美人，夏朝一样会亡。所以，这个“可怜的女俘”妹喜不仅没有亡国的胆识，甚至连掌握自己生存与自由的权力都没有。她可能是夏朝灭亡的催化剂，但绝不是亡国的根本。夏朝的灭亡，与其说是“红颜乱政”，倒不如说是“君王误国”。
·北齐灭亡并非红颜祸国
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高纬有一贵妃名叫冯小怜。
冯小怜本是穆皇后身边的一名侍女，由于高纬宠爱弹得一手好琵琶的曹昭仪，穆皇后心生嫉妒，便将冯小怜送给高纬以期转移高纬的感情。但是穆皇后万万没想到，高纬被冯小怜迷得神魂颠倒，最后居然因为她身死国灭。史书记载，冯小怜因为在军中干了五件事，导致北齐灭亡，让后主高纬做了亡国之君。
第一件事：当敌军北周的军队猛攻晋州的时候，北齐后主正在附近打猎，得到探子来报，本想调动军队给予增援。但是这个时候，冯小怜却玩兴正浓，于是和后主撒娇说：“再杀一围。”于是后主就再杀了一围，等到这一圈游猎结束，晋州早已被北周攻破。
第二件事：冯小怜认为战争和狩猎一样好玩，看打猎还不如看打仗，于是她怂恿后主高纬亲自带兵反攻平阳。后主果然满足她的要求，并让冯小怜也戎装随行。平阳原来是北齐的地盘，北齐为收复失地出兵，于是将士个个奋勇，人人争先。等到齐军到平阳城，人马乘胜欲进城之际，后主忽然传旨暂停，请冯小怜观战。冯小怜对镜梳妆打扮，磨磨蹭蹭，等她到来时北周军已经修好塌垮的城墙，坚固无摧，结果齐军功亏一篑。
第三件事：留守平阳的北周大将梁士彦虽然率士兵拼死守城，但在北齐军队奋不顾身的冲锋下已岌岌可危。眼看胜利在望，平阳即将重返北齐手里的时候，冯小怜却认为天色已晚，她无法看到攻城之战的盛大场面，要求在第二天天明以后再行攻城。第二天天昏地暗，北风怒吼，初雪飘落，大地渐渐一片银白，冯小怜又认为气候不佳，看不清楚，要求暂停攻城。殊不知夜暗之际或天气不佳正是军事作战进攻的最佳时机，囿于妇人之见，北齐大军竟然平白无故地丧失了两次大好时机。等到雪化天晴，北周武帝已亲率大军赶到平阳，齐军大败退入晋阳。北周占领平阳，后主居然说：“只要小怜无恙，战败又有何妨！”
第四件事：平阳之战结束后，北周武帝准备乘胜追击，攻下北齐重镇晋阳。于是后主高纬命人在城中建了座高耸入云的天桥，时常与冯小怜登桥遥望，不是分析敌军情况，而是在消遣。下得桥来冯小怜为高纬献上脱衣舞，让高纬欣赏她的舞蹈，以消愁解闷。高纬居然厚颜无耻地说：“看了能够头脑清醒，精神百倍。”有一天，木架搭成的天桥忽然垮了下来，冯小怜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一再要求后主放弃晋阳返回邺城。高纬就真的听了冯小怜的劝告，回到邺城，于是北周轻而易举地夺得北齐重镇晋阳。
第五件事： 北周越战越勇，于是北周武帝决定直扑邺城。其实高纬退守邺城后，还有精兵十万，是可以奋力抵抗，甚至卷土重来大获全胜的，但是两军相交正在激烈时，冯小怜忽然害怕起来，大叫“军队败了！” 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皇帝居然“病急乱投医”，一面祈求菩萨保佑，一面将皇位传给太子高恒，自己则带着冯小怜逃跑了，于是北周顺利地取得邺城。然而后主高纬和冯小怜都没有能逃走，最后都被擒获，于是北齐灭亡。
可笑的是，后主高纬在国破家亡之后，向周武帝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乞还冯小怜”。可怜的高纬最后既没有要回心爱的女人，连自己的性命也赔进去了。有此帝王，国不亡，又当如何？
·董鄂妃不是董小宛
明末秦淮名妓的爱情故事不知被后世演绎了多少次，故事被民间加工得跌宕起伏却又极具传奇色彩。比如引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跳水殉城的柳如是；还有一位更戏剧化的人物董小宛。董小宛如此有名，除了她本身作为秦淮名妓艳名远播之外，最重要的是后人还把她与清世祖顺治皇帝联系在了一起，认为董小宛就是清史上记载的与顺治帝情投意合的董鄂妃，即那个让少年天子顺治出家的女主角。
与顺治帝倾心相爱的人董鄂妃，真的是董小宛本人吗？其实把顺治帝与董小宛联系起来实属无稽之谈。
董小宛是明末秦淮名妓，名白，生于公元1624年，卒于公元1652年。是冒襄（辟疆）的妾。冒襄是当年江南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曾经与秦淮河畔的另外一位风云美女陈圆圆还有过一段风花雪月的交往。但是最终也随着陈圆圆入宫无疾而终。后冒襄又同与陈圆圆齐名的董小宛交往，董小宛虽然是秦淮河畔的美女，才色双全，但是她的出身也注定了她为妾的命运。冒襄曾作《影梅庵忆语》以及《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来描述董小宛，这是历史上唯一有关董小宛的记载。
至于顺治皇帝，《清史》等正史之中有详细的记载。顺治帝即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皇太极去世之后，皇太极长子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陷入帝位之争，但是双方实力相当，最后在不得不妥协的情况下选择了年仅六岁的福临继承帝位。称帝后的福临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帮助之下，从满洲汗国的汗王一跃成为君临赤县神州的中国君王，少年皇帝的名字可谓是实至名归，上天的确给他两个贵人，多尔衮和吴三桂。多尔衮代替他征战南北，吴三桂一怒为红颜，使多尔衮的部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越过山海关，占领了北京。
顺治这么一个异族皇帝与董小宛这么一个汉族美女又是如何被联系在一起的呢？
误会还起源于大文豪龚鼎孳《贺新郎》中“难倩附书黄犬”这句词。《贺新郎》这首词是龚鼎孳读冒襄《影梅庵忆语》而作的观后感。人们认为“黄犬”就是清廷太监，据此推测出董小宛曾入宫。其实“黄犬”最先出自《晋书·陆机传》，“初，机有骏犬，名曰黄犬，甚爱之”。所以“黄犬”也只是一个典故罢了，根本不是指太监。
其次，生于公元1638年，6岁继位的顺治皇帝，即由母亲孝庄文皇后亲自教养，在摄政王多尔衮的主导之下，把孝庄文皇后的侄女、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册立为皇后。但是小两口的感情并不好，时有摩擦发生。后来顺治与常到后宫入侍的董鄂氏相恋，董鄂氏因此被封为皇贵妃。人们把董小宛与顺治联系起来，可能是由于董鄂氏与董小宛同姓董，而且都是才色双全的美人。但是，冒襄《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记载，“痰涌血溢，五内崩舂”“脾虚肺逆”，也就是说董小宛死于疢疾，即肺结核。冒襄在《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的前文小叙中记载：“小宛自壬午归副室，与余形影丽者九年，今辛卯献岁初二日长逝。”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董小宛的确死于冒襄家中。而壬午就是明崇祯十五年，亦即公元1642年，辛卯系清世祖顺治八年，亦即公元1651年。所以董小宛于1642年嫁给了冒襄作妾，1651年因肺结核而死于冒襄家中。
根据两人的生卒年月，生于1624年的董小宛比生于1638年的顺治皇帝整整大了十五岁。而董小宛1651年去世之时，顺治皇帝才十三岁。那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天子如何与一个二十八岁的成熟妇女相恋，还谱出了一曲生死恋曲？
之所以把顺治与董小宛连接起来，只不过是好事者们是文学想象力的结果罢了。
·建宁公主并不是康熙的妹妹
在古代平民百姓看来，贵为王宫皇室公主，金枝玉叶，荣华富贵享之不尽，风光无限。然而，这不过是她们生活十分光鲜的表面而已，其实，这些光环的背后藏匿着鲜为人知的惨淡与痛苦。清太宗皇太极的小女儿建宁公主就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可怜人，因其公公吴三桂，一生痛苦不已。
众所周知，驻防云贵的吴三桂作为三藩之首，位高权重，连万人之上的皇帝也畏惧他三分，坐立难安。为了缓解吴三桂这块心病，一统海内，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将妹妹建宁公主许配给了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封应熊为十四额驸，并生得一子吴世霖。本以为利益联姻可以稍稍牵制吴三桂，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吴三桂的嚣张气焰不降反涨。
为了阻止吴三桂叛乱，形势进一步恶化，吴应熊和建宁公主都是努力试图劝阻吴三桂安分守己，心向朝廷，以免弄得家、国都不安宁，但于事无补，吴三桂最终还是主演了“三藩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康熙皇帝作出撤藩的决定。吴三桂首先于这年11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将矛头指向朝廷。吴三桂军由云、贵开进湖南，几乎占据湖南全省。进而进犯四川，四川官员纷纷投降。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等地都有藩王或将领响应。
为了打击吴三桂的气焰，康熙在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下令处死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吴三桂在起兵反叛前，曾派人到京城去秘密接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去昆明。虽然不可能劝说自己的父亲放弃起兵反叛的罪恶之念，但吴应熊也绝不会为了苟全性命而犯下叛逆之罪。按照大清的律例谋反大逆是要株连亲属的，作为吴三桂的儿子将被处以极刑，这一点吴应熊心知肚明。即便这样，也宁愿留在京城接受惩处，到死也要做大清的子民。
“为叛寇所累”的额驸及其子吴世霖为三藩之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顷刻间建宁公主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失去了家庭。这一年她才33岁，其悲伤和心碎之痛可想而知，人生难以上岸。在以后独自支撑的30年中，虽然康熙多次下诏安慰在三藩之乱中受到巨大伤害的姑母，然而，这又怎么能够治愈建宁公主的创伤呢？
·华歆的一世骂名不过是文人杜撰
说到华歆，因为一则“管宁割席”的故事，再加上京剧《受禅台》（又名《献帝让位》）中的精彩片段，给世人留下了贪慕虚荣、为虎作伥的奸臣形象。然华歆真是为虎作伥的奸臣贼子吗？
《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然而人活于世，德行高低的标准本就尚无定论，见到片金拾起，遇到热闹观望，在今天看来可谓人之常情，实难因此而说华歆贪慕虚荣。
京剧《受禅台》中，献帝刘协，挂白须，着素衣、手捧玉玺，满怀亡国之痛，唱腔凄惨；太尉华歆，金冠玉带，翎羽高挑，按剑逼帝，挥来使去，一副奸臣模样。正是这副“盛气凌人、气焰嚣张”的奸邪模样，使得华歆被世人认定为助魏篡汉、助纣为虐的千古罪人。翻查正史，并未找到关于华歆如何逼献帝让位的记载，而是在《三国演义》中有“华歆诌事魏，故草次诏，威逼献帝降之”的描述。舞台形象取材于此，岂不冤哉。
事实上，《三国志》注引华峤《谱叙》时说，华歆在曹丕受献帝禅位时，并非气焰嚣张，而是面露忧色。曹丕对此不满，问尚书陈群：“我应天受禅，诸侯群后，无不人人喜悦，其形尽现于声色，唯独相国（指华歆）和你脸有不豫，这是为了什么呢？”陈群答曰：“臣与相国曾为汉朝之臣，内心虽为陛下感到喜悦，但在义理上，臣等的神色实应畏惧，甚至憎恨陛下才对。”曹丕遂打消疑虑。
华歆归附曹操后，曾任议郎、尚书、侍中、尚书令，赤壁之战时任军师，曹丕即位后拜相国，一路官运亨通，并非趋炎附势，而是乱世之中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他主张重农非战，重视文教德化。太和初年（公元227年），魏明帝派兵攻打蜀汉，华歆上疏坚决反对，并指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应先治理好本国事务，“以征伐为后事”，“兵不得已而用之”，切不能舍本逐末。时值秋雨连绵，不利于战，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华歆位极人臣，却始终廉洁自奉。当年他受曹操征召将行，“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华歆推辞不过，就暗自在礼品上做记号，事后一一送还。魏文帝时，华歆官拜相国，但“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
华歆无论在做人还是做官方面，都并非大奸大恶，一切骂名皆因参与了汉禅位于魏的改朝换代而易其主。史书《三国志·武帝传》注引《曹瞒传》中记载，皇后伏氏曾写信给父亲伏完，言及曹操“残逼之状”，并“令密图之”。此事泄露，曹操大怒，派华歆“勒兵入宫”。华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华歆因此遭世人非议。
身逢乱世，帝王之位有能者居之，治世之才如良禽择木而栖。若有才不为国家所用，有力不救民于水火，只顾清高，明哲保身，又岂能为世人敬仰、万代流芳？华歆本是一代名相，结果却落下一世骂名，实在是受文人杜撰所累，不可妄信之。
·秦始皇焚书是假象，实则有备份
提及始皇焚书坑儒，有多少人拍案表示心痛？又有多少人对此破口大骂？原因就在于始皇帝此举使得很多珍贵的书籍付之一炬，不能为后人所研究、见识。可事实上，始皇焚书其实是留有备份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思想合为一家，为了国家的长远考虑，必须在保持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统一学说、思想，这样才能长久统一的发展下去。从对国家发展有利的角度来看，丞相李斯上书始皇帝要统一学说，否则各路人心里想的都不一样，聚到一起讨论，久而久之，就可能会产生影响国家发展的论调。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看法，也批准了焚书的做法。但是始皇既能统一六国，思考问题自然要统观全局，古代的书不比现代，十几万字键盘上敲敲打打也许个把个月就可以完成，那个时期想要长久保存的书籍一般都是在简牍上用刀一笔一笔的刻成，那些简介独到的鸿篇巨制更是耗时数年数十年，所以在焚书的种类上，始皇就做出规定，只烧以下两个种类的书籍：第一类是作者非秦国人的史记书籍，第二类是诗书和百家语。这样一来就有很多书籍得以幸免。这也就证明，始皇帝并没有焚尽百家书，有些书还是没有被列入焚书范围的。
其次，说到焚书，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告诉百姓，哪些书不能看，哪些书不能藏，有了这些书应该怎么办。但是秦始皇自己明白，这些书只是不能让百姓们看到，宫中还是可以留有备份的，有些言辞虽然不利于秦国内部的和平统一，但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所以，焚书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震慑百姓的手段，让大家主动交出手里该烧掉的书，不良言论的来源没有了，人们自然就不会去讨论了，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如此说来，秦朝的焚书其实只是一个假象，绝大部分的书籍都被保存了下来，即使不是原本也有备份，只要秦国存在，这些书就会一直流传。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很多珍贵的古籍现在都不复存在呢？项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项羽攻入咸阳之后，除去烧杀掠夺，最后还火烧秦宫室，传说大火三月不灭，这才使得宫中很多珍藏的书籍都付之一炬。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汉代以后对古籍的保存保管也不是很完善，据统计，约有接近80%的汉代书籍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所以说，秦始皇焚书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一把火烧尽了所有珍贵典籍。从这一点上来看，始皇的确有很多过人之处。
·“宦官”就是“太监”的千古误解
“太监”、“宦官”是我们熟悉的字眼，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阴暗产物。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太监就等同于宦官，二者都属于受阉后的男人。《辞源》把“太监”解释为“在宫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紧随其后又有“自此，太监遂成为宦官的专称”一句，这里显然也把太监同宦官认作是一回事，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宦官等于太监。
把太监和宦官等同起来，这一个比较大的误解。
从《明史·郑和传》“郑和……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握太监”的记载看，太监显然与宦官、阉人不是一个概念。郑和12岁受阉割，侍燕王朱棣，因“靖难”有功，成祖时被提拔为太监，“太监”显然是超于宦官之上的一类。如果太监即是宦官的话，又何须“累握”呢？
太监与宦官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时间上，“宦官”一词至少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太监”一词直到辽代才出现。《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制度起源比太监早，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当时的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战国时期的“宦官”并非都是阉人，而后来的太监则必须是阉人。早期的宦官可以不是阉人，宦官“悉用阉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直到明代，宦官才和太监联系起来，那时的太监一定是宦官，而宦官不一定是太监。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显然，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在明朝，太监是高级宦官，他们直接管理普通宦官。由于太监是宦官的顶头上司，因此，如果一个普通宦官能被别人称为“太监”无疑是件很高兴的事情，正如现在的一些人喜欢被别人称作“领导”一样。慢慢地，太监就成了对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一个称谓。
到了清朝，二者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侍奉皇帝和皇族的宦官都被冠以太监之称，宦官制度也被取消了。
·奸臣赵高并非阉人
一个在皇帝魂归西天后篡改诏书逼死皇嫡子、拥立皇幼子称帝的官吏，一个由中车府令一路升迁至当朝丞相的凤凰官僚，赵高绝对堪称高明。他操纵傀儡皇帝，玩弄至上皇权，巧取豪夺，陷百姓于严刑酷法、赋税徭役的水深火热之中，为官十数载，处心积虑陷害忠良，苦心筹谋篡夺王位，这一切令他享受到了至高无上的滋味，然而也恰恰是这一切，结束了他的痴心妄想，在距离王位一步之遥处，死于非命。
就是这样一个坏事做尽的奸佞小人，居然也有被人冤枉的时候。世人的误读给赵高扣上了“宦官”的帽子，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亡国的第一人。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个误会而已。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为赵高列传，而是在《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李斯列传》中零散地记述了一些赵高的生平行事，期间从未提及“赵高是宦官”之类的说法。遍寻东汉以前的史籍文献，也没有明确指明“赵高是宦官”。那么，赵高究竟是如何成为“宦官”的呢？
说赵高是宦官，一是出于对“隐宫”一词的曲解，二是出于对“宦”字的误解。
《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记载：“赵高兄弟皆生隐宫”。“隐宫”一词，语义并不明确。东汉以后，一位为《史记》作注的刘姓人士不知从何得知此词的含义，竟将“隐宫”之“宫”解释为宫刑，进而说赵高的父亲受了宫刑，母亲与他人野合生下赵高兄弟。后因赵高兄弟冒姓赵，也受宫刑而成了宦官。如此以讹传讹，“赵高一家都是宦官”逐渐成为“事实”，唐代以后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说法。
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曾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实际上是“隐宫”的误写。《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后，“隐宫”的意义清楚明了，即“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同时也用来指称“刑期已满的人”。此词无论如何都与宫刑毫不相干。除此之外，从句意上看，倘若将“隐宫”注释为“宫刑”，那“皆生隐宫”的解释将牵强拗口，相比之下，若注释为“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则句意清晰，一目了然。由此可见，此说有其合理性，并非标新立异的突兀之说。
除“隐宫”一词使赵高蒙冤外，最致命的要数后人对“宦”字的误解了。《史记·李斯列传》有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根据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宦”，意为“在宫中内廷任职”；“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相当于皇帝的亲近侍卫。“宦籍”，即“用来登记出入于宫门者的登记册”。秦汉时代，被施以宫刑去势的男人称为“奄（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阉）”。由此可见，赵高是任职于宫中的宦人，即皇帝的近臣，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太监”宦官。
字词上的误解，只是赵高蒙冤的源头，而源远流长的骂名，则依附于历朝历代接连不断的由宦官专权、扰乱朝纲引起的改朝换代、亡国灭祖的祸患。无论是朝臣抑或百姓，都对宦官的恶劣行径痛恨不已，在文献记载的误读之下，联系史籍中赵高的所作所为，“赵高是宦官”的流言经久不衰，也可谓之“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了。
·光武帝刘秀残杀忠良的不白之冤
汉光武帝刘秀在东汉时期创造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使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称得上有所作为的皇帝。然而如此勤政为民、为后世所称赞的皇帝，在他的人生中也有不完美，居然被认为是贪图酒色、滥杀功臣之人。那么历史究竟如何？关于光武帝的“不白之冤”，要从与他有关的两个戏剧入手来谈。
一个是《上天台》。戏剧中说道，开国元勋姚期的儿子姚刚打死了仗势欺人的国丈郭太师，而郭太师是刘秀宠妃郭氏的父亲。刘秀念姚氏父子有功于国，于是便从轻发落，将姚刚发配湖广，留姚期在朝中继续为官。然而郭妃觉得不公正，为了给老爹报仇，于是便设计将刘秀灌醉，刘秀醉酒后听信郭妃的谗言，错斩了姚期。因此，刘秀贪图酒色、滥杀功臣的罪名就被世人所流传。
另一个是《打金砖》（又名《兰逼宫》或《二十八宿归天》）。姚刚将国丈郭太师打死后，姚期便绑子上殿请罪。可是不巧的是刘秀喝醉了酒，于是便传旨立即将姚期满门抄斩，文武百官惊恐，都上殿保本，也被一并杀害。后来开国功臣马武手持金砖闯入后宫，威胁如不改旨意就要拍死刘秀，刘秀被迫答应赦免姚期，可是为时已晚，于是马武就用金砖击顶自杀身亡。刘秀酒醒之后，愧疚难当，加上阴魂现身索命，一命呜呼。
上面两则戏剧，尽管剧中主要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戏中所演故事和人物性格，都和真正的历史不相符合。
首先，戏中说刘秀宠爱郭妃，稍通晓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并非事实。刘秀一辈子只有三个女人：阴丽华、郭圣通和“无宠”的许美人，而他一生只爱阴丽华一个女人。刘秀长期征战，身边没有一个女人，与阴丽华初次见面时，他发出感叹“娶妻当得阴丽华”。几年之后，刘秀终于如愿以偿，娶阴丽华为妻，那时刘秀已经28岁了。可是后来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刘秀不得不娶郭圣通。刘秀称帝后，本想立阴丽华为后，但是阴丽华坚决推辞：“困厄之情不可忘，而况郭贵人已经生子。”他不得已才立郭圣通为皇后。此后，刘秀每次出征都将阴丽华带在身边，尽可能减少阴丽华独自在宫中的机会，避免皇后的轻慢。最终，刘秀还是废除了郭圣通，立已经40岁的阴丽华为皇后。刘秀先于阴丽华之前去世，阴丽华死后，与刘秀合葬在他的陵寝之中。不得不说，光武帝刘秀是个痴情的帝王，怎会因贪图美色而枉杀忠臣呢？
其次，光武帝刘秀是东汉“中兴明主”。他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他对功臣是从不猜疑的。《后汉书》中曾称赞他“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
当时的大将冯异，手握重兵，专守关中，独当半壁江山。因此有人上奏章说他“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当时冯异感到十分恐慌，于是上书谢罪，而光武帝却对他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还有大将朱鲔，曾对抗过刘秀的军队，而且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活动。光武帝称帝后派人说降：“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朱鲔降服于刘秀后，光武帝拜他为平狄将军，封为侯爵，传封累世。可见刘秀是明事理之君，同时也是爱才之人，并不会因为奸佞之人的挑拨就会诛杀忠臣。
那么光武帝刘秀为何会蒙受“不白之冤”？其实这与那些戏剧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上天台》、《打金砖》等戏取材于《东汉演义传》，是明朝万历年间学者谢诏所作。明朝初年，朱元璋大肆诛杀有功之臣，导致很多士人不满，可是碍于法律森严，人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到了明朝中后期，法禁稍微有所松弛，于是一些文人志士便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用前朝皇帝为主人公，编成小说，借古讽今。这样既可以避免当时朝廷的追究，又可以抒发心中郁结之气，于是文人们就根据演义故事，发挥想象，扭曲了刘秀的真实历史，编造出了上面的戏剧。
·宋太祖赵匡胤不曾“杯酒释兵权”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宋代王朝独具一格。宋朝改变了从秦汉以来以武治文的政治局面，才用了以文治武的政治策略。这里的以文治武，主要表现在对武将权力的制约，所以在整个北宋乃至南宋王朝都很少有禁军兵变这类事情。宋太祖赵匡胤在武将权力过渡上所做的成就，历代皇帝都不能望其项背。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深知兵权对国家的重要性，就像宰相赵普所说：“唐末以来，兵战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武将兵权太重，君弱而臣强。治理办法也只有夺其权力，收其精兵，控其财政”。为了从那些与自己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兄弟兼臣子手中和平拿回兵权，宋太祖想到一个妙招——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七月（961），赵匡胤邀请石守信等人入宫宴酒，酒酣之时，赵匡胤突然叹息着说：“朕的江山是靠你们打来的，可是朕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得快活。”大臣们听完急问为什么，赵匡胤又说：“哎！这个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石守信等人听了，也明白了：皇帝是担心他们夺权篡位，暗示他们交出兵权。于是石守信等人慌忙跪下说：“臣等愚昧，请陛下给一条明路吧！”赵匡胤从容不迫地给他们指出条明路：“人生好比白驹过隙，所好者也无非就是富贵，遗福子孙。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出外当个地方官，再多买些良田美宅，以终天年。朕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君臣相安，两无猜忌。”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纷纷离职，赵匡胤也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样用酒宴、金钱和婚姻和平地解除了高级将领们的兵权。千百年来，“杯酒释兵权”也作为典故被人们熟知。然而，有学者指出，“杯酒释兵权”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出自于后人的杜撰和演绎。其中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顾吉辰先生的论证最为著名。
首先，关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记载，北宋史书毫无说明，直到南宋李熹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才记载此事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但是，这年六月，宋皇宫发生了一件大事，杜太后病逝。按照习俗，六月至七月应该是国丧期间，禁止饮酒作乐，那么作为孝子的宋太祖又怎会在皇宫之中宴请大臣呢？显然不可能。
此外，赵普在整个事件中充当了幕僚的角色。根据《涑水记闻》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事发生在赵普任宰相期间，但是赵普第一次出任宰相是在乾德二年（964），而961年的赵普并未当上宰相。这也自相矛盾。
有人也对此提出反驳。据《宋史礼志》记载，皇太后死后，皇帝以日易月服丧，共25日。也就是国丧期从6月2日开始，至多至6月27日结束。到了七月，服丧期早已结束，皇帝宴请臣下也无可厚非。
顾吉辰先生还提出了一个疑点，即从宋代有关此事的记载，是由北宋到南宋逐渐发展，“杯酒释兵权”最早的记载是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的《谈录》，内容相当简单，提到了释兵权的问题，但对于酒宴只字未提。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笔录》也有所记载。虽然提到了宴酒的事情，但情节简略，并没有那么戏剧性。宋神宗时，司马光的《谏水记闻》就出现了现在所看到的详细生动、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但依然没有时间记载。直到南宋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才有了详细时间记载。这样由粗到详的发展，极有可能是经过后人不断歪曲加工而形成的故事。
此外，这样一件国家大事，北宋官方文书却没有记载。后来人们关于此事的记载都来源于《谈录》、《笔录》、《谏水记闻》。
对此，反驳者认为《谈录》的历史价值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谈录》其实是由丁谓的外甥或余党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而刚正不阿的王曾所著的《笔录》更接近历史事实。
因此，“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宴酒、无时间记载到有宴酒、有时间记载的发展过程，这其中有可能经过后人的夸张和渲染，只是释兵权的确存在，有没有用宴饮来达到这个目的则不能确定了。
·铁面无私“包相爷”从未当相爷
中国历史上判案铁面无私、为官公正严明的“包相爷”，在世人的心目中堪比“青天”。然而这位以为民申冤、造福百姓为己任的青天相爷，却未曾获得丞相之名，“相爷”之称实乃误传。
秦腔《铡美案》一剧，把包拯称为“相爷”，秦香莲有唱词道：“相爷替民伸屈冤”然而，综观北宋一朝的官制和包拯一生的仕途，不难发现，包拯并未为相。
在宋朝时期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仍居于核心地位，处于所谓的“调整期”，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并不固定。这明显是在集中皇权、分散相权，以缓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异，更加分散了正宰相的权力。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有之事。但无论怎样调整宰相制度，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包拯是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的进士。中进士后，因父母年迈，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地劝说下步入仕途。
宋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任天长知县，颇有政绩，后调任端州知州。回京后，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劾江西转运使王逵，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朝野为之震动。
嘉祐元年（1056年），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拯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敬仰。
嘉祐六年（1061年），包拯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皆可闻之。
包拯为官二十余载，最高任职枢密副使。而枢密院是管理军国大事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由此看来，包拯的职权与副宰相无异。然而宰相的名号，却始终没有落在这位铁面无私的判官头上，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也算是北宋王朝的一大遗憾吧。
·潘金莲与武大郎其实是恩爱夫妻
《水浒传》里描写的武大郎奇矮，不足三尺，靠卖烧饼谋生，他有一个很美貌的妻子潘金莲，后因潘金莲与西门庆有染，继而二人商量毒死了武大郎。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武大郎一直被当做窝囊男人的典型代表而受到人们的鄙视，充当了一个受苦受难甚至被害人的角色，而潘金莲更甚，数百年来，她被视为“千古第一淫妇”，承受着“淫妇”等道德意义上的唾骂，他们的形象从何而来？无非是中国的两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和《金瓶梅》。
事实上，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而不仅仅是小说中的人物，那么，历史上的他们是怎样的呢？
据河北省《清河县县志》记载，武大郎姓武名植，清河县武家那村人，县志和武氏家谱可以证实，武植身材高大，相貌不俗，根本不是《水浒传》中的“三寸钉，枯树皮”，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明朝某年考中进士，北宋徽宗钦定为山东阳谷县令，在为官期间，清正廉明，平反冤狱，治理河患，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世人尊称其为“武大郎”。
武家那村中有一座纪念武植的祠堂，整个祠堂由前庭院、展览厅、武植碑、武植墓四部分组成。一进武植祠堂，便可见武植雕像及为其正名的图画文字。祠堂后院有座土冢，便是武植墓。据其后人介绍，此墓始建于明代，为悬棺合葬墓，土冢原高9米、直径约20米，树木葱茏。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武家后人所立护墓碑。
1946年初，武植墓曾被掘开，村民亲眼看见里面的楠木悬棺，出土的武植尸骨体形高大，依此推算生前身高应在一米八以上。虽然武植为官清廉，没有太多之前的随葬品，但是珍贵的楠木悬棺完全可以证明他绝对不是一个靠卖烧饼维持生计的升斗小民。
而清河县城东北的潘家庄（后改名黄金庄），便是被武家后人称作“老祖奶奶”——潘金莲的家乡。潘金莲并不是什么潘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理，随武植到阳谷县赴任，两人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先后生下4个儿子。
可以说，历史的真实和我们所知的相差太远，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他们的错误认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四处流传而为更多人所熟知，是什么原因使无辜的他们处于这样的冤屈处境？
话说武植在阳谷为官时，体恤民情，为民请命，官声很好。而当地的西门氏是“阳谷一霸”，为非作歹，民讼不断，武植不畏强暴，为民伸张正义，因此得罪了西门家族。西门氏对武植怀恨在心又没什么办法，就编排一些武植的坏话到处宣扬。
就在这时，有一武植的同窗黄堂家遭大火，便到阳谷找武植求助。他来到阳谷县一住半月，因武植一直忙于政务，只是来的当天见了武植一面，便再也没有露面。黄堂以为武植不想资助他，故意避而不见，所以一气之下回到清河县。一路上，他为泄私愤，在道旁、树上、墙上写了很多武植的坏话，还编排西门氏与潘金莲的“绯闻”故事诋毁武植。回到家中，只见一座新盖的房屋亮亮堂堂，他很奇怪，一问妻子才知道，原来武植得知黄堂的遭遇后就派人送来银钱，并帮忙盖好了房子，本想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再告诉黄堂，可是……黄堂懊悔不已，但已经晚了，民间已传得沸沸扬扬，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清誉毁于一旦。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并没有经过证实，就将听闻整理成书，确实给武潘二人的声誉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武大郎的后人却深明大义，一直在努力为这对蒙冤的夫妻昭雪，黄堂也因太过自责而最终自杀。清河县的县志明文记载着武大郎夫妻的真实一面，但千百年来民众中流传的形象已经铁一般固定了下来。
·“宰相刘罗锅”既非宰相也不罗锅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不仅引起了全国关于反腐败的大讨论，轰动一时，而且剧中主人公那刚正清廉、不畏权贵、幽默诙谐的“罗锅”形象，更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美谈佳话。
电视剧的创作与演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却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便会发现，这位声名显赫、清誉卓著的“宰相刘罗锅”，既非宰相，更非罗锅！
既然有“宰相刘罗锅”的说法，为何又说刘墉不是宰相呢？这就不得不提封建王朝的宰相制度了。明朝以前，历代王朝均有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只是称谓稍有不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疑心太重，为防止高官重臣夺权谋反，便下令废除宰相一职。其后，明朝设立了“内阁”，成员为“殿阁大学士”，由皇帝钦定，协助处理国家大事。到了清朝，“清承明制”。清雍正八年时取消“内阁”，建立军机处。而皇帝之下统管文武政事的最高行政官员，便是“大学士”。之后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都是跟大学士一样的权职。
虽说此时的大学士与前朝历代的宰相相比，权力相差甚远，但仍旧享有天子之下众臣民之上的显赫地位。所以在世人看来，大学士与宰相无异。史籍中有记载，刘墉于乾隆五十年由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四年被降为侍郎阁学，到嘉庆二年得授体仁阁大学士。于是，电视剧在需要突出主角的情况下，便以“宰相”称之。
至于说刘墉是“罗锅”，那更是笑谈。电视剧里弓腰驼背的刘墉，因一句戏言而来，增添了幽默诙谐的影视效果。然而，稍微留意一下清朝取士选官注重“身、言、书、判”的标准便可知，科甲出身的刘墉，不可能是“罗锅”。“身”为首，可见最重要的条件即形体，为官者必须五官端正，身无残疾，以示官威。毕竟在封建社会，“有碍观瞻”也是件避之则吉的大事。
虽说是笑谈，然“刘罗锅”的称号并不是空穴来风。有史书记载，嘉庆皇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但当时的刘墉已是八十老翁，弓腰驼背可能是衰老的征兆，而非“罗锅”的恶疾。
刘墉一生，虽无宰相之名，却曾履宰相之职。清廉刚正之余，不乏圆滑机变之态，尽显封建王朝一代官家为人处世之道。而“罗锅”之名，在后人看来，钦佩之美誉更多于敌对之嘲讽，笑而言之，未为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