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分硬币的铸造成本高达1.2美分，对于国家造币局来说无疑是成本太高而收益过小。因为我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看付出多少成本和获得多少收益。而要获得收益，就必须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如果成本大于收益，一般都是不会去做的。
生活中，我们总是要做许多选择，然后通过一个合理性最大的决策，来获得一个让我们都较为满意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决策就一定是对的。这就需要我们被提供一种有利于决策的心理方向和思考回路，并对做决策时本身的心理本质有所了解。
大学男生的课堂笔记：机会成本要牢记
人生有很多选择，从小事，比如泡面的牌子、香皂盒的款式、水果的种类等，自然也有大事，比如分科的选择、欣赏的大学、职业的方向、恋人的类型等，而一切选择的开始则是需要一个选择的契机，也就是一个选择事件的机会。
那什么才是“选择”呢？“选择”就是从几种可能性中选出一种可能性去实施，那么在“选择”之前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状况我们可以认为是各种“机会”，人的“选择”无非就是在各种机会中筛选出最好的一种“机会”去最后实施，去做。那怎么才能判断哪种“机会”是好的，哪种机会是不好的呢？
“好”与“不好”无非就是，前者获得的好处多一点，后者获得的好处少一点，来个逆向思维，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不幸选择了一个获得好处少一点的那个机会，对于本来可以选择获得更多好处的那个机会而言，我们是不是损失了？好处减少也是一种成本，一种机会损失的成本，顾名思义，就叫机会成本了。
良中是一个个性有些强却又时常表现得很懒散的大学生，和许多男生一样，上课的时候，他不怎么喜欢记笔记，逃课的次数还比较多，一般就留在寝室睡觉或者上网，而他平时也不怎么和同班同学，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交际。
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因为平时上课不注意听讲，所以笔记做得是乱七八糟。所以，为了弄到个比较详细完整的课堂笔记，突然对掌握优秀笔记资源的女生大献殷勤，不仅请客吃饭，还甜言蜜语好话连篇。遇到不给面子的同学，真是怎么求都没有用，最后，他终于费了好大劲才弄来各门课的优秀笔记。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良中平时和同学打好关系，联络感情，那么，或许考试的时候就不需要费这么大的功夫了。或者，他能够在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讲，做出一本好笔记。那么，结果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现在算是领悟到了机会成本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简单地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在做出“选择”之前，必须要知道，当我们选择某一条路的时候，我们在得到的同时，也会失去一定的东西。而这个埋单的成本就是我们这个选择的机会成本，其实就是我们所放弃的那样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益。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在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中说道：“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当做出任何一项决策，例如，是否上大学时，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伴随每一种可能的行动而来的机会成本。实际上，决策者通常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们常说自古忠义难两全，其实往深了探究就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等等资源总是有限的，当我们处于多种抉择的时候，我们只能用十分有限的资源做其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就必然要放弃了做另一部分的机会，而我们做另一部分可能获得的回报收益便是我们的机会成本。
当我们什么时候发现我们做某一件事时的机会成本为零时，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做的这件事是不需要消耗我们的任何有限资源的，自然也就不存在“选择”的必要。
他杀还是自杀：直觉有偏差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在某件遇到无法解释清楚但又执意坚持的事情，总是宁愿相信自己直觉，而不是他人的描述的事实本身。尤其是在无法辩解的情况下，脱口而出的是“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直觉是有缺陷的，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们的直觉往往会由于一些共同的偏差造成缺陷。然而大部分人仍认为自己的感觉良好，并很难让他们相信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是研究决策问题的心理学家所要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心理学家为了证明人们的直觉是不可信的，而做过这样做一个简单的预言，花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答案。以下哪种事件会死更多的人：
他杀还是自杀？
洪水还是肺结核？
龙卷风还是哮喘？
也许有可能会觉得他杀、洪水和龙卷风会更常见。人们普遍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在美国有50%的死亡是因为自杀而非他杀，肺结核的死亡率是洪水的9倍多，哮喘导致的死亡也是龙卷风的8倍多。
那么为什么人们的预言都是错的呢？这正是由于可获得性偏差的原因。可获得性偏差是一种自然的倾向性，当我们在判断一个特殊的事件时，它会导致我们用记忆中对该事件已经获得的信息来判断事件的可能性。我们的直觉会认为当事件更容易记忆的时候会更有可能性，但是我们记住的事情经常不是最精确的总结。
举个例子，在俄勒冈大学的一个关于如何作决定的研究中，参与实验的人认为死于他杀的人要比自杀的多20个百分点，但是事实是超过50%的死亡是因为自杀。人们认为更多的人死于洪水而不是肺结核，但结果是死于肺结核的人要比死于洪水的人多８倍。人们相信死于龙卷风和哮喘的大概一样多，可结果却是后者比前者多7倍多。
我们可能会因为事情能引发我们更多的情绪而记住它，而不是因为它们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也会因为媒体对它的更多相关报道而记住它，而不是因为它们更普遍。可获得性偏差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促使我们把不寻常的事认为是普遍的，而把不可能的事想为可能的。
我们可能会因为事情能引起我们更多的情绪而记住它，而不是因为它们是更常发生的。我们也会因为媒体对它的更多相关报道而记住它（可能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多活生生的画面），而不是因为它们更普遍。可获得性偏差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促使我们把不寻常的事看成普遍的，而把不可能的事想为可能的。
美国NBA篮球联赛。想象一下你的工作是指导NBA新秀认识艾滋病的危险。NBA球员都是年轻人--新秀们通常都不到21岁，他们会一夜成名，获得随着名声而来的所有关注。他们肯定听说过艾滋病，因此风险不在于对艾滋病的未知，而在于他们身处的环境会让他们在一夜之间卸下所有防备。
这就需要你把艾滋病的危险变得更可信和迫切。想象一下关于可信度的可能素材。你也许可以使用一位著名的专家权威说法，也可以是一个与艾滋病战斗到最后阶段的运动员。你可以使用生动的细节--一个运动员可以重新估计他正常的安全性交警惕性是如何被一次特殊的狂欢派对破坏的。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会是很有效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把这些可信的素材植入这些运动员的脑中，NBA针对这个问题使用了一种很巧妙的方法。
在NBA新赛季开始前的几个星期，所有新手们都被要求到纽约的塔里敦集合。他们会被锁在酒店里6周：没有传呼机，没有手机。新秀们被讲授在联赛中的生活--所有的一切：从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到如何对他们的财产进行合理的投资。
一年中，尽管围绕培训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还是有一群女球迷在驻地附近出现。在培训的第一个晚上，就可以从酒店酒吧和餐厅里认出她们，因为她们穿着惹眼。队员们对于受到关注很满意，到处都是调情搭讪的人，他们计划在培训的后期认识其中的几个姑娘。
第二天早晨，新秀们和往常一样出席会议。他们很惊讶地发现那些女球迷守候在房间门口，她们再次一个接一个地介绍自己。“你好，我是希拉（Sheila），我有艾滋病。”“你好，我是唐娜（Donna），我有艾滋病。”刹那间，有关艾滋病的讨论让队员们恍然大悟。他们明白人生如何开始失去控制，一个晚上的放纵如何造成一生的遗憾。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使人们相信自己的创意？我们有赖于一个可信的素材，可以说使用来自哪里的可信度材料并不重要。我们需要明白地是，一些生动的细节描写有可能比一连串的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一个非权威人士可能比权威人士更有效。
《纽约时报》的感人报道：厌恶损失的捐赠效应
《纽约时报》上曾经报道了一则感人的新闻。
有个叫伊丽莎白的女性和她的丈夫打算领养一个中国小孩。但是，他们都知道，领养到的孩子可能没有普通小孩那样健康，所以，他们只希望自己领养的孩子只有一些诸如营养不良之类的小毛病，而不要有一些奇怪的健康问题。他们在自己的领养表格上注明了孩子必需的健康状态，因为他们不想领养一个有严重疾病的孩子。
最后，他们领养到一个十分可爱的中国女孩，他们十分的疼爱这个孩子。但是，之后，当他们发现小姑娘的脊椎底部曾被切除过一个肿瘤，并被医生确认这个孩子将一生受到疾病的威胁时。夫妻两人做了一个与填领养表时完全不同的决定，他们无论如何都要领养这个孩子，无论她以后出现了怎样的健康问题。
当我们被要求请客然后被大宰特宰时，当我们纠结于是否应该离职跳槽时，当我们在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里必须择其一而食用时，当我们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掉到厕所里时，我们会不会感到一阵难受，继而为自己损失掉的人民币、现有工作、另一食物、储存信息而纠结痛苦？我们能解释这种看似寻常，细想之下却难以摸着头脑的事情吗？换句话说，当我们失去或者放弃某一样自己的（或者自认为已经是自己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一阵难受和不舍，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结为一个效应——捐赠效应。捐赠效应就是人们对于“损失”本身有着非理性的厌恶，因为这种厌恶，我们可能会推翻自己起初坚持的想法和观点。就像案例中的夫妻，他们已经“拥有”了这个孩子，所以他们对“失去”这个孩子有种本能的抗拒。说得明白一些，如果超市里的一个杯子被打破了，我们不会有什么强烈的反应，但还是这一款杯子，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哪怕我们只是把它放在书架或者橱柜里长灰尘，一旦它被人摔碎了，我们的内心还是会或多或少存在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就是我们对于损失的厌恶和伤感。
我们不得不先肯定上面案例中让人动容的情感和道德成分，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再思考一下，如果这对夫妇是在领养前就被告知他们的孩子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决定领养这个孩子的决心还是这样毅然决然吗？既然在填表时就申明了不想要有严重疾病的孩子，就说明他们对孩子的期望还是很理性的，但是为什么之后的决定会改变了呢？这一切的疑问，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它就是捐赠效应——人类对损失的厌恶。
所以，我们会因为得到而兴致盎然，会因为失去而垂头丧气，我们的情绪波动似乎很容易被得失所影响。其实，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拥有或者失去，这种得失的欲望对于每一个人，虽然都是情感的宣泄和精神的需求。但是，得可以是荣耀，失也可以是尺度。我们大可以看淡得失，不在其中耿耿于怀、斤斤计较。
所以，我们要用有限的生命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去充实自己的人生。我们不用去担心那些生命中的转瞬即逝，要学着用一颗平常心去丰富自己的生命。同时，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将光与热发挥到极致，为更多的人带来幸福，也给自己的人生，创造出更大的意义。就像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面对得失，我们要将其视作生命中的一个瞬间，因为永恒的生命是奔流不息的，而无论是人生的获取还是损失，都将归于过去。
为何我们都怕蛇：恐惧的天性和控制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公益广告：黑白的画面上有一个小婴儿，他的身边放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小婴儿朝着匕首爬去，乐呵呵地拿起了它，似乎那是自己的玩具一般。之后他做了一系列危险的动作，随意地把玩着手中的利器，丝毫不在乎那是否会割伤了自己，之后还将匕首的尖头当成糖果般含在嘴里……
从成年人的视角来看，这个孩子无异处于危险之中，而从孩子的视角来说，他应该只是觉得自己多了一个有趣的玩具。
这就好像如果把装满子弹的真枪放在小孩子面前，他们或许会认为那是自己的玩具。但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如果我们把尖刀换成一条玩具蛇，孩子们则有可能惊恐地被吓到，甚至哭出来。而且，给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看一条蛇，或者仅仅是一幅画，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应，如出一身冷汗或者心跳加速。不管是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澳大利亚人还是阿根廷人，反应都一个样儿，甚至当地根本就没有蛇的爱尔兰人都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这种对蛇的恐惧又是有何而来的呢？
在1998年，遭枪杀的美国人有3万多，遭雷击而死亡的人数是240人左右，而被蛇咬死的人数还不到30人。按理说，我们对枪杀和雷击的恐惧应该大于蛇才对，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人们在面对蛇时的反应程度要比面对真枪或者闪雷更加的剧烈。
其实，对蛇充满恐惧心的这个谜团来源于从祖先那儿流传下来的基因。也就是说，对蛇的恐惧是已经刻在骨子里的。因为当我们人类在还是以捕猎采集为生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被蛇咬死了，而使用枪或者用枪杀人则是比较“近期”的事情。也就是说，与蛇的对抗和恐惧来源已久，那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远古的敌人。而在天长日久的进化中，蛇也“常伴我们的左右”，相对于枪这种“近期产物”，蛇拥有更为古老的杀人历史，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类的进化，因此而亡的人逐渐减少；而对于闪雷这种不可抗力的自然现象（天气情况可以预知，但是雷电杀人则是不可预知的），人类更多的是无可奈何和不现实感。
但是，更奇怪的事是如果我们在新几内亚高地拿蛇做实验的话，就很难发现人们会抱有同样的对蛇的惊恐。把蛇或蛇的图片拿出来，会惹得成年的新几内亚人发笑。蛇根本吓不倒他们，这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在以前，几乎每一个被测验的对象都会有害怕的反应，为什么在此会不同呢？新几内亚不像纽约城，这儿的蛇非常多，而且还咬死了很多人。甚至还有这么一个记录，在附近的印尼岛上，一条巨蟒咬死了一个14岁的男孩并把他完全吞噬了。按照常理说，如果有人怕蛇的话，那应该是新几内亚人，因为他们还会被蛇咬死。然而他们对其他人对蛇幼稚的、普遍的恐惧感到好笑。
既然说对蛇的恐惧已经刻在了人类的骨子里，那么为什么新几内亚人会成为这样的例外呢？
原来正是因为新几内亚人从小时候起就经常遇到蛇，其中只有1/3有毒。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分辨有危险的和没有危险的蛇，并经常抓无毒的蛇来吃。新几内亚自然主义者了解了如何改变我们对蛇的本能恐惧，以及增强我们的大脑修改程序的能力。
所以，再恐惧的东西，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巧和经验，我们也是可以逐渐淡化本能中的忧虑和惧怕的。
我们不会轻易被网络控制吗：易高估自己的“乌比冈湖效应”
有人说，我们正在被网络控制。或许，许多“网络通”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危言耸听。
网络上丰富的信息不是正在拓展我们的视野吗？我们现在不是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了吗？但是，我们是否思考到：我们是否能把自己掌握的信息深化呢？我们是否能把自己了解到的知识专业化、精细化呢？许多人自以为通过网络就可以变成诸葛亮，自以为掌握了一些散碎片段就可以渊博无比。
《哈佛商业评论》前执行主编尼古拉斯·卡尔在他的畅销书《浅薄》里提出，“互联网正在把我们变成高速数据处理机一样的机器人，失去了以前的大脑。”同时，尼古拉斯·卡尔也提出了他的忧虑。因为网络，我们逐渐远离了深度阅读，我们的思考总是在网络片段式的信息中被切割，他说：“丢掉了《战争与和平》，丢掉了羊皮圣经，丢掉了报纸杂志，丢掉了托尔斯泰心灵的同时，人类正在丢掉的是大脑。”“互联网正在切除我专心和沉思的能力，我的大脑现在期望像网络散布信息那样获取信息——迅速移动的粒子流。以前我像潜水员一样潜入语词的海洋，现在我像是驾驶着水上摩托艇在语词之海的表面飞速移动。”
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人们对于人类与网络之间关系的讨论和争执，就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人类创造了网络，而网络的确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总会对自己有过高的评价，这就好像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自己能力高、条件好，其实事实真相却总有些让人失望。不过，从心理学来说，我们的确是很容易“自欺欺人”，误以为自己有过高的能力或水平，以此来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打击和伤害。这种心理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
就像我们在面对网络的时候，许多人总是自负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网络，从而高估了海量信息的正面能量，也高估了自己的认知水平，也就放弃了对深度思索的渴求，这可能才是网络带来的最大危险。其实，这种自负是互联网带来的更深层的负面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认知都产生了偏差。心理学家列昂罗森布利特和弗兰克凯尔发现，人们常常会受到一种知识幻觉的影响：“将表面的熟悉误认为是深入的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可以获取，这种熟悉的感觉不断增长，而知识的幻觉也不断增长。随时能够获得大量数据也会欺骗我们，让我们将能够迅速获得的知识误认为是我们已经拥有且能够运用的知识。而如果这种幻觉导致我们忽略了对真正知识的获取，我们作为个体将最终变笨。”
所以，许多人似乎都会犯一个自己很难意识到的错误——高估自己的能力。有些人自认为自己能控制局势和状况，有些人自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某些高难度工作，有些人自认为自己有挑选好对象的本钱……过多的“自认为”或许会把我们拉入自恋的陷阱之中。
那么，面对这种难以控制的的网络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
首先，我们不能将网络作为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更为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室内休闲。这样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陶冶性情，同时对身体健康也有有益的。
再者，我们要学会培养自己对网络的使用时间。我们要逐渐控制自己对使用网络的时间长短，不要让自己的过多时间荒废在无用的“休闲”之中。每天给自己订下一个使用电脑的大致时间，比如下班后2、3个小时。可以看电影、可以查资料……不要经常熬夜，伤了身体。
心中不快时爱出口成“脏”：攻击本能需要宣泄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受了委屈而产生愤怒的情绪，往往会脱口出口一些脏话。而这些说脏话的人往往招致众人的鄙视和谴责，这在外人看来，是一种素质不高，语言不文明的行为。说脏话的人在发觉他人的反感后，也会表现出不好意思。
可是如果再遇到不顺，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当内心极度懊恼、生气、压抑、愤怒的时候，我们还会忍不住说一些脏话，把别人数落一番，把不顺的事情抱怨一通。因为咒骂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内心舒服很多，不良的情得到了宣泄。
现代社会讲究文明礼貌，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一些不雅的言行，不能说脏话，不能骂人打架，当然这是值得提倡的。但是从某种角度讲，禁止某些言行，其实也是对人的本能的一种压制。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强调人们都有攻击本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说脏话是人的本能释放，其目的在满足那些被压抑了的攻击愿望。
美国心理学家和脏话专家这样解释：“咒骂是人类的原始本能，甚至是人类灵魂的止疼药，因为咒骂能让我们的脑子自由。”在这个层面上脏话是有其益处的。越愤怒、越压抑就越需要得到顷刻间的发泄。而脏话无疑是最容易实现，起作用最快、最直接的宣泄途径。要宣泄就要表过出来，事实上，人们一直使用不同途径来表现自身对某些人、事的本能不不满。比如瞪眼，通过眼睛表达出愤怒和怨恨；还有人喜欢用唾沫啐人，也是一样道理。
既然说脏话是人的一种本能宣泄，那就不应有男女性别之分，况且女人更容易产生情绪变化，但人们并不是平等地看待说脏话的男人、女人。通常，人们会对说脏话的男人更为宽容，认为他们不拘小节，甚至有男子汉气概。而且也认为男人说脏话的频率要比女性高。
美国语言学家托马斯.穆雷在记录下4000名男女学生的谈话后发现，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说脏话的时间比例一样多。实际上，我们心目中的关于女性不说脏话的观念，只是来自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穿梭于办公室的女白领形象。而在边远的山村或农村，很多妇女甚至可以站到马路上相互对骂，其运用脏话的娴熟程度足以让男人们瞠目结舌，甘拜下风。当然这是不文明的表现，这里只是说明一个事实：女人说脏话的比例并不比男人少。
骂脏话确实是人们的一种本能的发泄，可以起到宣泄情绪的作用。脏话不仅可以满足我们宣泄情绪，还可以代替我们的拳头。有时，我们真想结结实实地把某些人揍上一顿。但事实上，你很少碰过他们，最多也只是骂几句，而且多数还是在背后骂的。这时，这些脏话就代替了你的拳头。
打人，是为了让他痛苦，那么将脏话作为暴力、肮脏的信息、传递给他，不是同样达到伤害他，让他痛苦的目的了吗？于是，通过咒骂的发泄，揍人的愿望消失了。在这个层面上，说脏话也能消弭争斗，否则人们早就鼻青脸肿了。
在某些特殊的场合，说脏话能帮助我们更快地融入团体。刚步入工作岗位的人，为了与同事、上级搞好关系，难免要参加应酬。这时我们就不得不试着融入他们，哪怕是喝着难辛辣的酒，时不时地说几句粗口。如果在场的每个人都在说脏话，只有你也说出几句粗口，似乎才能表明你是“他们的人”，使你们之间的谈话更加融洽，拉平彼此之间的心理鸿沟，瞬间形成轻松愉快的氛围。
尽管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就被教育成做一个文明礼貌、不说脏话的好孩子，但我们却贸然不能根除这种顽症。这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说脏话有着一定的程度的益处。可以让我们表达愤怒、宣泄情绪、抵抗伤害，同时也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力量。因此，我们不必苛求自己事事都做到完美，就算偶尔我们会说出一两句脏话，也不必心存芥蒂、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