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写道：“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但它几乎不能够买任何东西……相反，一块钻石有很小的使用价值，但是通过交换可以得到大量的其他商品。”所以，一块小小的石头是比有用的水更显价值。
许多时候，我们的认知会很直白和想当然而，但是社会和世界上的真相却往往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人内心的想法很微妙，我们的实际行动有可能是错的，也有可能的是对的，但是，从本质上它都来源于我们的认知，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丰富、更新、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
2012的恐慌：被“投射”的灾难
电影《2012》的情节设置是——2012年12月，地球各地突然出现极其反常的气候变化，由于这一切与已经消失的玛雅文明里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不谋而合，根据玛雅文明中的预言，2012年的12月21日，末日将会到来，世界将会陷入永无止境的黑暗，而滔天的洪水会湮没整个地球。全球人类的恐慌、骚乱在各地时有发生……
而观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被那惊心动魄的“真实”场景所震撼。然而，一种悄然的恐惧感似乎也开始在人群之中流窜，让人们总是觉得自己能够在某些天灾人祸后面看到“2012”的“伟大预言”。于是，人们震惊之余，又挖出了一系列似乎能证明“世界末日”的“真实证据”，然后，大家都恐慌着，或者说是悄无声息地担忧着。
于是，许多人开始在猜测：汶川地震，成了2012的前兆；天坑出现，成了2012的前兆；日本地震，还是2012的前兆。有心人士甚至还拿着海啸中的巨大漩涡和《2012》的场景做了对比，也有传言黄石公园即将喷发，美国大半国土或将覆盖，一群人鼓吹着世界末日就快要到了，大家应该时行乐！
我们会按照以往所积累的经验和认知推断出“2012”的灾难性后果，即我们会在脑中自行预测世界末日时的地震、火山喷发、地坑塌陷等等“后果”。然而，当这种“后果”发生在现实中时，我们的脑中就会出现这样的因果关系：因为“世界末日会发生灾难性场景”，所以“发生灾难性场景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世界末日”。当这一连串的“投射”效应出现时，我们更加肯定自己的观点，稳固我们的“自以为正确的推论”
可是，一连串的灾难中，我们有没有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初没有让“玛雅人的预言”的广为流传，我们甚至不知道“2012”这回事，我们还会为世界末日忧心忡忡吗？我们还会认为这些灾难是世界末日的前兆吗？就像当年的马尔代夫海啸一样，有谁在当时大肆“忽悠”着世界末日的言论吗？
也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有了“2012”的这支观点“笔”，就会在观测和判断我们所遇到的事物的过程中，涂上这种观点色彩。只要我们自己把这种想法和事件做了某种观念上的联系，就会无意识地自发去寻找所谓的能够证明自己观念的“证据”。但是，我们自己却无法意识到，这种所谓的“证据”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就好像喜欢灵异事物的人，见到什么难以解释的现象时都会觉得是诡异事件。因为他的观点和想法和观测分析事物的方式是“灵异”的，那么，那些“不可知的迷”就成了证明其观点的最好证据。这可以说是人的一种投射心理，“投射”一词在心理学上是指个人将自己的思想、态度、愿望、情绪、性格等个性特征，不自觉地反应于外界事物或者他人的一种心理作用，也就是个人的人格结构对感知、组织以及解释环境的方式发生影响的过程。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仅只是这一个“2012”投射问题。当我们以自己的“有色眼光”去看待别人的时候，内心狡诈的人在我们的眼中也会是圣人，而天真纯良的人也可能被我们误解是坏蛋。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世界是时时刻刻在发展变化的，如果用“刻舟求剑”的办法处理问题就会是落后的、要闹笑话的，最终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再次，要多方位、多角度观察社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有观察多了，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对事物进行认识。其次，以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事，不要以自己的初步判定和刻板印象来分析他们。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人或事的时候，首先要有大系统思维观，切忌单线条或者直线思维，要考虑事情原因和结果的多样性、复杂性，而不是“一个事物、一种现象、一个结果”，要建立多原因、多结果论。
网络论“吃人”：四种评论角色
一个名为“爱是辣舞”的网民曾经发布过一些关于“吃人宴”（其实就是男女围坐食用人形蛋糕）的照片，并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评论，但是，他的这些评论立刻在网络上激起了千层浪，引发了一场“吃人宴”是否变态的争议。
爱是辣舞：他们吃人没有？吃的是做成人体模型的食品……属猪的吃猪肉就是吃自己吗？属鸡的吃鸡肉就是吃自己吗？吃动物饼干就是吃动物吗？下象棋吃了一个“卒”就算是吃人吗？吃了做成人形的食品就叫吃人，就叫变态吗？
xiaohonmei：太残忍了！我不喜欢！人是不可以这样的！
无缘无怨：也没什么不好，毕竟不是真人嘛，都是蛋糕。而且这也只是一种商业精神，它吸引人就行了。
白色恐怖：没啥想法，反正不关我的事，大家也别争了，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争来争去也没用。
像这个样子，当一个意见、观点或者问题被提出的时候，在这种群体动态形式中，我们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而不同的反应正好又对等了我们不同的心理角色和性格特点。而这样的语言表达看似平常，实则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接触过辩论，这种在是与非之间的摩擦和对比，其实，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大辩论，同时，我们也在这场辩论中寻找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立场。
发帖者“爱是辣舞”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发起者”，即总是喜欢提出一些新主意、新计划，同时还会使用新方式行动的人。这类人总是会主动提出一些新奇有趣的观点，并且都自己充满了信心。他们很可能是一场活动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
“xiaohonmei”作为发起者的对立人物，则是典型的“拦截者”。和发起者正好相反，拦截者会用一些更为保守、无趣的观点来阻止我们的尝试和冒险。乍一看，这个角色很不讨人喜欢，但是，在决策过程中，他却是保持冷静和平衡的主力选手。
如果只是有发起者和拦截者两种角色，就很容易让人处于一种矛盾和冲突的僵化境况中，所以，“无缘无怨”作为“支持者”，他可以选择自己支持的对象和观点，或者发起者或者拦截者。
但是，这样的三方对峙似乎还是处于一种失衡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像“白色恐怖”那样处于中立地位的“旁观者”就可能会给出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发起者、拦截者、支持者、旁观者，对于这四种角色，我们要怎样正确地处理其中的关系，并善加利用呢？
首先，我们也要学习支持者的立场分明，培养自己的鲜明意识，不要对提出的概念含混不清，要对事物有自己的区分和情感归类，但是也要尽量避免过于极端的观念传达，不要把事物过分地打入到非此即彼的误区中。同时，观念和想法要以旁观者的公正客观性为主，但不要流于冷漠。
同时，在这四种角色中，活动做多的恐怕要属发动者和拦截者，他们或许总是会在一个新观点或者行动上发生争执。这时，我们更多的要发挥前者的创造力和无限精力，克制自己对于新事物可能会表现出的过分乐观；同时，像后者那样能够保持冷静和质疑，看到问题中的隐患，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因为过于保守而让自己有所禁锢。
记忆强弱并非天生：大脑信息容量无差别
我们常听人说：“我的记性真差”、“我对数字真是无可奈何，朋友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仅有一面之缘的朋友的名字和长相，我老是记不住”等等。我们无法记住数字，无法记住朋友长相，是不是就是记忆力不好呢？还是我们只是我们记忆的方式不对？
爱因斯坦是20世纪举世公认的科学巨匠。他死后，科学家对他的大脑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他的大脑无论是体积、重量、构造，还是细胞、组织，与同龄的其他任何人都一样，没有区别。这充分说明，爱因斯坦成功的“秘诀”，并不在于他的大脑与众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于超越平常人的勤奋和努力以及为科学事业而忘我牺牲的精神。
正如《美国心理学会年度报告》中指出的：任何一个大脑健康的人与任何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据研究记忆力的阿诺欣教授和劳金茨科克教授说，我们脑子的容量非常之大，几乎对进来的信息全部都能收容下来。人的大脑却是一个“超级内存”，像一座望不到边的金矿，可以供无限开采。至今为止这座金矿被我们开采得太少了。世界著名的控制论专家维纳说：每一个人，即便是做出了辉煌创造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他自己大脑的潜能还不到百亿分之一。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效率最高的信息处理系统。别看它的重量只有1400克左右，其中却包含着一百多亿个神经元；在这些神经元的周围还有一千多亿个胶质细胞。大脑的存储量大得惊人，在从出生到老年的漫长岁月中，每秒钟大脑足以记录1000个信息单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记住从小到大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所以，我们并不用担心我们大脑内存不足而导致记忆力不如人。记忆的强弱也并非天生的，它是可以随着训练和掌握好的记忆技巧和方法而提高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伍德华司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要学得正确的记忆方法，就能够提高记忆力。
他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些人分成记忆相仿的两组，让第一组人只依赖简单的背诵方式去完成一个记忆任务，而让另一组人先接受记忆方法的训练，再完成与第一组同样的记忆任务，结果掌握正确记忆方法的一组，效果远比另一组好得多。因此，在记忆中，既要花工夫苦练，又要找窍门、摸规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世界著名的记忆大师哈利·罗莱因说：“记忆方法是任何人都完全能够掌握的。记忆力的强弱并非天生的，它是可以随着训练和掌握好的记忆技巧和方法而提高的。”许多人在剧场和电视节目中看到过在记忆方面所表现出超级能力的人，都对记忆的神秘莫测感到惊讶。其实经过训练，我们也能拥有超级记忆力。
记忆力的训练，有很多途径和诀窍，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记忆模式来提升记忆力。但是有一点最重要，就是抱着能够记忆的自信与决心。若是没有这种自信，脑细胞的活动将会受到抑制，脑细胞的活动一旦受到抑制，记忆力便会迟钝。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心理学上得到证明。在心理学上，将这种情形称为“抑制效果”。一般的反应过程是：没有自信，脑细胞的活动受到抑制，无法记忆，更缺乏自信，最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通过以上的实验和分析，我们应该明白，与其说记忆力不好是脑力衰退的原因，不如说那是自信心不足犯的错。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和努力，说不定一点都不比爱因斯坦差呢。
团体中个人意识的淡化：“去个性化”心理
有些人天性内向，但在一些情况却显得比平时外向的人更疯狂，我们通常说他们两极分化，其实，这其中还存在鲜为人知的心理效应。
小张性格内向、羞于在人前讲话，更不善于唱歌，在KTV的时候也几乎从来都只做听众。但是，奇怪的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小张却特别积极，和台下的观众一起，跟着台上的明星的节拍，唱得不亦乐乎。相似的情况，看体育比赛的时候，不爱踢球的小张也很High，和大家一起使劲为运动员们呐喊助威。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状况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当人把自己埋没于团体之中时，个人意识会变得非常淡薄。心理学将这种现象称为“去个性化”。个人意识变淡薄之后，就不会注意到周围有人在看着自己，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反正周围也没有人认识自己，也没有人际关系的束缚。巨大的开放感让害羞的人的欲求进一步增长，因此在这种场合下也会大声唱歌、高声呐喊助威。而大声喊叫出来，也是一种释放精神压力的方法，可以使人心情舒畅，所以有些平时不爱说话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会越唱越上瘾、越喊越大声。
但是，这种“去个性化”的状态持续发展下去，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当人的自我意识过于淡薄时，就会开始感觉什么事好像都不是自己做的。比如狂热的足球迷，如果自我意识过于淡薄，就可能发展成危害社会的“足球流氓”。
为了研究“去个性化”带来的影响，心理学家金巴尔德曾以女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一项恐怖的实验。他让参加实验的女大学生对犯错的人进行惩罚。这些女大学生被分为两组，一组人则被蒙住头，别人看不到她们的脸，而另一组人胸前挂着自己的名字。由工作人员扮成犯错的人后，心理学家请参加实验的女大学生发出指示，让她们对犯错的人进行惩罚，惩罚的方法是电击。实验结果表明，蒙着头的那一组人，电击犯错者的时间更长。由此可见，有时，“去个性化”会让人变得更冷酷。
当然，“去个性化”并不会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导致人丧失社会性和冷漠。在保持着社会性的团体中，“去个性化”也很难使人做出反社会的行为。所以，当平时安静的朋友，在演唱会中高声喊叫时，我们也大可不必去阻止他。
视而不见：认知资源有极限
注意力也是一种资源，每个人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在某一个地方分配多了，就可能导致另一方面的缺失。这也是很多交通事故产生的原因。
尽管在驾车的同时接打电话有时是一件无法拒绝的事情，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绝对是危险的事情。在开车的同时使用电话使得司机对周围情况信息的掌握减少了，无论是对交通信号灯还是对其他意外情况的反应都会变慢。试想，如果出现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例如，突然出现在马路上的小孩，由于你在使用电话而使刹车慢了一点点，那将是一种什么后果。广泛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开车的时候使用电话是很危险的事情，它造成事故的影响绝不亚于醉酒驾车。
为什么驾车接打电话会这么危险？
我们每天花很多注意力去观察周围事物。而注意力和认知资源是有界限的。一旦某种复杂活动超过认知容量的最大限度，人们就无法完成原有任务。行动的结果本质上取决于认知资源消耗的多少——耗费的越多，任务完成的质量就越差。所以，如果认知资源不足时，我们很可能就会对周围情况“视而不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恩斯与他的同事伊迪丝·费希尔、托尼·普赖斯，使用飞行模拟装置在飞行员信息显示技术领域引领了一项先锋研究，为“视而不见”提供了另一项重要证据。
海恩斯和他的同事把研究对象集中在商业航线中驾驶波音727的飞行员上，并且都是航行超过1000小时以上的大副或是机长，绝对称得上是“飞行专家”。在实验中，所有飞行员首先必须通过训练课程，学习利用飞行模拟装置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着陆。在飞行员熟练操控这种飞行模拟装置后，海恩斯会在着陆程序中安排一些意外情况，例如在着陆的跑道上放置大型飞机来干扰飞行员的正常着陆。但是实验的结果却显示，这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经常看不见跑道上的海恩斯设置的障碍物。
海恩斯设计的飞行模拟装置及头盔式显示器并没有人为地加入影响飞行员对跑道情况的判断的干扰因素。飞行模拟装置极大地简化了真实的操作程序，使得飞行员在模拟装置上获得相关信息的速度要比真实情况更快，作出各种判断所需的时间也更短。但是，在这种比实际驾驶更为简单的操作任务中，这些优秀的飞行精英们也经常“看不见”那些预料之外的事物。这也就是为什么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仍然事故频发。
飞机在着陆过程中与跑道上的其他物体相撞是非常常见的飞机事故，海恩斯称之为“跑道侵袭”（runway incursions）。根据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跑道侵袭”属于飞行员的过失。这种跑道侵袭事故之前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当突然闯入跑道时，便需要侵占飞行员的一部分认知资源，这时候飞行员要么来不及注意，要么分散了驾驶的注意力而导致着陆事故。
由此看来，也就不难理解驾车接打电话的危险性了。我们把部分注意力和认知资源放在电话聊天上，自然就更容易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一旦有人或物突然进入我们的驾驶路面，等我们看见的时候，很可能便来不及应对了。
不过，有趣的是，与开车时打电话聊天相比，仅仅与同车的人说话对安全的影响要小得多。
原因在于：首先，与同车的人聊天可以更容易听见他人说话的声音，也更容易理解说话的内容，这要比打电话轻松得多；其次，车里的同行者本身也提供了一双可以观察周围其他情况的眼睛，其提供的安全系数要远远高于电话另一边的那个人；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原因，来自于很多学者所说的“社交需求”。
所以，如果开车一直不讲话，对我们是太严苛的要求，那么请选择和车上的人聊天代替电话聊天，毕竟安全问题才是首要的。能兼顾安全又能满足社交需求，那就再好不过了。
杨百翰的视觉观察实验：放弃是天性
沃尔夫博士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在波士顿的杨百翰“视觉观察力实验室”和“女子医院”，让参加实验的志愿者观察几千张图片。他们把每一张图像放在十分繁杂的背景之下，然后再让志愿者说明自己是否有看到某一件工具，比如锤子或者扳手。
实验中，当某一工具多次出现时，志愿者的辨识就相对偏高，错误率仅7%；但是，当某工具出现次数很少，如1次的时候，那么，志愿者对此工具的辨识就会直线下降，错误率上升为30%。
从这个实验以及其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天生——或者说我们的身体就——在遇到阻碍时更加倾向于放弃，以使自己少走弯路。
这个实验其实表明了我们的一种“退出门槛”心理。即我们的努力如果在特定时间里无法实现，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放弃。正如实验中的志愿者在面对出现次数较少的工具时，几乎会很快地承认自己无法找到，从而更倾向于加快自己的放弃速度，压缩自己能够忍受的退出时间。
钱穆先生在《德行》中提到，人生到这世界来，一张眼，五光十色，斑驳迷离，我们该首先懂得什么要得，什么要不得。其次，要得的便要，要不得的便不要。概括地说，也就是既要学会获取，同时又要懂得舍弃。“舍得”，有舍便有得，收放自如，人生才能平衡。
说到放弃，总是有人不屑一顾。我们不是从小就被教育，做事要坚持，要有毅力和恒心。但是，毅力、恒心却和过分执著不是一回事，很多人在追求的道路上逐渐地迷失了自我，固执地将“我想做什么”转变为“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从而让理想与追求反成为一种负担。人们常说：“举得起、放得下的是举重，举得起、放不下的叫做负重。”放弃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的人生之路也可以变得轻松和愉快。生活有时会逼迫我们不得不交出权力，不得不放走机遇。然而，有时放弃并不意味着失去，反而可能因此获得。
其实，生命如舟，生命之舟载不动太多的物欲和虚荣，要想使之在抵达彼岸前不在中途搁浅或沉没，就必须轻载，只取需要的东西，把那些应该放下的“包袱”果断地放下。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东西都能得到，总有需要放弃的东西。不会放弃，就会变得极端贪婪，结果什么东西都得不到。
同时，人生在世，有许多东西是需要不断放弃的。在仕途中，放弃对权力的追逐，随遇而安，得到的是宁静与淡泊；在淘金的过程中，放弃对金钱无止境的掠夺，得到的是安心和快乐。苦苦地挽留夕阳，是傻人；久久地感伤春光，是蠢人。什么也不放弃的人，往往会失去更珍贵的东西。今天的放弃，是为了明天的得到。
许多人做事总是把眼前利益看得很重，结果反而失去了长远的利益。但是，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这是成功者最大的特征。我们不要单纯为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心动，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抵制一时的诱惑，要有“舍卒保车”的变通意识，因为，能够透过诱惑看到长远利益的人，才是成功的人。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有所放弃。
无人察觉的名人小提琴曲：小心价值归因
在一本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2007年1月的一个清晨，在美国华盛顿的朗方广场地铁战里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处于上班高峰期的时刻，一位穿着平常、长相更为平常的男士正在进行小提琴演奏。地铁里的乘客来去匆匆，很少有人会在人流之中停下脚步来欣赏一下这动听的音乐。
其实，这是《华盛顿邮报》正在进行的一个现场研究项目。而正在进行演奏的平常男子则是当今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之一——约夏·贝尔，同时，他所使用的小提琴则是价值350万美元的“斯特拉瓦里”，他所演奏的曲目更是以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开始，这曲目相当具有挑战性。
然而，就是这么一系列优秀的组合，却因为演奏者不是西装革履而是服饰普通，演奏地点不是顶级音乐厅而是地铁站。所以，最后被测试触的结果竟然是：1097位乘客从这位世界顶级小提琴演奏家的身旁经过，然而只有一位男士听了一会儿，两个孩子望去了几眼，只有一位女士终于认出了对方是贝尔，显然，她是相当吃惊的。
为什么我们多数人会觉得森马、美特斯邦威的T恤就一定比街上小摊的质量好、款式强？为什么许多人会认为香奈儿香水就一定比普通精品店里的香水味道更加的优雅迷人？
事实真的如此吗？这样的认知是百分百的正确吗？我们的“心”有没有对我们撒谎呢？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掉进了一个自己编织的陷阱而不自知！
也许有很多人说，之所以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位大师，是因为大家都要赶车而无暇顾及。但是，现场也出现了很多的提示性信息，比如，有很多的新闻记者在拍照，也有一些人知道贝尔是为大师。但是，大家并没有忙里偷闲驻足停留，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穿着正式的服装，也没有站在舞台上，就像是一个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一样，而且，大师的装扮也不过是街头流浪艺人的样子，所以，他的音乐听起来虽然不错，但是在人们的耳中也仅仅限于“不错”。所以，地铁乘客也在不自知的情况之下对他进行了价值判断，他们将普通的穿着、平常的地点强加到了音乐质量上，乃至于大多数人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和不错的音乐。
而这种心理现象，我们称之为“价值归因”。价值归因是指我们基于对某人或者某事的感知价值，而不是客观数据，为其灌注某些特性的倾向。价值归因在我们的心中扮演着心理捷径的角色。即当我们遇到一样新鲜事物的时候，我们会自发自觉地为其进行形象设定和价值定位，赋予对方人、物相应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其实是我们强加给对方，而非对方的真实本质。
那么，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留意自己对别人不合理的价值归因，但是，同时，我们更要学会怎样利用别人的价值归因来增加自身的“价值”。
首先，如果要打造我们的品牌，那么首先就要有“质量保障”，即“包装”和“品质”。也就是说，在加强精神面貌的时候，更要培养自己优秀的才干品德。建立了个人品牌，就说明我们要在做事态度和工作能力上加强保证，为自己和别人创造更大的价值，给人带来信任感。再者，品牌形成是一个慢慢培养和积累的过程，不是自封的，而要经过别人检验、认可才能形成。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塑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即我们的德行、个性和魅力，让别人一提到“三好青年”“三好丈夫”“三好妻子”等就会在第一时刻想起我们。只有“品牌”打造得够强、含金量够高，我们才有资格做别人眼中的“与众不同的第一名”。比如在工作上，我们可以给人一种干练、强悍、敬业、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擅长财务管理等印象，从而打造出我们的“品牌”，成为别人和我们接触时的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