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百年清华给青少年讲述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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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将根基扎于磐石之上(1)

人立足于世的根本是什么?这是所有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因为人必须为自身的生存找到凭借和依据。冯友兰先生说“累是累点,不以为苦”,朱自清先生说“各凭良心”,这两条可以视为清华对此问题的答案。敬业是最朴实的智慧,良心是最根本的生存法则,只有凭借这两点,才能将人生大厦的根基打牢。

最后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大放光彩

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先生做学问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晚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著书立说上。女儿宗璞在回忆父亲时说道:

1980年,我的父亲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视力很弱,身边的人都无法看清。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之外,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大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研究的结果。

父亲在最后十年的生命中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他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有朋友来探望时,看到他老人家很累,便规劝:“能不能不要写了?”父亲微叹道:“累是累点,可是我并不以为苦,这是欲罢不能。我想,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除此之外,我父亲的专注和执著更让人感动。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均需人帮助;咀嚼也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有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当时,我为这句话大恸不已,现在想来,那时境的父亲确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而精神上却是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他最后的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这句话是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

父亲久病后,偶然颤巍巍地站立,让人想起风烛残年这几个字。烛火在风中摇曳,可以随时熄灭,但父亲的精神之火却是不会熄灭的。他是那样顽强、坚韧,那样丰富,不燃尽生命的脂膏他绝不离去——只为,他那么钟爱的事业。

点石成金: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冯友兰的这种敬业尽责、为追求真理鞠躬尽瘁的精神的确可叹亦可敬。“敬业”和“尽责”是最朴实的智慧,它能够帮助青少年朋友琢磨自己的品格,激励你永不停歇地学习功课、探索真知。你只有现在就做到这一点,将来才能成为社会的脊梁。

朱自清:要挤出棉袄里的“怕”来

1926年3月18日,北大、清华等校的学生和全国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会后,集会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但却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杀。这一天,朱自清和清华同学也一同参加了集会、游行和请愿,并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惨剧,目睹了这场大屠杀。事后他愤慨而又忠实地写下了《哀韦杰三君》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两篇文章,记述了这一惨案的全过程,揭露和控诉了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文中愤怒斥责:“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他对学生们的英勇行为则表达了真正的钦佩之情。

朱自清在赞扬别人勇敢的同时,也真诚地解剖了自己。他说:“我想,人处于这样的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态转变成兴奋的心态,才是真正能救人的人。我呢,这次是因为怕而变得木木然,实在是很可耻,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量逐渐增强!”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怕”的,也不曾为自己这种“怕”寻找任何开脱的理由,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种怕“实在是可耻的”。这种老实态度,正是他为人诚朴正直的地方,也是他一生中一个突出的特点,而且他一辈子都以此为做人的原则。

点石成金: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没有经过反省的生命,是不值得活下去的。”其实,犯了错误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即使像朱自清这样留名青史的伟大学者和作家也曾在强权的面前“怕”过,那么处在成长期、身心还没有发育成熟的青少年在生活中犯些错误就更加难免了。问题的关键是,当你犯了错误之后,你有没有像朱自清那样自我解剖和承认错误的勇气。如果有,那么你与大人物的距离就缩短了。

陈寅恪:闲不住的“自圣狂”

清华大学校内的林荫道上,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时会见到一个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腋下夹着一个布包的人。不认识他的人,可能会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到清华来送书的书店老板。这个人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陈寅恪。

抗战结束后清华大学恢复正常的教学,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来看望陈寅恪,见他体弱多病、双目失明,便劝他暂时不要开课,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陈寅恪马上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陈寅恪一生都是这样。他的教学水平是相当高的,例如他讲授晋、南北朝、唐史几十次,但每次的内容都有新的,侧重也并不完全相同。他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一丝不苟,哪怕是一个字的错误也从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他都感到极其劳累。

陈寅恪总是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平常之事,这就是“怎能不干活”的深刻含义。在1929年5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中,他写道: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点石成金:

很多人都渴望闲,渴望舒适和安逸,但是舒适和安逸能否带来人生的真正幸福?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故事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渴望闲”和“闲不住”是做人的两种不同的境界。“渴望闲”是庸人的境界,庸人的人生被浪费、被虚度,活过与没活过没有区别。“闲不住”是高人的境界,高人的人生被珍视、被充实,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青少年朋友的人生刚刚开始,做哪一种人,你可以自己选择。

赵元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27年春天,赵元任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当时经常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当地的吴语方言。总是一天跑好几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从无锡赶火车去苏州,但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赵元任由于过度疲劳,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多一些时间用来休息,但他却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在那次调查吴语的行动中,他不辞劳苦,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结束调查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必须采用国际音标,但是由于当时的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本书的出版,为研究吴语和方言做出了极为可贵的贡献,赵元任也由此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点石成金:

如果有人没有看过某本书就对它发表评论,那么你肯定不会相信和赞同他的观点。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对某个问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就轻率地得出某种结论,那么你的结论一定也没有说服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道理很好理解,但真正不辞辛苦、排除万难地做到却很难。在这方面,清华大学的语言学专家赵元任先生显然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的这种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值得青少年朋友们学习。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

1929年,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不幸身患重病,请了西医来诊治,效果并不是很好。他的入室弟子谢国桢看到老师病情日渐加重,就将自己弟弟的岳父——驰名中华的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引荐前来为他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治两次后,便改为由谢国桢用信详细描述梁启超的病情,用通信的方式互相联系,再由萧先生开处方对症下药。经过萧先生的精心治疗,梁启超的病情大为好转。正当家人亲友松了一口气时,梁启超的病情却突然出现反复、再次加重,主要原因是他丝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依然日夜苦读、忧国忧民。

情急之下,谢国桢再次将老师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萧龙友。这位老中医非常重视,马上回信说,要想治好梁启超的病并不难,俗话说“三分看病七分养”,光靠药力是没有用的,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必须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更应禁止。不然,即使是扁鹊再生,怕也是无能为力了。

谢国桢将这封言辞恳切的信送给老师看,满心希望梁启超能听从医生的劝告,放下书本,积极治疗。没有想到,梁启超看完信后,不但没有采纳老中医的意见,还气宇昂扬地说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简简单单的一句,听得谢国桢目瞪口呆,连连叹气。对此,老中医也深感无可奈何。

此后,梁启超依然抱病读书治学,关心家国大事,劳心劳力,常常读书著书到深夜,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弱了。不久之后,梁启超——这位信奉应该像死在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北京与世长辞,死在他毕生致力的学术研究上。

点石成金:

也许只有读了梁启超为学术和国家“死而后已”的故事,我们才真正明白,《后汉书》中讲到的那种“马革裹尸”的悲壮绝不仅仅限于沙场。三尺讲坛之上,大师和学者的信念之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此种豪情壮志。“世界上一定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当你有一天,真正对某种事物产生了至死不渝的热情之后,你就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