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评传于谦（1398—1457）
英雄写诗明志，诗与英雄一同名垂千古。于谦就和“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起清白人间了，所以赢得张廷玉对他最是激动人心的赞美：“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他也配得上这个评价。作为一名文弱书生，于谦在大明朝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扛起了万里江山，这份胆识与责任感足以与日月争辉。
于谦是借着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走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就在那一年，英宗皇帝朱祁镇被瓦剌部落的也先俘虏。面对这一场惊魂事件，朝内群臣们都乱了方寸，只是“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谁也不能想出一条良策，有些大臣甚至提出要迁都南京，以避灾祸。幸亏时任兵部侍郎代理部事的于谦坚决反对，并主张马上召集军队，誓死保卫京师。
他首先拥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即是景帝，从而统一了朝政号令，使得动乱的局面渐渐稳定。于是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开始着手北京的防卫工作。他征集粮饷，任用贤能的将领，增强城防。总之，在于谦的筹划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北京城准备好了，于谦也准备好了。而也先怀揣的却是另一番心思，他以为捉住了朱祁镇，就可以奇货可居，于是用要挟的手段逼明朝议和。看看宋朝的历史就会知道，被动议和意味着什么，就是受制于人，就是要年年给人家好处。于谦看透也先的野心，于是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孟子的话经于谦之口，是掷地有声，粉碎了也先的白日梦，也为自己种下了灾祸。
也先无计可施，决定对北京进行大举进攻。面对瓦剌的大兵压境，于谦身先士卒，身披甲胄，临阵督战，并下令将九门全部关闭，规定：“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他以忠义报国的道理晓谕众将士，泪流满面，慷慨激昂，士兵士气高涨，誓与北京共存亡。
结果可想而知，也先敢犯“强汉”，虽不至于“虽远必诛”的地步，但也在大明军民的共同抵御下，落得个惨败的下场。他带领军队，拥着明英宗仓皇出逃，于谦派兵追击，结果途中又大败瓦剌。是为“北京保卫战”。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确保了都城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也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于谦的功劳。他乃一介书生，竟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且能“挽狂澜于既倒”，从中可见中国读书人的绝好品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有此精忠报国之人，国家何愁不兴旺发达。
只是世事终究难料，风云突变间，已换了人间。而于谦，这一代文臣武将，却以不世之功，死在王朝政治的刀锋之下。
英宗朱祁镇被俘一年之后，也先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失败，使得英宗失去了利用价值，成了也先的一个包袱，于是也先迫不及待地想将其送还。
这就遭遇了一个尴尬局面，如果朱祁镇回来，这朱祁钰哪里放。宋朝的高宗赵构想到了这一点，因此岳飞没能迎回徽钦二宗，反送了自己的性命。此时朱祁钰也面临了这一抉择，但他毕竟不是赵构，在大臣们坚持要迎回英宗时，于谦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固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因此景帝疑虑顿消。其实于谦对迎回景帝朱祁镇是否会夺皇位的问题并不十分关心，他说 “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意思就是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对天下社稷有益就可以。因此他对朱祁镇被迎回之后的政治斗争显得很平淡。
可惜的是，虽然于谦不关心当朝的政治争斗，但是其他人的权力意识很强，朱祁镇回到皇宫后被软禁在南宫，这前后的落差也确实让人难以承受，待时机成熟时，他还是从那位同父异母的弟弟那里夺回了皇位，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夺门之变”。于谦还没来得及对这件大事作出反应，就已经被朱祁镇下令逮捕，不久这位功臣以谋逆罪被处以极刑，于谦的党人也一一被杀、谪戍、罢官。
就在山明水秀的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三台山下，绿荫中肃然矗立着一座石砌的陵墓。那里沉睡着这位忠心义烈、功不可没的英雄于谦，真正是青山绿水伴忠骨，一身清白在人间。
【名家巡礼】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康熙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后加太保。曾先后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总纂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