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眼中的辛弃疾（1140—1207）
辛弃疾年老的时候还记得他率领五十多人追击叛徒袭击金营的事情，他身边士兵刚将敌人挑落马下，还没来得及欢呼一声就被身后的弩箭射倒了。每个人身上的战甲已经破碎不堪，殷红的鲜血将白色的里衬染成了红色，让人分不清哪里是血迹，哪里是战袍的本色。弓箭早已折断，钢刀也已经砍钝，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显露出刀刻般的坚毅。就是这种坚毅使得他们把叛徒张安国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
骆玉明说，戎马生涯的经历是辛弃疾区别于一般作家的地方。这使得辛弃疾首先是一个爱国志士，然后才是一个词人，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因而他的爱国词最自然真切。
不同于同时代的爱国词人陆游，辛弃疾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也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强烈得多，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儒家似的纯正。骆玉明认为辛弃疾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
这与辛弃疾的生活背景有关。他出生时北方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很长时间了。他的祖父辛赞还在金国任职，但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同时，辛弃疾也目睹着汉人在外族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在此时的北方长大，他也较少受到儒家循规蹈矩的传统教育的熏染，因此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22岁的辛弃疾便聚众两千多人树起抗金大旗。不久，他率部归耿京义军，并力劝耿京归宋，以图恢复中原。1162年，辛弃疾奉命南渡，联系义军的归宋问题。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说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已经率部投金，恼怒之余便率领五十余名骑兵，奇袭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辛弃疾这一惊人的勇气，使他名重一时。归宋之后，高宗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
在南方，辛弃疾认识了朝廷的怯懦和畏缩，这使他的一腔热血化作哀愁。初来南方，高宗
赞许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他就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如《美芹十论》、《九议》等。这些都深受南宋人们的称赞，广为传诵，更让辛弃疾热血沸腾。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是不相符的。岁月流逝、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我们的英雄词人内心却越感压抑与痛苦。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辛弃疾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著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不出所料，辛弃疾42岁时，便因受到恶意弹劾而被罢官。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满腹的救国抱负不能实现，古今也许只有酒是不混浊的，是清净的，只有喝醉了酒，才能万事皆休，所以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他曾下决心戒酒，但半途而废。他的饮酒词写得深刻，极富生活气息。有一首酒后诗名垂千古，这就是《破阵子》。
可怜白发生，识尽家国愁滋味，这种种的感受交织，化为悲怆洒满天空。当年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如今已是两鬓微霜，从爱上层楼到如今见一叶而知秋，时间教会了他很多东西。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是他难以忍受的。“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中说辛弃疾由此而作的词悲壮沉郁，如日落时两军生死鏖战，纵是不悦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虽然辛弃疾屡受排挤，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家命运，陈述恢复大业，批判投降苟合势力，努力实现自己的英雄志向。天意往往是捉弄人的，1207年的秋天，朝廷又来诏命，要他出来任职。可68岁的辛弃疾已经卧病在床，力不从心了，只是在他听完诏书后，心又剧烈地跳动了起来，想起年轻时在义军中的战斗生活，想起在枪林箭雨之中的冲杀，是多么的淋漓畅快啊！ “杀贼！杀贼！杀贼！”他戎马舞剑喊了起来。
【名家巡礼】
骆玉明，1951年出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主要著作有：《徐文长评传》（骆玉明、贺圣遂著）、《南北朝文学》（骆玉明、张宗原著）、《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中国文学史三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三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