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眼中的韩愈（768—824）
韩愈，这位唐宋八大家之首，经历一生坎坷，但始终刚正不阿，满怀壮志。苏轼曾评价他云：“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对他是赞赏有加。
韩愈出生在“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五年，自幼失去父母，由嫂嫂带大的，童年生活尽管困苦，但是他自幼聪颖，博览群书，命运似乎真要他坎坷多舛，他想考取进士，但由于当时政治黑暗，他又不懂人情世故，直到第四次参考，才以十三名登科，从此开始了更加坎坷的仕途生活：由于他的忠心耿直，屡受嫉贤者的排挤，使得他几次遭贬。
最能体现韩愈“忠犯人主之怒”的是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他的上书。唐宪宗曾派人去把释迦牟尼佛的一节指骨迎接到宫中来供养，弄得劳民伤财。韩愈就写了一道奏章来劝阻。唐宪宗大为恼火，要杀掉他，因宰相和其他大臣等出来替他说情，才把他降职，贬到潮州（在今广东省内）。他正直的性格容不得他思考上疏的后果。
被贬路上英雄凄苦激愤，不时北望秦关汉宫，难舍地走上了不知何时是归期的路。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可是这次却改变了一个地区的文明风貌。潮州文化自此生根发芽。
峰悬驿路残云断， 海浸城根老叶秋。
一昔瘴烟风卷尽， 月明初上浪西楼。
韩愈在路上用诗句道来，可见他谪居南下的道路同样并不好走，一路走过多少崎岖盘山路。唐朝的潮水拍打着潮州的城根，韩愈登上潮州浪西楼远眺，只见那城墙上的枯干老树，萧飒秋风起，能不触目感伤吗？再联系一下韩愈的出判京城南下潮州驿路上赠侄湘子的诗句：“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一出唐朝版的屈原投汨罗悲壮史诗即将上演。只是韩愈先生虽失意，却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道济天下之溺。在治潮期间，尽心尽力，劝课农桑，为铲除潮州的鳄鱼害民之患。一日，他巡视乡间的时候，见一老农解手的时候知道背对路人，心中于是大喜：蛮野之民尚有羞耻之心，可教化也！于是兴办教育，潮州文化始兴，一时大治。可见韩愈在潮州的几年内，并没有像他诗中所描述的一样准备自暴自弃，只是抒发自己一时的愤懑而已，韩愈和屈原都是文人，由贬居潮州和汨罗的作为来看，韩愈似乎更优秀一些。
被召回京的韩愈要做的事情就更艰巨了。在唐朝，佛教极为兴盛，而李唐王朝的开创者以老子的后人自居，这也自然提高了道教的地位，在佛教和道教的双重挤压下，唐初的所谓儒学，此时“已全失去政治社会之地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韩愈以恢复儒家的主导地位为己任，极力恢复孟子以来断绝的道统，发起了古文运动，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明道。所谓道，就是与佛教、道教相对立的儒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他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
古文运动自此兴盛不衰。作为古文运动领袖的韩愈，其倡导古文的功绩历来也是人们议论的热点。苏轼对韩愈改造文章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而不能自救。独韩文公起市农，谈笑而麾之，天下靡而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
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还十分爱才，好为人师。他告诫弟子立志应高，根基须深，如果要达到“古之立言者”的高度成就，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淡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答李翊书》）根基深才能结果实，油足才能燃烛光。韩愈深知自己入仕的艰难，为朝廷推荐了许多人才。韩愈十分欣赏贾岛大胆创新的苦吟精神，“推敲”佳话由他们而来。韩愈第四次担任国子监时，有个“直讲”善于讲授礼学，但相貌较丑陋，那些“豪族子”充任学官，都看不起他，“摈之不得共食”。韩愈极为不满，就对手下人说：“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韩愈的表率作用影响了身后许多人。
韩愈在理论上为古文运动指明了方向，在实践上为“古文”的写作树立了典范，对古文运动的崛起有领袖之功。不愧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八大家之首。
【名家巡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一生大起大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