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眼中的荆轲（ — 前22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一个剑客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此。“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对于豪杰之士，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对他们是最大的侮辱。于是就有了有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之事。也许，只有那个年代才能培养出那样绝顶的刺客。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决绝与浩然，岂是一个勇字了得。其拎脑袋行走于乱世之优哉，已经不能用成仁或取义来衡量。两千年的易水不舍昼夜的流淌，“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白衣侠士荆轲在岸边的矗立，悲凉了千年易水，也雄壮了那一段历史。
左思在《咏荆轲》称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荆轲刺秦王，是燕太子丹为了阻止秦国对燕国的吞并而实行的绝地反击。为此燕国作了精心的准备，参与谋划的田光为防泄密，自刎而死。为了筹备见亲王的礼物，秦王的仇人樊於期甘愿献上头颅。
荆轲临行，众人到易水送别，荆轲好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了两句，从此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回荡。歌词浅显明了，但其意却从那时起就一直撼动中国人的心魄。
荆轲刺秦王过程更是惊心动魄，荆轲行刺的灵感来自专诸。专诸在刺杀王僚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性地把匕首藏在鱼腹中，在为王僚献菜时，拿出匕首一击而中。荆轲当然没有简单模仿专诸，并且在刺秦王的时机选择上也充分考虑了秦王的心理，他把匕首藏在秦王垂涎已久的督亢地区的地图内，想等秦王展图而观，忘乎所以的时候下手。
荆轲见到秦王，如荆轲所料，秦王展图，“图穷匕首现”，荆轲一手抓秦王袖，一手用匕首刺，但没有成功，原因是他“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荆轲还是想学曹沫和唐雎，劫持秦王以获取更大利益。躲过一劫的秦王立即奔逃，荆轲“乃引其匕首投秦王”，中铜柱。最后，“秦王复击轲，被八创”。荆轲死。
荆轲算是对战国的刺客做了一个总结：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荆轲刺秦王的时候，还有一个副手秦舞阳，他十三岁杀人，十五岁学剑，十七岁有成，秦舞阳杀人的时候，被杀者都不敢和他对视， 所以，燕国人都称秦舞阳是勇士。可就是这样一个勇士，他看见秦王政长剑拄颐，高坐在几案之后，威武严厉。殿下武士，又都是彪形大汉，执戟者甚众。秦舞阳吓得脸色苍白、牙关紧咬、嘴唇发紫、浑身战栗，众人惊疑，荆轲连忙解释：“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
而正是秦舞阳关键时刻掉链子，导致了刺杀行动的失败。秦舞阳作为行刺助手，是整个刺杀行动的一个关键环节，原先担当此任的并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个很好的搭档，是行刺的执行者。可惜不知什么缘故，在约定时间这个朋友迟迟没有赶到，而这时燕子丹已经迫不及待了。荆轲只好勉强选择了一个杀手作为替代。这个杀手就是秦舞阳。但秦舞阳因为其拙劣表现被起了疑心的秦王喝退，只许荆轲上殿献图。这个时候，秦舞阳毫无用处了，行刺的执行任务落在了荆轲身上。
而在秦廷之上，强敌环伺之中，荆轲也算是给秦舞阳上了生动的一课，也让后人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但对于荆轲行为的评价，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声音，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 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 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但总体来看，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
荆轲所处的时代，好名轻死，尚侠重义，这些品格是非常流行和极为推崇的。荆轲刺杀秦王的动力明显不足，都是燕子丹设套给他，收买拉拢，苦求威逼，让荆轲只好答应。既然答应，就全力以赴，这是一个“士”或者“客”的必备品质。是历史选择了荆轲，而不是荆轲想要去创造或改变历史。 历史人物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但活着的人总是托古言今，指桑骂槐。
刺客并非有勇力者便可以当得，有人称刺客为“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唐雎的智勇，聂政的刚烈，荆轲的悲壮，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冷血的杀手，而是真正的有情有义的热血男儿。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
荆轲从更多的个人恩怨中解脱出来，而用心于国恨家仇，他们用的事迹诠释英雄们黯淡生死，慷慨悲歌的人生。或许千古传颂的不是刺客的勇决，而是他们的侠义，侠义精神不是武夫恃强力所能做到的！可惜后人只重武不重侠，致使侠义精神多不见，反倒是恃力者横行，武勇者叫嚣，而这也不过是秦舞阳之勇罢了。
【名家巡礼】
左思，生卒年不详。西晋文学家，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身寒微，其貌不扬，然而才华出众，是古代文坛上灿若群星的洛阳才子之一。晋惠帝时，依附权贵贾谧，为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员。永康元年因贾谧被诛，退居宜春里，专心著述。作品旧传有集5卷，今存者仅赋两篇，诗14首。《三都赋》与《咏史》诗是其代表作，引出“洛阳纸贵”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