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会议的判决常常会引用一些新近制定的法令，这些法令已经颁布了，但是还未能实行。国王敕令、宣言、诏书都是神圣而庄严的，可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屡屡被变更。通过总督和总监们的信函，我们发现政府总是喜欢援引例外，而不按照自己的的规矩办事。我们的政府很少破坏法律，它只是喜欢按自己的意愿扭曲法律。
例如有一位总督就国家工程招标者要求免交入市税的问题写信给大臣：“的确，如果严格按照法令，人人都必须交税，这些人也不例外。不过幸好我谙熟法律事务，我知道，即使拥有最完善的税制，我们总能找到例外措施。比如那些硬性摊派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处罚一样。”
可见，法律条文强硬严酷，看似缜密，一旦执行就原形毕露，漏洞百出，这是旧制度最大的特点。谁想靠当时的法律文本来判断那个时代，肯定会得出一个荒谬可笑的结论。
举个例子，国王曾于1757年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任何出版物如果有违反宗教或现行制度的内容，其出版者将一律被判死刑。甚至出售这类书籍的书店和书商都将因此受到惩罚。
单看这一条，是不是感觉我们又回到了圣多米尼克时代了？但事实上，这个时代恰恰是伏尔泰鼎力文坛的时代。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现在我们知道，从旧制度的时代这种蔑视就已经根植在法国人的身上，他们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法律的位置。每个问自己说情的人都要求执法者对自己法外开恩，那种义正言辞的态度简直就像在要求别人要遵守法律一样。
他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尊重法律的：当他们需要用另一条法律来帮助自己钻法律空子的时候。
的确，绝大多数人民对当局还是全面服从的，但是他们的服从并非出于自身对规则的尊重，而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所以只需要一点点情绪的波动，人民就很容易被暴力影响，这个时候，政府也会抬出暴力和专权的武器来镇压人民。
总之谁都不会想到法律这回事。
18世纪的法国，中央政权还没有像后来那么健全而有力，但身处于中央政府和下层民众之间的中间政权机构已经被摧毁地差不多了，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国家机器上唯一的发动机，公共生活唯一的代理人。
即便是诋毁政府的人，也不得不认同这一点。
当法国社会开始陷入大革命前的长期困惑时，各种关于如何构建社会与政府新体的思想百家争鸣。这些改革家们虽然目标各不相同，他们的手段却出奇的一致：无不希望借助中央政权的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眼里，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完成这种宏大的任务。
他们相信，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不受限制，真正的问题不是限制力量，而是劝说它恰当地使用它的力量。
老米拉波是个极端迷恋贵族权利的老牌贵族，他把总督直截了当地称为僭越者，他相信，如果把挑选法官的权力全部交给政府，用不了多久法庭就会变成政府的“特派员团伙”。
但即便如此，老米拉波本人依然信赖中央政府，他相信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能力把他的幻想变成现实。
这样的想法绝不仅仅停留在书面的议论中，而是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精神中，与时代风气融为一体，进入社会生活的习惯中，深入政治生活的理念中，最终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所有人都相信，没有国家的介入，就不可能办成任何重要的事物。
一个简单的例子：农民总是最反对各种强加的清规戒律，但就连他自己都认为，政府要对农业生产长期止步不前的状况负主要责任，因为政府既没有提供足够的咨询，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
有一个农民写信给总督，他的口气很气愤：“政府为什么不派遣巡视员，每年在各省巡视一遍农作物状况？为什么不派人来教育农人如何改进耕作方法，告诉他们如何饲养牲畜、如何出售农产品？这些巡视员应当得到丰厚的报酬，而做的最出色的农民也应该获得。”
巡视员和十字勋章！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农夫是绝对想象不到的这些创意的。
绝大多数法国人都相信，只有政府才能确保公共秩序：普通人害怕骑警队；而资产阶级信任骑警队。对双方来说，骑警队骑兵不光是秩序的主要捍卫者，甚至就是秩序本身。正如吉那纳省议会所说的：“任何无法无天的人，只要一看到骑警队骑兵就乖乖地收敛起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门口有一队骑兵在巡逻，辖区总督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份类似的请求，人们都把自己置身于被保护人的角色，却忘了被保护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主人。
这是法国特有的现象。
那些逃亡贵族跑到英国后，发现英国居然没有这种自卫队，他们对此震惊不已，甚至连带着英国人也十分蔑视。有这样一个人，虽然他德才优异，但是很明显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写道：“真是难以置信！英国佬被偷抢了之后居然反倒庆幸，说至少他们国家没有骑警队。这些人和我们一样痛恨糟糕的治安条件，但是看到煽动分子回到社会当中却感到很欣慰，认为法律的规定高于一切。”他进一步说道：“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错误的思想，有些智者想法就与之相反，久而久之，智慧肯定会占上风。”
英国的这些所谓“怪现状”，很可能与他们的正在享受的自由有某种关系，但这位流亡贵族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爱用更科学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潮湿的气候和缺乏活力的空气都会给人的性格留下阴暗色彩，这样的国民，自然会热衷于一些严肃的事情，所以他们天性就关注治国方针。相反，法国人民就没有这样的爱好和天性。”
在法国，政府就像世俗世界的上帝一样，每个人的世俗欲求都会像政府祈求。
最典型的证明就是铺天盖地的诉状。虽然这些诉状都会打着公共利益为名，但其实涉及的都是琐碎私利。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够聚集旧制度法国所有的阶级，那恐怕只有装有诉状的文件箱了。
这些诉状读起来让人非常忧郁，都是农民要求赔偿他们的牲畜或房屋的损失，富人要求帮助他们开发土地，工商业者恳求总督给予特权，让自己在竞争中获利。最常见的，是制造商对总督抱怨生意不好，请求他向总监申请救助或贷款——为了这个目的，还设立了一笔基金。
有时候连贵族也加入了恳求政府的行列——尽管他们在乞求时依然保持了高傲的态度。他们向政府恳求的主题基本上围绕着二十分之一税。二十分之一税的税额是御前会议根据总督每年的报告制定的，因此贵族会经常写信给总督，要求延期或免除税务。
这类请求信我读过很多，写信的人都是有封号的贵族，而且还都是大领主。他们会在信里诉说自己收入不足或者近况不佳作为开场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一般来说，贵族称呼总督为“先生”，不过我注意到，在请求书中，贵族会想一个普通资产阶级一样，称呼总督为“阁下”。
这些请求书中，穷困与傲慢有时以一种可笑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例如我在一个贵族给总督的致函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我知道您有一颗敏感的心，您绝不会同意让一个贵族的父亲像一个平民的父亲一样，被课以二十分之一税，并且分文不差。”
18世纪的法国饥荒不断，一旦发生饥荒，各财政区的居民全都会不约而同地求助于总督，仿佛所有的粮食都在他的手里。人们似乎习惯了因为吃不饱饭赚不到钱而指责政府，连那些完全不可控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比如连季节气候异常——那也是政府的错。
因此，看到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中央集权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惊讶，这座集权的城堡虽然在1789年就被推翻过，但是它的基座却早已深深打入法国人民的心中，只要一个合适的机会，它必然以极为迅捷的速度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加坚不可摧。
第七节 巴黎为什么能压倒外省，成为法国的全部
相比于其他城市，一个国家的首都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这一优势并非源自首都的理位置，也不是因为他很宏伟，当然更不是因为首都有宫殿。首都政治优势的唯一来源，是国家政府的性质。
伦敦的居民加起来有一个王国那么多，但它至今都未能主导大不列颠的命运。也会有人设想某天纽约人民能够决定美国的命运，甚至连纽约的居民自己也不敢想象单凭纽约市的意志就能领导整个国家事务——尽管纽约市的人口与大革命爆发时的巴黎相当。
即便是巴黎，宗教战争时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也是可以和1789年的巴黎相媲美的。然而当时的它却没有决定国家命运的能力。在投石党运动时，巴黎的地位仅仅是“法国第一大城市”而已。
可是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
早自1740年起，在孟德斯鸠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法国有两个地区——巴黎和外省，这是因为巴黎还来不及把它以外的其他地方全部吞噬。1750年，那位热爱玄想但有时也会有真知灼见的米拉波侯爵不指名地谈论过巴黎，他的原话是：“首都的优势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脑袋太大，身体肯定会支撑不住，最后崩溃。如果外省变成了首都的附庸，外省居民被视为二等臣民，如果把全国最杰出的人全部吸收到首都，却不给外省居民留下发展的前途和希望，那么后果将会如何？”在米拉波看来，这是一种“暗中的革命”，它从外省抽走了显贵、富商，以及所有人才。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前面几章已经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
这场“暗中的革命”当然没能躲过政府的眼睛，但这场革命带给政府的震撼仅限于最表面的现象，那就是城市的扩张。随着巴黎一天天扩大，政府开始担忧自己无法治理一个如此巨大的城市。所以在17， 18世纪，国王们颁布了许多敕令来阻止城市的扩建。
君主们努力将整个法国公共生活集中于巴黎城内或巴黎郊区，却不希望巴黎的规模扩大，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矛盾。
在巴黎建造新房屋被明令禁止，除非花上一大笔难以承受的高价，才能在一些糟糕的地段盖房子。这样的敕令发了无数条，每一条敕令都在陈述一个无奈的事实，那就是前一条敕令并没有阻止巴黎扩大。路易十四在全盛时期曾六次试图阻止巴黎的发展，但巴黎依然毫无顾忌地野蛮生长，不断壮大。
比巴黎的城墙生长更快的，是巴黎的重要地位。而让巴黎拥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事件却不是发生在巴黎，而是来自巴黎的城墙之外。
就在巴黎迅速扩建的同时，地方的自由权利却在不断消失。地区之间的独立性逐渐减弱，省份之间的面貌差异正在逐渐模糊，旧日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国家并没有因此衰弱，各种运动在各地爆发，只不过这些运动的原动力都集中在巴黎。
有无数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此我仅举一例：在许多描述全国出版状况的报告中，我发现外省城市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曾经拥有过一些巨大的印刷厂，但是到18世纪，这些印刷厂要么没有了印刷工，要么就干脆没有活干。毫无疑问，18世纪所印刷的书籍对不会比16世纪少，可是，18世纪的思想全部集中在了中央，外省被遗忘了。
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
这场“暗中的革命”，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已经全部完成。
阿瑟·扬在在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攻克巴士底狱前没几天的时候离开巴黎，他亲眼目睹了大革命前夕巴黎与外省的鲜明对比。
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那种宣传政治的小册子每时每刻都在问世，最多的时候一周就能发行92册。对此，阿瑟·扬惊叹说：“我在伦敦都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出版发行运动。”
可是一离开巴黎，他就感觉陷入了一片死气沉沉，在外省，人们很少印行小册子，而且根本没有报纸。
但外省的民众跟巴黎人一样群情激昂，一触即发，他们只是暂时还未采取行动，公民们即便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每到一座城市，阿瑟·扬都会询问居民们接下去打算做什么。在每个城市他都得到了同样及的回答：“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我们必须看看巴黎打算怎么干。”对此，阿瑟·扬评价说：“在知道巴黎想干什么之前，这些人甚至都不敢有自己的想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制宪议会竟然能够一举废除法国所有的省份，然后像切蛋糕一样将法国重新划分为83个区域。要知道，这些被废除的省份比君主制还要古老。对此毫无准备的欧洲被法国震惊了。伯克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们用这样野蛮的方法强行分割自己的国家。”但其实，人们撕裂的不是活生生的躯体，而是早已死去的尸体。。
就这样，巴黎终于从外部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巴黎内部也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此刻的巴黎，不再只是交换、贸易、消费和娱乐的城市，它已然成为一座巨大的工厂，成为全法国制造业的中心。
这样的转变，让巴黎变得更加令人生畏。
其实巴黎的手工业一直在不停的发展，从中世纪开始，巴黎就已经是法国最大、手艺最巧的城市。到了近代，随着国家权力完全被集中到巴黎，手工业也跟着聚集在此处。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典范和仲裁者，它非但是权力的中心，而且变成了艺术的中心，它成为了全国活动的主要起源地，这反过来促使法国的手工业更加收缩集中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