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吗”？与今天的集权制度相比，它的体系还不大明确，它的流程不大规范，它的结构也很不稳定。但不可否认它与当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并无二致，从那时候起，它的本质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与现在的，只要对它进行少许的删删减减，它就马上能够恢复原状。
我之前所描述的制度后来被许多地方效仿，但在当时，它却是法国所独有的，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它们对于法国革命及其后果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但是，法国人是如何在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中建立起这些制度的呢？
这是一件耗费时日的事业，需要无比的耐心、机智，而不是仅仅依靠武力和权术就可以完成的。在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法国这台古老的国家机器几乎完好无损；可以说，人们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又重新制造了另一台高速运转的行政机器。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旧政府事先就设计好了一张深思熟虑的蓝图来进行这项困难工程，事实上，这只是政府渴望独揽大权的一种本能，尽管每个政府官员各有各的不同，但这种本能却是相同的。
为了确保行政大权集中在政府手中，那些旧政权机构的古老名称和荣誉被保留了下来，但它们的权力被不动声色地削减掉了。它们并没有被直接驱逐，而是被引导，被利用。政府利用人性中的惰性、自私，慢慢蚕食着这些旧政权留下位置；它从不试图纠正旧政权机构的一切流弊，只是利用它，并且竭力取而代之，直到最后，政府终于用自己唯一的代理人——“总督”——从实际上取代了将旧政权的几乎全部人员。事实上，总督这一称谓在旧政权问世的时候还闻所未闻。
在极权之路上，最令政府感到棘手的只有司法权；然而很快它就抓住了权力的实质，而把权力的影子留给了反对者。它并没有试图高等法院排除出行政领域：它只是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占领这个领域，让法院形同虚设。
只有在饥荒等特殊情况下，法官们的雄心会被鼎沸的民情助长，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便会象征性地把权力暂时交还给高等法院，允许它们来凑个热闹，等到状态平息，中央政府又会重新占领了它的位置，并且暗中将所有的人和案件重新置于掌控之下。
如果仔细研究高等法院与王权之间的斗争你就会发现，这些斗争并没有指向政府本身，而是更多地集中在政策问题上，比方说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新税法。换句话说，敌对双方所争夺的是立法权，而不是行政权，因为行政权已经默认被中央政府垄断，而立法权确实双方都无权占有的。
随着大革命的临近，这一形势表现得更加明显。民众的情绪日益沸腾，使得高等法院日益卷入政治当中；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变得更加老练、更加精明，高等法院几乎不再过问真正的行政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更像一个保民官，而不是行政官。
况且，随着时代变迁，中央政府不断开辟着新的活动范围，而法庭由于缺乏灵活性，跟不上政府的扩张脚步。而且由于新的案件层出不穷，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没有先例可循，这一点与法院的常规是格格不入的。
社会在飞速发展，每时每刻都会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都是中央政府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反观法院，由于其职能范围始终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无法随着文明本身不断扩大。
大革命的脚步越来越近，所有法国人的头脑都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向这些震撼的头脑传播新思想，这是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被大革命之前，中央政府依然在迅猛地发展，并且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完善起来。
仔细研究中央政府档案，我们就会发现，1780年的总监和总督与1740年的总监和总督完全不同，因为政府已被改造。尽管官制没有发生改变，但其精神却已经被改造。随着政府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包罗万象，它也变得更加规范，更加开明。它垄断了所有领域，与此同时，却变得温和起来：它的压迫越少越少，而疏导越来越多。
君主制度这个延续以久的庞然大物在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摧毁，但到1800年就被重新恢复。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大革命中提出的国家行政权原则最终取得了胜利，其实恰恰相反，真正取得胜利的是那些产生于旧制度的原则，在1800年的复辟中，他们全部恢复实施，而且以更稳固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
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那么旧制度的原则究竟是是怎样渗透进新社会并且融合地如此天衣无缝。对此我的回答是，如果大革命没有能够消灭中央集权制，那么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如果进一步探究我们还会发现另一个事实：当贵族政治被摧毁后，无所适从的人民会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所有的权力都会趋向于统一，与其抑制这一倾向，不如加速它，一旦这种统一成形，就很难将其分裂。
可以说，尽管旧制度留下的众多体制都被民主革命扫荡一清，但中央集权制却被进一步加固了。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中央集权制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至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丰功伟绩之一。
第六节 旧制度下的种种行政风尚
从旧时代那些总督的通信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个时代的行政官员与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二致，在两者之间，仿佛并没有存在过将时代分割的大革命分水岭。
统治者如此，被统治者也是如此，立法对于人们人们精神的影响从来没有这样明显过。
大臣已经萌发出一种愿望，“要洞察所有事务，要亲自在巴黎处理一切。”当时这还只是一个想法，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政府的完善，这套体系日渐成熟。到18世纪末，即便只是在某个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巴黎的大臣都会亲自监督财政、制定规章、乃至选址。甚至于创办一家乞丐收容，都必须向总监汇报所售乞丐的姓名和进出的准确时间。
早在18世纪中期（1733年），达尔让松先生就曾这样写道：“几乎所有国务都事无巨细地委托给了大臣们处理，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他们，如果没有了这些人，国家机器就会停滞，如果他们的能力不足以驾驭所拥有的庞大权力，他们就不得不把手里的事务交给手下的办事员，在交出了事务的同时也等于交出了权力，那些办事员将会变成真正的掌权者。”
甚至于，根据总监们的要求，不仅有关事务需要报告，连有关个人的详细情况也需要呈报，接到报告之后，总督会把报告中所提供的情报原封不动转述给总督代理，就好像他真的亲临现场了解一切一样。
身在巴黎却想要洞悉一切遥控一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他们发明了上千种手段用来审查地方上送来的报告。
书面文件本身就已经厚地惊人，而行政流程更是慢到了极致，连在教区修个钟楼，或者本堂神甫住所这种要求都至少要花掉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获准。
在1773年的一份判决中，御前会议承认：“无休无止的行政手续会让人民怨声载道，虽然他们的怨言无比正当，但是手续却又是绝对必需的。”
我原以为只有今天的政府官员才热衷于各种统计，但事实上我错了。
旧制度末期，总督经常会收到由总督代理和教区理事填写的小型报表。除此之外，总监也被要求以报告的形式向总督详细叙述诸如土地特性、耕作、产品种类与产量、牲畜头数、工业和居民习俗之类的情报。今天的专区区长与市长也会以这种方式来获得同样的情报，两者同样都很详尽，也同样都很不确切。
在这些报告中，总督代理往往会对其属地的民众做出一些非常负面的评价，他们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农民生性懒惰，若不是迫于活命，就不会干活。”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官员中十分流行。
大革命前后两个时代的公文语言也没有多大的差距，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特点：平庸，枯燥，流水账，模棱两可。在无数份公文中找不出丝毫写作者的个性，不管是省长的文字还是总督的文字，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个问题直到18世纪末狄德罗和卢梭的特殊行文风格流行时才有所改观，这些作家作品中通俗的语言，感情充沛的行文感染了行政官员，行政公文中枯燥乏味的套话才慢慢有了一些个性和温情，这样的公文更易打动人心，一位总督代理曾向在巴黎的总督抱怨说，“在履行职责时，我常感到一种极其强烈的痛苦，刺痛着充满怜悯的心。”
像今天一样，当时的政府也会向各教区分发慈善救济，当地居民也需要捐献一定数额的财务，总监会对此做出登记。如果他们捐献的数额充足，总监就会在分派清单边上写道：好，满意；但是如果捐献的数额非常巨大，他就会写上：好，满意并且感动。
朝廷的官员几乎都是资产阶级，他们有着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感和自尊心，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新兴的贵族阶级，它们生气勃勃地发展，只等大革命赶走一切绊脚石后，让自己占据舞台中心的机会。
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贵族，所有希望能够站在国家行政体系外操控公共事务的人，对于当时的行政当局无一不是怀有强烈的仇恨。而那些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独立团体也使政府感到十分畏惧，，那些自由结社，不论规模大小，目标如何，都会让政府感到不快，政府只希望那些由它授权并主持的社团存在。与此同时，大型工业财团也让政府很不省心。总而言之，政府不希望公民用任何方式在任何程度上影响政府，它宁可被孤立，也不远接受竞争。
但是，压迫不能太过，大棒子举起后必须给法国人几块糖，让他们暂时忘却所受的奴役，为了这个目的，政府在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讨论上给予了极其足够的言论自由。政府的底线是决不能不恶意评论哪怕最基层的芝麻官，只要不触犯这条线，即使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政府都能忍受，因为它认为那种事与它无关。
18世纪，人们把报纸称作“加泽特”（gazettes），与其说是报纸更不如说像一份文学刊物，因为上面刊登的社会评论远远不如四行诗句受欢迎。尽管如此，政府还是非常觊觎这支力量，所以，它对图书出版很宽容，但对报纸却非常苛刻，由于不能随心所欲地取缔报纸，它便努力使报刊转而为政府所专用。我找到一份1761年致王国各总督的通告，其中宣布国王（即路易十五）决定，从今以后，《法兰西报》将由政府负责监督编排，
这份通告上是这么说的：“国王陛下打算增加该报的趣味性，从而确保它能够超越其他报刊，因此，各总督都要向中央寄一份简讯，记录你们财政区内激发公众好奇心的一切，尤其是有关物理学、博物学的奇闻异事。”通告的最后还附上了还附有一份说明，其中宣称，尽管新报纸出版更勤，内容更多，但它的定价设置太高。
收到这份通告后，总督立刻给总督代理写信，下令落实，但一开始，总督代理的回答是：“我们一无所知”为此，大臣只好再发一份通告，斥责各省总督办事不利：“奉国王陛下御旨，责成你们严肃认真地负责这件事情，命令并且监督你们是属下完成这一任务。”
有了这份御旨，总督代理们终于开始行动起来了：某个地区的报告中讲述了一位走私盐犯（偷运盐）被处绞死而且在刑场表现出巨大勇气的故事；而就在同一个区，另一份报告提到该区有个妇女一胎生三个女孩；第三份报告则描述了一场可怕，但是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的暴风雨。有人曾经评价这份报纸，说他曾十分仔细地阅读，并没有发现报纸上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不过他自己仍订了一份如此有趣的报纸，并打算请所有有教养的人都订阅。
然而在大臣的另一封信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为了能让报纸办得更好，国王不辞劳苦，亲自详细了解各项措施，并毫不吝啬地给予了给这家报纸应得的殊荣和名气，但是也对自己的旨意如此不受重视表示了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很明显，路易十五的这番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中的成效。
可见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欧洲南部有些国家总会做些非常奇特的事情，它们的政府喜欢控制一切，但似乎只是为了能够让一切都陷入混乱。值得讽刺的是，法国中央政府似乎一直在模仿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法国政府总是对自己的职责有清晰地理解，并且表现出来极大的积极性，但它的积极性却总是毫无收获，甚至反倒有害，因为它总是想做一些自己力不能及，或者超出任何人掌控范围的事情。
政府很少进行必要的改革，即便有也很快就会放弃，任何改革想要成功都离不开一个长期的平稳导入过程，但是政府却总是不断地更改各种规章或法律，不让任何事务享受片刻安宁和稳定。新规则走马灯交替出场又立刻退场，使官员们感到无所是从。某位市府官员曾向总监本人抱怨立法稳定，说：“仅仅财政条例的变化，就会让一个市政官员的一辈子除了研究各种新规章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即便法律本身没有更改，执法的方式也每天都在变动。如果不是从旧法国政府遗留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状态，我根本无法想象法律竟会轮到到如此被人蔑视的地步，甚至连执法者都不再尊重法律，因为那个时候既没有政治议会，也没有报纸，政府官员的权力根本不受限制，可以任意胡作非为，专横跋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