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范围内，不仅改善和加强了同一些党已有的友好关系，而且恢复了同一些党已经中断了的关系，并同一些党建立了新的关系。早在1977年，中国共产党就恢复了同南斯拉夫党的关系。1980年，恢复了同意大利、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此后，希腊、法国、荷兰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相继派代表团访华，中国共产党也派团回访，参加它们的代表大会。1989年5月，随着中苏两国国家的正常关系的恢复，中苏两党的关系也得到恢复。在此以前，已恢复了同东欧一些国家曾中断过的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还同日本、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建立了关系，还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和接触。到199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270多个各类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最近两年来，就有30多个外国政党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接触和来往。邓小平和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说的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同各国、各种性质的党的关系，都不受意识形态有所不同或相异的影响。
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的序言中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这就把国家的对外政策原则用国家基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按照这样的方针，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开展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增进对外交流与合作，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
在70年代，中国和美国间进行了多年的谈判，终于有1978年12月16日双方发表两国间《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关系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经过谈判，美国政府终于表示承认中国政府关于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且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因此，中美间才达成建交协议。但是，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又立即制定了一个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实质上是蓄意把台湾当做国家，把台湾当局当做政府，它的许多条款都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中国政府向美国方面严正地指出，如果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建交时达成的协议，仍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中美建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而美国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这又为中美关系投下了阴影。在中美建交以后，由于中国在坚持改革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同美国和所有的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各方面的来往和合作都有了发展。
中国和日本在1972年建交以后，在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到1983年间两国政府首脑互访中，又确认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的四项原则，这就为中日两国间的长期的平等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在中日关系各方面得到扩大与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日本国内一部分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一贯地从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的立场出发表示严重的关注。
中国和苏联之间在80年代后期解决或初步解决妨碍两国关系的几个问题以后，终于实现了符合两国人民意愿的关系正常化。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了20多年的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开始正常化。1990年中国总理李鹏和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使中苏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苏两国间恢复起来的正常关系既根本改变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对抗关系，也不是恢复到50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间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世界也是一件大事。
东欧各国的政局1989年发生了剧变。在这以后，除了民主德国已和联邦德国合并外，中国对其他国家仍然根据既定的外交方针，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持着正常的关系。
在中国和西方各国保持和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中总有一股政治势力，企图通过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并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是企图使中国从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对此，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保持着警惕。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就有西方国家的一些黑手很深地插入。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它们通过"制裁"，多方施加压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企图扭转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使中国同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曲折和倒退，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在这种无理的"制裁"面前屈服，正如它过去从来没有在外来压力下屈服一样。孤立中国、"制裁"中国的政策，实际上不仅对中国不利，也对实行"制裁"的国家自己不利。一些西方国家认识到同我国恢复和保持正常关系的重要性，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同我国的关系逐步有所好转。西方国家那些企图"制裁"中国、压服中国的政治势力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反而使中国又一次受到锻炼，中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改革和开放的道路。
中国和第三世界各国向来保持着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在西方大国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以后出现了明显的进展，这也是一些西方大国不得不停止"制裁"的一个原因。中国在80年代又同拉丁美洲、非洲、西亚、南太平洋的一些尚未建交的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90年到1991年，中国领导人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为促进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互相访问极为频繁。在1990年这一年，中国同纳米比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马绍尔群岛四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断绝近23年的外交关系，同蒙古、老挝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由于越南当局多年间实行反华、排华政策和对民主柬埔寨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曾经使中越关系极端恶化。到1990年和1991年，越南党和政府表示希望恢复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两国关系也有好转的趋势。柬埔寨局势由于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通过了和平解决的框架文件和东盟国家的多次努力，也由于中越双方都表示希望柬埔寨问题早日解决，柬埔寨人民多年来关于建立一个和平、独立、不结盟的柬埔寨的希望有了逐步实现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根据一切大小国家都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根据一切国家都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的原则，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提出了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和政治新秩序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世界各国受到广泛的注意，特别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
中国作为联合国的成员之一，作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联合国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在联合国中一贯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在联合国，中国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定地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共同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不懈努力。中国在联合国除关心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问题外，还积极参加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在1990年，中国在联合国中为解决海湾危机问题起了特殊的作用。
在80年代，中国还解决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英两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进行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1984年12月19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中葡两国政府也派出代表团进行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1987年4月13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和澳门从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为英国和葡萄牙所占领，这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旧时代的政府所不能解决也不敢设想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富于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为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的时候，邓小平在和英国外交大臣的谈话中说："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
实行对外开放，增进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我国彻底结束了历史造成的封闭状态，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科技交流。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116亿美元。在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我们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取得良好成效。
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