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1960年，在中国大地上曾掀起了一场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没能使中国的经济迅速赶超英、美等国，反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全党也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同时党内的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就难以避免了。
"大跃进"运动的酝酿
1958年的"大跃进"，是从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开始的。
反右派运动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除了讨论整风反右以外，农村工作是又一个议题。听到会上有的地方领导人重提多快好省，毛泽东很兴奋。他在会上的讲话，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会议通过并公布了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决定以讨论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1月1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的口号。这是提出"大跃进"的先声。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这件事给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以巨大鼓舞。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2日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
这年冬季，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他在讲话和插话中更加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说：1956年反"冒进"，1958年又要"冒进"，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反冒进给群众泄了气，泼了一瓢冷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他还说：反冒进使右派钻了我们的空子。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离右派只剩50米。以后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这是政治问题。
为了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还将李先念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和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部分内容，作为"错误"材料印发给会议，并在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上批了"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尖锐地针对我"等话。他还印发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借以批评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指责国务院在财经工作方面平时不通情报，只拿最后成品，逼着签字，这实际是一种封锁。他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将权力集中到政治局、书记处。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上述激烈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在会上做了检讨，承认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这两次会议为"大跃进"做了进一步准备。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加以在宣传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会议武断地认为1956年下半年的反冒进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的"马鞍形"，即1956年的高潮，1957年的低潮（实际上并不是低潮），1958年更大的高潮；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在会上作了检讨。会上还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这些批评的压力，大大助长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估计的严重浮夸。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8月初，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一些农村。在河南新乡七里营，他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他肯定办人民公社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随后，各地竞相建立起人民公社。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1958年5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711万吨提高到800万-850万吨。随后，冶金部、国家计委和新成立的各大协作区纷纷大幅度上提指标。6月1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决定将1958年的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1000万吨，并提出了工业生产"以钢为纲"的口号。6月19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一些中央领导人及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等人开会，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索性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6月21日，冶金工业部向中央报送的产钢计划提出，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达到3000万吨，1962年的生产水平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斤-7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000亿斤-10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万吨-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3个月前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又普遍翻了一番。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充满信心地宣告：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会后，为了在余下的4个月时间里（前8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估计约9000万）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乃至科学研究，诗歌书画，都要"大跃进"，放"卫星"。这种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到1958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这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猛增54.8％，而农业由于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占用，总产值后来核实只比上年增长2.4％。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猛增87.7％，全国职工总数也比上年猛增2/3以上，超过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使市场供应紧张，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