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要离一直被称为勇士，但是宋儒论及要离时认为，其他刺客——不管是专诸、豫让或者荆轲——都是为了报恩才答应参与刺杀的，而要离与阖闾无生平之恩，只是为了贪图勇侠之名，残身害家，这哪里是良士的作风？
所以，《东周列国志》的作者冯梦龙在“要离贪名刺庆忌”一回中，也写了一首诗批评要离：“只求成事报吾君，妻子无辜枉杀身。莫向他邦夸勇烈，忍心害理是吴人！”
贪名之心，贻害如此！在道家看来，人心就是名心，当名心退尽，人之私欲不存，天理突显，道心始生。当名心退尽，道心才会自然而生。
所以，陶渊明“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境界会让人如此心生向往。现代人久在樊笼里，追逐名利之心日盛，甚至不少人在利益的追逐中尔虞我诈，原本纯净的心在红尘俗世中日渐蒙尘。
其实，一旦我们回归到世道本真上来，就会发现，人世的繁华与争斗都是负累，也是我们不快乐的原因所在。钩心斗角、追名逐利，不如宁静淡泊、抱朴归真，安守文人最单纯的本分。所谓“退尽名心道心生”，我们也可以如陶渊明一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身外之物何必以身相殉
人赤条条地来，也会赤条条地去，除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不是说身外之物不重要，毕竟在赤条条的来去之间，还有平均七十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身外之物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幸福还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但是，凡事总有轻重主次之分，身外之物再重要，毕竟不是幸福本身，更不能换来健康和生命。如果用这些东西去换身外之物，那这笔交易岂不是做得太亏？
在《庄子·列御寇》篇中，庄子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黄河边上，有一户贫穷、靠编织苇席为生的人家。一天，这家的孩子潜入深渊，得到一枚价值千金的宝珠。回到家后，父亲对他说：“快点拿过石块来坏这颗宝珠！价值千金的宝珠，必定出自深潭底黑龙的下巴下面，你能轻易地获得这样的宝珠，一定是赶上黑龙睡着了。倘若黑龙醒过来，你还能活着回来吗？”
自古富贵险中求，很多时候我们所追求的名利也好权势也罢，都如同火中取栗，就如从黑龙的下巴下面取珍珠，稍有不慎，便会以身相殉。
所以庄子一直试图告诉我们，权势名利这些身外之物虽好，却劳心伤神，甚至于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既然如此，与其追求这些要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做代价的身外之物，不如平平静静地享受生活中简单的快乐。
《庄子》中有一则著名的“曳尾涂中”的典故。
有一次，庄子在濮水之上垂钓。楚国的两位大夫受到楚王的谕旨来聘请庄子，这两人非常客气地对庄子说：“愿以境内累夫子！”意思是，希望能够把楚国的国务大事交给您，请您千万不辞辛劳。
庄子却一直专心钓鱼，完全不理会这两个使者，使者只好把话又重复了一遍。庄子这才漫不经心地讲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活了三千年才死。死了以后，楚王用丝绸把它包起来，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觉得对于那只神龟来说，它是愿意在富贵中死掉，还是愿意在烂泥巴里拖着尾巴自由自在地活着呢？”
那两个使者说：“那当然是愿意活着啊。”
于是，庄子就回答说：“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意思是，你们回去吧，我也宁愿活着，哪怕是在一堆泥巴里拖着尾巴活着。
名利虽好，权势虽好，可都比不上生命宝贵，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明白，但很多人却总是执著于这些身外之物，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一是觉得小小的牺牲可以承受，小小的牺牲换来更多的幸福，何乐而不为？
当我们为了金钱、事业没日没夜地忙碌，废寝忘食，日夜颠倒的时候，我们想的却是忙完这段时间，再给自己好好放个假。殊不知，忙完了这段时间还有下一段时间，健康的损失却再也无法弥补。那些时刻被过劳死、亚健康困扰的白领、商人即是此类。
二是侥幸心理，总觉得坏运气不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就像那些火中取栗、探骊得珠的投机家和冒险家一样，不是不知道危险，只是总觉得危险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来。那些绳之以法后才后悔莫及的贪官奸商，莫不是此类。
三是及时行乐的心态，即使以身相殉又如何？人生得意须尽欢。
在这样的人看来，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名利权势都是用健康和生命换来的，但是他们不在乎，认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那些以身试法的惯犯匪徒就是此类。
所以，道理容易讲，做起来却不容易，道理谁都懂，可是如果不想遵循这个道理，谁都能为自己找各种理由。
无论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用自己的幸福、健康和生命换取那些身外之物，我们都应该认真在心里盘算一下，这是否值得。
名利，不是幸福的终点站
在《庄子·至乐》篇中，庄子论述了人生在世什么才是最大的快乐，开篇庄子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天下有没有最大的快乐呢？有没有可以存活身形的东西呢？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又依据什么？回避什么又安心什么？靠近什么又舍弃什么？喜欢什么又讨厌什么？
接着，庄子对这个问题给予这样的回答：世上的人们所尊崇看重的，是富有、高贵、长寿和善名；所爱好喜欢的，是身体的安适、丰盛的食品、漂亮的服饰、绚丽的色彩和动听的乐声；所认为低下的，是贫穷、卑微、短命和恶名；所痛苦烦恼的，是身体不能获得舒适安逸、口里不能获得美味佳肴、外形不能获得漂亮的服饰、眼睛不能看到绚丽的色彩、耳朵不能听到悦耳的乐声。假如得不到这些东西，人们就大为忧愁和担心，以上种种做法实在是太愚蠢啊！
两千多年前，庄子就将这个问题的答案写在那里，可惜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故事还在不停地重演。正如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许多人的眼里，“名利”依然是快乐的最大源泉，是对快乐的终极追求。其实，就像庄子所说的那样，贪赃枉法者们追求的其实不外是身体的安适、丰盛的食品、漂亮的服饰、绚丽的色彩和动听的乐声，但到头来还不都是一场空吗？
一个人是否追求名利，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荣辱观。荣辱观是一个人人生观、处世态度的重要体现。有人以出身显赫作为自己的荣辱，公侯伯爵，讲究某某“世家”、某某“后裔”；有的人则以钱财多寡为标准，所谓“财大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是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以及“死生无命，荣辱在钱”，“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等等，这些话正揭示了以钱财划分荣辱的现状。
以家世、以钱财来划分荣辱毁誉的人，尽管具体标准不同，但其着眼点、思想方法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从纯客观、外在的条件出发，并把这些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从而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导致极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错误，结果最终吃亏的是自己。
持这种荣辱观的人，就会拼命追逐名利。这种欲望不可遏止，最终导致某些身居要职的人铤而走险，走向贪污、腐败的道路。而攫取不义之财，必然会遭受法律的惩罚。
《庄子·秋水》篇中有言：“得而不喜，失而忧，知分之无常也。”意思是说：得到了荣誉、宠禄不必狂喜狂欢，失去了也不必耿耿于怀、忧愁哀伤，得失界限不会永远不变。一切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得而失之、失而复得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能够意识到一切都可能因时空转换而发生变化，就能够把功名利禄看淡、看轻、看开，做到“荣辱毁誉不上心”。
庄子的朋友惠子在梁国做宰相，庄子前往看望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梁国，是想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子恐慌起来，在都城内搜寻庄子，整整三天三夜。
庄子见到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鹓，你知道吗？鹓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它不会停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会进食，不是甘美的泉水它不会饮用。一只鹞鹰寻觅到一只腐烂了的老鼠，鹓刚巧从空中飞过，鹞鹰抬头看着鹓，发出一声怒气：如今你也想来怒叱我吗？”
在庄子的眼里，名利并不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东西。幸福和快乐有很多种，但名利肯定不是其中之一，名利或许是达到幸福的一种手段，是一种路径，但是如果把名利当成最终的幸福，当成幸福的终点站，那么，我们也就误入歧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