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施穆勒（1838—1917年）是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新历史学派创始人，出生于官吏家庭。1860年毕业于杜宾根大学。毕业后曾任哈勒大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1864—1872）、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872—1882）和柏林大学教授（1882—1913）。1884年任普鲁士枢密院顾问，1887年当选为普鲁士议院议员。主要著作有：《关于法和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1875）、《一般国民经济学原理》（1900—1904），1881年起主办《施穆勒年鉴》，并于1911年完成了《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和方法》一书。他认为经济组织不外是由经济法规和伦理所规定的生活秩序，经济现象既是自然的技术关系，又是伦理的、心理的关系，国民经济学是一门介乎应用的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科学，主张运用历史统计方法，对个别经济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建立历史的伦理主义的经济学。1873年创立社会政策协会，鼓吹阶级调和，提倡社会改良。由于参加协会的成员大都是教授，他们的主张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施穆勒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
否认客观经济规律
施穆勒极力否认社会存在普遍的客观经济规律。他提出，国民经济由各种因素所构成，除自然的、技术的因素之外，还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因素，这些因素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并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企图找出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的法则，说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庸俗的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59页）他认为，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努力收集大量的历史和当前的资料后，运用历史归纳方法进行分析整理，才能得出若干应有的结论。他主张继续采用旧的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作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方法，但他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他不仅否定普遍经济规律，而且否认在每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规律性。为了对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经济状况进行专项研究，他用历史统计方法取代旧历史学派的历史推理方法，满足于搜集各个行业和个别城市的历史统计资料，而不做任何理论分析和概括。施普勒否定客观经济规律存在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他不仅否认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更重要的是否定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必然性。他所鼓吹的历史归纳法及其历史统计方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他和科学的历史方法毫无共同之处。他在经济研究必须搜集各种资料和研究个别制度的幌子下，否定科学的抽象演绎和理论概括，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任何科学的解释。
强调心理因素
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解，施穆勒竭力强调心理因素和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所有经济范畴，如劳动、分工、交换等都是心理和道德的范畴，一切经济现象都受到心理和伦理道德的制约。施穆勒的这一谬论完全颠倒了心理因素和伦理道德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他的目的在于说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不需要阶级斗争，只要用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去教育劳动人民，并通过国家的恩赐措施就可以实现。
强调国家的作用
施穆勒竭力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他认为，人们之间有比经济关系更为基本的道义的结合，国家就是这种道义结合的具体结构。他强调，国家是国民经济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国家权利应该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因此，他竭力主张强化国家的职能和作用，扩大资产阶级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鼓吹让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政策创造出国民经济的统一体，建立社会的和谐。
鼓吹社会改良
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革命运动，鼓吹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是施穆勒经济学说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劳资之间的对立不是经济利益的对立，而是劳资间思想感情有差距，应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道德教育，以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他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缺陷和德国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由国家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他把这些改良主义的政策冠之以“社会主义”的称号自称为“特种社会主义”。当资产阶级自由派嘲讽这些政策主张为“讲坛社会主义”时，施穆勒及其追随者表示欣然接受，并以此来冒充社会主义来欺骗工人。事实上，“讲坛社会主义”绝不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他和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其政治目的，不过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削弱德国工人运动，维护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