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内，主要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加重经济作物的比例，充分利用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区的资源植物丰富，张华声（1997）研究记录了保护区拥有淀粉类植物95种，蔬菜植物154种，食用油脂植物54种，维生素植物118种，饮料植物101种，食用色素植物23种，植物甜味剂29种，饲用植物192种，蜜源植物62种，药用植物663种，木材植物225种，纤维植物234种，鞣料植物180种，香料植物121种，工业用油脂植物230种，胶类植物38种，染料植物35种，能源植物3种，经济昆虫寄主植物10种，其它工业用植物25种，防风固沙植物16种，水土保持植物67种，绿肥植物54种，花卉植物224种，指示植物10种，抗污植物39种，作物种质植物16种。要注重与科研机构、企业或高校合作，开展应用型研究，改变社区居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加生产中的科技含量。选择市场前景好、具有开发价值的资源植物，开展以应用、深加工、育苗为主的研究，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是增加居民的经济收入，减少资源破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之一。
要改变单一的经营种植结构，根据森林资源周边社区的具体情况，引导当地农户采取不同的途径来发展社区经济。对于植被茂密，蜜源丰富的地区，在已有养蜂经验的基础上，要扩大养蜂人群，提高养殖技术，这样既能解决富裕劳动力闲置问题，消除对自然资源干扰和破坏，又能增加农户的收入，形成产业化养蜂规模。可以开展养猪、养羊等小项目，提倡、推广饲料生喂，减少薪柴消耗量。针对农户采挖野生天麻、山药等林间产品的现象，可以为他们提供人工栽培天麻、种植山药等项目，采用人工菌床和袋料栽培技术，减少野生天麻采集量。在自然风光秀美，环境宜人，交通便利，在政策允许的地区可以发展生态旅游业，充分利用资源环境优势增加社区农户的经济收入，同时又不会破坏保护区的环境。针对茶叶种植区没有正规的品牌、销售渠道单一的情况，可考虑为当地茶农提供技术指导，创立自身的茶叶品牌，成立自己的茶叶加工基地，延长社区茶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
三、加强管理局自身的建设
以上的分权共管和提高资源利用率，虽然消除了保护区与社区居民的对抗，缓解了生活压力，但是仍不能有效防治出于经济利益目的的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因此还需要管理局的管理加强管理局自身的建设，加强执法力度，建立健全各种风险监测、处理机制十分必要。
要加强巡护检查力度和频次，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对保护区的各种破坏行为，加强对炸药、猎具和毒药的管理。要关闭非法和不合理的开采矿点，限制开采和环境污染。要健全各级防火组织和联防机构，制定防火预案，明确职责，购置防火设备，修缮护林防火瞭望台等各项设施，控制火警火灾的发生。要建立与周边地区的联合保护组织，与四川平武、青川、九寨沟等县协商联合建立岷山地区自然保护组织，与唐家河保护区联合建立摩天岭地区保护委员会，协调陇南市人民政府恢复以文县、武都县为主的自然保护委员会，形成常态的自然保护协调机制。制定应急预案，明确各项职能，制定监测评估计划，完善监测评估体系，规范监测资料的分析与管理。监测重点是保护区动植物的种群数量结构及栖息环境、林缘社区群众生产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保护区机构能力的变化。通过野外调查和对已有资料的分析，建立保护区动植物多样性信息系统，给保护区的物种、群落、生态系统和遗传资源建立档案，尤其要摸清珍稀濒危动植物和特有动植物的数量、分布、濒危程度和演变趋势，为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和目标提供依据，实行重点和抽样巡护结合的方法。
要加强宣传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重要意义，开展护林防火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居民保护意识。使广大社区居民既认识到保护珍稀植物的重要意义，又认识到对珍稀植物的破坏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使社区居民认识到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赖，使生态承载力这个无形约束深入人心，以取得可持续发展。
针对野生动物危害的赔偿问题，管理局应研究，尝试协调相关部门，划拨专项资金用于野生动物对社区农作物及居民危害的补偿。给当地社区提供一些简单而不致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的装备，如瓦斯喷雾等。引导社区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在林边地角种植中药材、木瓜等作物，既增加经济收入，又起到防范野生动物危害的作用。在社区群众居住地外围和田地周边建围栏，组织群众对野生动物危害进行监测巡护。野生动物损害农作物主要是因为食物短缺，相关部门可以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区域为它们开辟特定的“口粮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寻找食物的压力，减少对农作物的危害。对于那些繁殖迅速、数量过多的野生动物如野猪，可以适度捕杀，以减少对社区群众人身安全的危害。除现金补偿之外，还应因地制宜采用更多的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以增加社区农户的收入，比如长期聘用当地农户参与森林资源的管护，将保护区内的大量短期工作机会向当地村民倾斜等。
四、尊重乡土知识，加强能力建设
以上的分析，所有措施的实施主体仍然是管理局，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措施，我们强调的依然是管理局应该怎么做，应该如何管理，而没有涉及社区居民的自下而上的管理和资源利用。如上文所说，有些社区居民已经意识到了生态破坏对自身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但却很少有社区采取行动遏制生态的进一步破坏，这主要是因为社区居民现在的管理能力有限、管理理念还没有转变，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不足。保护区周边社区处于国家级贫困县，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我们唯一可见的社区居民对资源管理自发开展集体行动的就是碧口镇的李子坝村，村里以种茶为主要产业，为了保护本村的小环境和资源，自发成立了农民义务森林巡护队，巡护队荣获2007 年“福特基金汽车环保奖”。
虽然社区居民自发的保护行动鲜见，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否认社区居民管理权的理由，并不能否认社区居民在管理资源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知道社会的最高决策权不在别处，就在人民之中。如果我们认为人民不够开通，难以行使理智的决策权，那么，补救的方法不是将此决策权从他们手中收回，而是给他们指明方向”（杰斐逊，1820）。因此应该做的是培养他们的资源管理能力、思维能力的建设和技术的培训，利用社区文化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这些培训有助于社区居民摆脱贫困，减少生产生活对保护区的压力。
资源管理能力的培训当然是让居民了解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支撑作用，从而管理过程中遵循的理念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社区共管工作人员的培训主要包括对参与式工作方法的认识和选择，参与观念，对参与工具的使用，组织、管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参与决策的能力，解决冲突的能力等培训。思维能力就是通过让居民了解外界更多信息，改变一些传统的思维理念，改变传统的生活种植方式，甚至利用自己的乡土知识，创新更加适合保护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参与意识和自信心，如积极组建村民互助学习小组，组织村民外出参观学习。有计划地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比如学习药材栽培技术、养蜂技术等，开展外出务工培训等，使居民有一技之长，可以走出保护区，这样既减少了保护的压力，又可以增加收入，而且也有助于观念的转变。
能力建设的另一方面就是尊重当地的乡土知识，借助乡土知识来促进集体行动，同时尊重这些文化的新发展。教育的不足，并不意味着愚昧，在长期与自然互动与外界的交流中，保护区的居民形成了自身的乡土知识，这些知识很多是他们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潜意识集体形成的理性知识，是当地村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这些乡土知识没能转化为一种集体行动来保护社区的生态环境，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乡土知识是落后的，更多的原因是社区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由于相互隔离，缺乏参与而失去了参与的积极性和对参与的漠视或怀疑，是一种由于“缺少参与”而导致的一种对参与的冷漠。因此保护局或其他组织的关注点应该是给居民参与的机会，让他们在参与中获得自信，利用乡土知识开展集体行动来保护生态环境。乡土知识能帮助当地居民从森林资源中获得收益，尊重乡土知识可以帮助当地村民实现社区的自身发展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管理。要充分发挥乡土人才在森林资源管理中的骨干作用，相信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目标管理好当地资源，以激发其他村民参与的自信心。还要重视对当地社区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利用。迭堡寨村为白马藏族村，他们的族长具有很高的威望，号召力也很强。在管理活动实施过程中，可以考虑把族长作为带头人，充分利用他的领导力和号召力引导村民参与。白马藏族的“向山崇拜”、“古树崇拜”及“白色吉祥物崇拜”对于保护森林资源和大熊猫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在迭堡寨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并利用白马藏族“自然神崇拜”的传统文化对当地社区居民进行生态教育，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