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河南、湖南、贵州等省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组织大辩论，成立指挥部，书记亲自上前线，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军、后勤部，昼夜突击，突破一点，创造高产纪录，开现场会议，推动大面积丰收等等。”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宣布9月29日“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社论还说：“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会有这么多的‘卫星’上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贯彻执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贯彻执行了工业和农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在进入10月份之后，要巩固‘卫星’成果，实现更大的跃进，除了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群众运动是我们办一切事业的法宝，丢掉这个法宝，我们就一事无成。”而且提出：“10月份的钢铁大战开始了。这是关键性的一战。如果10月份钢铁生产计划完成了，那么，完成全年钢产加翻的计划就能稳操胜券。现在，我们已经有了9月份打下的基础，有了这么鼓舞人心的‘卫星’出现，让我们高举胜利的红旗，用更快的速度前进吧！”
10月7日至9日，冶金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炼钢现场会，介绍天津新兴钢厂土法炼钢的基本措施和操作经验，以推广土法炼钢。11日，冶金工业部在河南商城县召开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议，通过现场参观和实习操作，统一思想认识，推广土法炼钢，从此全国掀起土法炼钢的高潮。
对于大炼钢铁运动的情况，请看《北京周报》1958年第34期的报道。报道说：
“为了响应政府全国努力推动钢铁生产的号召，我们也在自己的院子里开始炼钢。每人贡献一臂之力。没多久，有些人带来断钢笔、锅和壶，有人贡献出回砖和石灰石，还有些人上交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时间而言，一座中国式的高炉的建成并投入生产，用一天时间就够了。在我们的炉子投入使用之前，我们这伙人中只有一位年轻人掌握一些技术和知识，参观过几个转炉。第一次我用坩埚型炉炼没有成功，但我们用我们的高炉冶炼却成功了。”
下面是农村炼钢的情景：
大炼钢铁是个总纲，具体炼法上却各有不同。比如小高炉，大都是先做一个直径大约20厘米、高40厘米的试管形坩埚，装一层焦煤，装一层生铁碎块，直至装满。焦煤紧缺时只好用煤末代替，不过，点火后浓烟滚滚，这样参观时也就更加壮观。到处烟火点点，浓烟滚滚，因此一位著名画家将大炼钢铁的盛况描绘为“孙悟空又过火焰山”。
生铁来自于社员家中的生铁制品，如铁锅、炉子、生铁盆以及部分生产队的小车架等。搜罗到生铁后，派专人用锤子砸碎，以供小高炉使用。所谓小高炉，就是在地上挖几条沟，填上木料、煤炭，再把装好的坩埚堆起来，用泥封好。这是技术活，因为做不好小高炉，钢就烧不好。还需要通风口，这样才能烧得好，烧得匀。当然，其实烧得好与坏都一样，结果都是在小高炉熄火后用脚一蹬完事，所以当时人们称小高炉为“一脚蹬”。蹬倒后的生铁、煤炭、泥土混合物，稍稍冷却后用小车推走。当时指挥员和检查团都不检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只看报表，当时叫报捷。
所谓“炒钢”，就是用土坯垒一个水缸形的炉子，结构和现在的煤炉相似，炉体开一个鼓风口，鼓风机是一个特制的大风箱，需要十几个人换班拉动。炉子的上口封死，火只能向下冒。燃料是三四十公分的圆。木段，一次装填十几块。点火后，七八个青年竭力拉动大风箱时，兰白色的火焰便直射碎生铁块，有人还不断搅动，直至烧到沸粥样。生铁块一次可填一碗多。这样的一个炒炉，每天耗费大量木材，开始先用公社的树木，后来便挨家挨户搜罗。
一些西方新闻媒介也记录和介绍了当时我国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的空前“盛况”。一位曾到过云南的英国旅游者报道：
我们穿过稻田来到另一个村庄，这里已草草建成4个奇形怪状的土制鼓风炉，到处是热烈沸腾、狂呼喧叫的场面。人们有的用筐抬矿石，有的给炉子添火，有的驱赶着牛车，有的倾倒白色热金属的大锅，有的来回晃动观察炉子，有的用手推车运原料——不过在我看来，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和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
在城市，几乎所有单位都在自己的后院建起了小高炉，人们把能寻找得到的所有废钢烂铁，甚至尚在使用的金属用具，像取暖的生铁炉、火钩等等，全都投进了土高炉；在农村，除了必要的生产工具，大部分铁器也没有逃脱回炉的命运。尤其是在那些大办公共食堂的地方，农民们把自己做饭用的铁锅也砸破，作为大炼钢铁的原料，当然这当中有许多是被迫的。至于炼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他们自信就是钢铁，虽然里面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很多并不是钢铁的东西。在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中，工人们响应“打破常规”的号召，废除了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与此同时，全国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交通、电力、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称之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甚至科学研究、写诗画画，也都要放高产“卫星”，都要大跃进。例如，毛泽东指示：“搞点民歌好不好？”“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于是，我们也收集到或者写出了千千万万不计其数的民歌。比如著名的诗人何其芳在对河南进行了考察旅行后，也仿照“毛主席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哪怕住在深山里也看得见它们的光亮”（按英文译出），写了一首诗。他写道：“天上星星多又多，金星是最亮的一颗；悠悠过去诗人多，李白、杜甫好诗多；而今好诗何人作？千百万的劳动人民。”（按英文译出）
一青年农民响应上级“行行出状元”的号召，开始了诗歌创作。也是在上级的推荐下，他发表了好几首诗歌。于是这位青年农民被冠之以“农民诗人”的头衔。
这一天，“农民诗人”又诗兴大发，“小麦卫星上了天！”，他抑扬顿挫地吟唱起自己业已发表且受到表扬的诗歌，“这头没（mò）了人，那头顶着天！”
“你也太夸张了吧？谁家的麦子顶着天？不怕吹掉了下巴骨？”“诗人”的朋友提出异议。
“你懂什么！我描写的小麦其实才一尺高，关键是‘位置’你没弄清楚，明白了吗？告诉你吧，我是趴在麦田里的！”
为了实现各行各业大跃进，不得不大量招收工人。国家职工人数由1957年的2451万人猛增到4532万人，增加了85％。这样，国家就不得不增加工资总额和各种供应，国家负担大幅度加重。
经过全国人民三个多月的昼夜奋战，12月19日，中共中央终于能够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但其中有300万吨钢是土钢，根本不能使用，合格的钢产量只有800万吨。
1959年的持续跃进
1959年的钢铁产量指标仍然是脱离实际的。1958年底到翌年上半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但仍然建立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之上。1958年11月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1959年的钢铁指标从原定的2700万吨降到1800万吨（第一本账）和2200万吨（第二本账）。11月到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钢铁指标虽然大幅度下降了，但相对于我国的国力，还是太高了。尤其是八届六中全会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是“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还认为找到了“工业发展以钢为纲的道路”。
新年伊始，工业方面就强调“1800万吨钢是一条纲”，狠抓钢铁生产。但是，一方面指标本身过高，一方面1958年片面“以钢为纲”已经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业已经后劲不足，所以1959年的钢铁生产步履维艰。中央书记处于4月17日发出党内通信，说：“进入4月份以来的钢铁生产情况依然十分不好。……4月份……时间已经过去一半，而计划只完成1／3。一个多月以来的钢铁生产日报表，和刻了板一样，3万吨的水平稳如泰山，喊了好久，总是上不去，日报表令人越看越不舒服”。钢铁生产虽然尽了全力，上半年也仅530万吨，离半年900万吨的计划指标相距甚远。第二季度虽然组织“钢铁战役”，突击生产，也无济于事。陈云在八届七中全会以后接受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于4月间提出将1959年钢铁产量由1800万吨降到1300万吨的意见。9月13日，中央常委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决定降低当年钢铁产量指标为1300万吨。
但是，庐山会议错误地展开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中共中央于8月7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发出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要求“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并说：“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随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批判右倾思想运动。《人民日报》发表诸如《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之类的文章，说上半年经济发展的上升、下降、再上升，是右倾思想作怪和批判右倾思想的结果。不但不承认国民经济有比例失调现象，而且“鼓干劲，继续跃进”，具体工作上也停止纠左，转而反右。这样，虽然庐山会议将钢产量指标再次调低到1200万吨，设想“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在‘15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但仍然存在通过反右倾，鼓干劲，把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搞上去的想法。10月全国工业生产会议要求保证生产1300万吨钢，基建项目也大大增加，职工人数又有所增长。
经过反右倾、拼投备、拼劳力、拼资源的蛮干，1959年实际生产钢1387万吨，煤3.69亿吨，因此认为实现了全面大跃进，却对这种盲目蛮干产生的极为严重的后果视而不见。“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大炼钢铁运动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中国进入3年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