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动则耗伤元气，元气既耗如此，则火又何由而起？故经曰：五脏者，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是可见脏不可伤，气亦不可伤，未闻伤即为火也。即云为火，必有火证，使无火证，而但以动字敷衍其说，是何异捉影为形，而天下事又何不可马鹿其间乎。且常见五志所伤之人，伤极必生战栗。是盖以元阳不固，神气失守而然。倘遇河间为之和，则又必谓战栗皆生于火矣。孰是孰非，其几如此，能不为生民痛哉！一、丹溪《局方发挥》曰：相火之外，又有脏腑厥阳之火，五志之动，各有火起。相火者，此经所谓一水不胜二火之火，出于天造。厥阳者，此经所谓一水不胜五火之火，出于人欲。气之升也，随火炎上，升而不降，孰能御之？原经文五火之说，乃解精微论中言厥病之目无所见也。谓其阳并于上，阴并于下，阴阳不交，所以为厥。厥者，逆也。由其阳逆于上则火不降，阴逆于下则水不升，水既不升，火又不降，而目以一阴之微精，不胜五脏之阳逆，此单言厥逆之为病也如此，岂言火有五而水止一乎？又按二火之说，乃逆调论言：人有身寒之甚而反不战栗者，名为骨痹。谓其人肾气素胜，以水为事，则肾脂枯而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又以肝为一阳，心为二阳，二藏皆有伏火，则一水不胜二火，所以身虽寒而不冻栗，此单言骨痹之为病也如此。又岂阳常有余之谓乎？若以五火、二火尽可引为火证，则如示从容论中有云二火不胜三水者，又将何以解之，而何独不引为言耶？试以此问丹溪，其将何以答乎？一、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又曰：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若诸寒为病，必须身犯寒气，口得寒物，乃为病寒。非若诸火，病自内作。所以气之病寒者，十无一二。
予味丹溪此言，不能不掩卷叹息。岂必气之病寒者十无一二耶？夫气本属阳，阳实者固能热，阳虚者独不能寒乎？故经曰：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又经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则其义有可知矣。且今人之气实与气虚者，孰为多寡？则寒热又可知矣。然而何以证之？如心气虚则神有不明，肺气虚则治节有不行，脾气虚则食饮不能健，肝气虚则魂怯而不宁，肾气虚则阳道衰而精少志屈，胃气虚则仓廪匮而并及诸经，三焦虚则上中下俱失其职，命门虚则精气神总属无根。凡此者，何非气虚之类？气虚即阳虚，阳虚则五内不暖而无寒生寒，所以多阳衰羸败之病。若必待寒气寒食而始为寒证，则将置此辈于何地？夫病之所贵于医者，贵其能识生气，是诚医家最大关系，而丹溪全不之察。故无怪其曰：气有余便是火。而余反之曰：气不足便是寒。使其闻余之说，尚不知以为然否。
一、丹溪《格致余论》曰：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
据此说，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则无怪乎寒凉之药，亦宜八九矣，此亦大谬之言也。夫阴阳之道，本若权衡，寒往暑来，无胜不复。若偏热如此，则气候乱而天道乖矣。故轩辕帝曰：其德化政令之动静损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灾变，不能相加也。胜复盛衰，不能相多也。往来大小，不能相过也。用之升降，不能相无也。各从其动而复之耳。此气交变大论之文，岂亦其不足信乎？一、丹溪夏月伏阴论曰：若于夏月火令之时，妄投温热，宁免实实虚虚之患乎？或曰：巳月纯阳，于理或通。五月一阴，六月二阴，非阴冷而何？答曰：此阴之初动于地下也。四阳浮于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烁石，何阴冷之有？据此一说，则夏月止宜寒凉矣。而何以帝曰：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旺气，是以反也。然则丹溪止知治旺气。而旺气有不可治者，何以不知也？矧春夏之温热，秋冬有寒凉，此四时之主气也；而风寒暑湿火燥，此六周之客气也。故春夏有阴寒之令，秋冬有温热之时，所谓主气不足，客气胜也。所谓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亦此谓也。岂丹溪止知有主气，而客气之循环胜复，又何以不知也？然此犹以气令言也。若人之血气阴阳，本自不同，病之表里寒热，岂皆如一？设以夏月得阴证而忌用温热，冬月得阳证而忌用寒凉，则其人能生乎？是丹溪止知时热宜凉，而舍时从证。又何以不知也？观其所论，止言夏月忌温热，不言冬月忌寒凉，何其畏火之见，主火之言，一至于此。
一、丹溪《局方发挥》曰：经云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又曰：暴注属于火。又曰：下痢清白属于寒。夫热为君火之气，火为相火之气，寒为寒水之气，属火热者二，属水寒者一，故泻痢一证。似乎属热者多，属寒者少。详玩《局方》专以热涩为用，若用于下痢清白而属寒者，斯可矣。经所谓下迫者，即里急后重之谓也，其病属火。相火所为，其毒甚于热也，投以涩热，非杀之而何？据此说，以二火一水言泻痢之由，殊未当也。夫经言暴注下迫皆属于热者，谓暴泻如注之下迫，非肠 下痢之谓也。观《太阴阳明论》曰：阴受之则入五脏，下为飧泄，久为肠。然肠 言久，岂同暴注而皆为热乎？且《内经》所言泻痢之证，寒者极多。
今于泄泻门详列可考，何丹溪俱不引证，而独引二火之说，亦勉强矣。及遍考《内经》，则止有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一句，并无暴注属于火之文，即或以属火之年有言暴注者，然木金土水之年皆有此证，又何以独言火也？盖其意专在火，故借引经文以证其说，而不知经言二火者，本言六气之理也，岂以泻痢一证为二火乎？观之经曰：长夏善病洞泄寒中，何不曰洞泄热中，其义可知，而丹溪何不察也。夫以泻痢为火者，本出河间，而丹溪宗之，故变为此说。戴原礼又宗丹溪，故云：痢虽有赤白二色，终无寒热之分，通作湿热治。自此说相传，遂致诸家方论，无不皆言湿热，而不知复有寒湿矣，其害孰甚。至若《局方》一书，虽云多用热涩，然于实热新邪，岂云皆用此法。观其所载太平丸、戊己丸、香连丸、薷苓汤之类，岂非以寒治热者耶？又若真人养脏汤、大已寒丸、胡椒理中汤之类，皆有可用之法，其中随证酌宜，顾在用之者何如耳？岂《局方》专以热涩为用，而可斥其非耶。且是书之行，乃宋神宗诏天下高医各以效方奏进而成者。此其中或过于粉饰者，料不能无，而真效之方必亦不少。第在丹溪之言火多者，谓热药能杀人，而余察其为寒多者，则但见寒药之杀人耳。明者其深察之。
一、丹溪曰：痢赤属血，自小肠来；白属气，自大肠来，皆湿热为本。初得一二日间，元气未虚，必推荡之，此通因通用之法。大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下后看其气病血病而用药，气用参、术，血用四物。痢五日后不可下，脾胃气虚故也。壮实者亦可下。
据此说，以赤白言血气，而分属大肠小肠，其于五行之说则然。而于病情之真则凿矣。
盖小肠为心之腑，宜其主血，大肠为肺之腑，宜其主气。然水谷气化于小肠，岂小肠之非气乎？或于粪前而见血，岂大肠之无血乎？观之经曰：血者，神气也。此非赤化于气乎？又曰：白血出者死。此非白亦为血乎？盖白者赤者，无不关乎血气，但其来浅者白，而来深者则赤也。故经曰：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此自至理，何其明显，而顾可以小肠大肠分血气哉！然此犹无碍，亦不必深为之辨也。至若初得一二日间，元气未虚，必推荡之，为通因通用法，则此说不可概言矣。盖此证有不宜下者，有必不可下者。岂以一二日间必可推荡耶？若病之可泻者，必其元气本强，积聚多实，则无论寒邪热邪，但得一推，则邪从泻去，而气本无伤，故可泻也。使无此元气，无此胀实，则无可言泻者矣。则强盛之人，随食随化，故饮食不易伤，泻痢不易犯，即有所犯，亦无不随病而随愈也。其有易病者，必其易伤者也。易伤者，必其本弱者也。所以凡患泻痢而有久延难愈者，必其弱者多，而强者少也。是以治宜推荡者，亦不过数十中之一二耳。且体弱之证，亦有不同，有微弱者，有次弱者，有大弱者，此其形气脉息，病因证候，是实是虚，自可明辨。凡见脾肾不足而致泻痢者，则始终皆不可下。若妄用之，则微者必甚，甚者必死，莫可解救，此推荡之不可轻用也。诚见其致误者不少矣。即在丹溪亦曰：余近年涉历，亦有大虚大寒者，不可不知。此丹溪晚年之一隙耳。而亦知前言之过否。
一、丹溪痢疾门附录曰：诸有积者，以肚热缠痛推之。诸有气者，以肚如蟹渤验之。究其受病之源，决之对病之剂。大要以散风邪，行滞气，开胃脘为先。不可遽用肉豆蔻、诃子、白术辈以补住寒邪。不可投米壳、龙骨辈以闭涩肠胃。邪得补而愈盛，故变证作，所以日夕淹延而不已也。
据此散风邪，行滞气，开胃脘三法，亦不过言其大概，固未尽也。至若补住寒邪之说，则大有不通，而且最易惑人，为害不浅。夫既受寒邪，即当辨其虚实，然实者必有实证，本不宜补，不宜补而补之，则随补随甚，即显见也。又何待乎变证？若因脏气受伤者，则无非虚证，即宜温补。盖温可以逐寒邪，补可以健脾肾，脾肾既健，寒邪既去，则无不速愈。何反有补住之理？又何有变证之说？且温补之法，原不在米壳、龙骨之属。又岂止豆蔻、白术而已乎。若执补住之说而禁用之，则必致虚者日虚，而变证百出矣。余所见者，惟寒凉变证之害，不可胜纪，或近则旬日，远则累月经年，终于殒命而后已。未闻有以温补变证而日夕淹延不已者。兹余年出古稀，涉历不少。凡遇人言，率多不分虚实，无不曰补住寒邪，无不曰邪得补而愈盛。正以信之者多，所以害之者甚。因致抱疾之辈，宁受寒凉而死，不愿温补而生。究其所由，实由乎此。嗟，嗟，一言关系，有如是乎！余切悲之。今但反其说曰：以寒遇寒，则留住寒邪，邪得寒而愈甚，理所必然。遭此害者多矣，因特表其义，谨以告诸惑者。
又总原刘、朱二家之说，无非偏执言火。故但见经文有火字，则必引以为证。凡如前列诸条，果亦有一言合经意者否？彼二子者既曰读经，何以罔顾上下文，而单扯一句，便可着书妄言，岂谓后世之人都无目耶？抑举世可欺耶？抑性体之有未明耶？谬已甚矣。吾不得为之解也。自二子之说行，而轩岐之受诬亦久矣。何也？以后人之遭毒于亡阳者，必谓轩岐之诲之也。使轩岐再起而见之，能无 裂而发竖乎。此时医受病之源，实河间创之，而丹溪成之。予为此论，盖一则为后人保生命，一则为轩岐正道统，一则为后生浅学，知识未广。凡初见彼书者，无不信为经训，多致终生受误，害可胜言！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故单采二家之略，辨正于此，而有余未尽，诚难悉也。
论时医（三十，共三十一条）
一、时医治病，但知察标，不知察本，且常以标本借口。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岂知《内经》必求其本之意。故但见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此其孰可缓也？孰当急也？孰为今日之当急，孰为明日之更当急也？缓急既不知，则每致彼此误认，尚何标本为言乎！
一、中风证悉由内伤，本无外感。既无外感，必不可散。若过用治风等药，则轻者必重，重者必速死。
一、伤寒关系全在虚实二字。实者易治，虚者难治。以其元气本虚，故邪不易解。若治挟虚伤寒，不知托散，而但知攻邪，愈攻则愈虚，愈虚则无有不死。若甚虚者，即微补且无益，而但以治标为主者必死。
一、伤寒阳经与阳证不同。阳经者，邪在表也；阳证者，热在里也。若内无实热脉候，而以阳经作阳证，妄用寒凉治其火，因致外内合邪而不可解者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