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新的陈述模式下，“调查人员的数量增加了5倍到10倍，”卡明斯说道，“特工们继续搜集信息直到可以做出判断嫌疑人并非恐怖分子是否就够了？基本上如果中央情报局没有记录，国家安全局也没有记录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也没有什么记录。他可能就没表现出一名恐怖主义分子的特征。他看起来就是个普通人。他不过就是一名人寿保险销售员，还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
有一个案子就是用新方法调查的，当时，联邦调查局得到报告说，一名男子采购了大量可以用作爆炸物的化学药品，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些采购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名男子当时还从一家游泳池配件企业采购了物资，而他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正好是运输水池相关的物资。
“当然，这个解释还不足以完全消除怀疑，”卡明斯继续说道，“如果现在就下结论‘看起来不过是水池物资的生意往来，我们可以结案了’还为时过早。我们的调查还没结束。具体说来，他是跟游泳池配件企业的谁购买的物资？交易的具体细节又是些什么？在交易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交易的人是他的一个朋友，还是伙伴，是否是一个对我们有威胁的人？最后有一天我们会说，‘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业交易，不用再费神了。’每条线索都进行全天候监控，我们只求做到事无巨细。”
这些“9·11事件”发生之前从来不会采取的额外的预防措施，让特工们很头大。
“他们说，‘行了吧，它不过是一个水池设备供应企业—这个人做的不就是运输一下水池设施吗？’”卡明斯说道，“我们会说，‘好呀。那去看看公司的记录，查查谁买了那些设施，物资都送去了哪儿，具体的物资条目是些什么，这些物资存在军民两用的可能性吗？如果你们把这些都完成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做出详细的判断了。’”
“9·11事件”之前，“阿尔多萨里可能就不会被逮捕，”卡明斯直截了当地说。
卡明斯非常赞赏2008年总检察长迈克尔·穆凯西倡导下新颁布的司法部指导方针。在该方针指导下，联邦调查局可以在恐怖主义袭击还没爆发之前，自由地调查潜在的恐怖分子。当然，联邦调查局必须要有正当目的才能执行监视任务，但是不一定要等到认为坏事已经上轨了才进行调查。
“正如之前被定义的一样，指导方针并不允许联邦调查局去调查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卡明斯说道，“诚然，调查全面铺开，线索指向很多不同的方向。但是他们始于一条情报，他们始于切实的信息—线索是关于融资计划还是一个行动计划，是来自于一个电话的内容，还是来自于一个线人或是一个主动告密者—这些信息都会告诉你，这个人是否是恐怖主义的一分子。”
新的指导方针，反过来又支持了“预防”的新模式，“让我们能够在发现问题之前就去搜索情报和信息，”卡明斯总结道。
正如联邦调查局法律顾问瓦尔·卡普罗尼说的那样：“在有人被杀之前，指导方针能够让我们时刻注意发生的问题，而不是等着让某人告诉我们出现了问题。”
至于扎兹的案子，卡明斯说道：“整个任务的完成需要辅之以一整套的工具。如果没有国家安全局提供的信息，我们没法履行作为一个恐怖主义活动预防组织的职能。如果缺乏国家安全局提供的帮助，我们就会盲目地寻找每个线索，但不是受用于美国的线索。”
在实施抓捕行动的时候，“你通常看不见中央情报局和其他部门的贡献，”卡明斯说道，“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恐怖主义阴谋在德国遭到瓦解，另一个恐怖主义阴谋在澳大利亚、瑞士、挪威或是意大利也被瓦解的时候，绝大部分事情说出来，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努力和帮助。”
“9·11”之前，“我们跟国家安全局总是存在一些矛盾，”卡明斯说道，“如果某个正在海外的美国人涉及恐怖事件，国家安全局是不会把这个人的信息告诉我们的。”
布什总统倡导的国家安全局拦截项目对那样的情况进行了一些改变，国家安全局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灵活性，窃听从海外打到美国的电话。但是，根据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说法，最初的程序太过于宽泛，以至于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随着时间不断推进，项目得到改善，变得更加专注于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也发现了有用的线索。国会将这个项目合并入外国情报监视法案。
那些单独行动者正在成为一个不断增加的威胁，“导火索”变得尤其重要。独来独往的人没有与现存的恐怖主义组织或是网络有任何的联系。对于这些“独行者”，“你没有资金网络的信息，如果你非常认真仔细地调查，你可能会发现有一千美元进了某个操作员的账户。”卡明斯解释道，“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线索，因为不会有任何人给一名单独行动者汇上一千美元。破案变得有些困难，所以，我们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导火索’和人工智能。这些就是我们安插在路边的眼睛和耳朵。我们也很大程度上认为单独行动者会想要摆脱那种完全的绝对的孤立。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出于所谓的人类本性。我们最近就抓到一些非常孤立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很希望能跟其他人交流和分享他们的意识形态。”
正因为如此，2010年10月，弗吉尼亚州阿什本，联邦调查局逮捕了34岁的法洛克·艾哈迈德。艾哈迈德被捕的原因在于，他与那些他自认为是基地组织技术成员的人共同密谋，企图在华盛顿地铁车站制造恐怖主义爆炸案。艾哈迈德，一名巴基斯坦出生的美国籍公民。从4月份开始，装扮成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特工们就开始了与艾哈迈德接触。在弗吉尼亚北部的宾馆举行的会议中，他自称同意在地铁车站安装监控视频设备，并且建议最佳的袭击时间，以及能够造成最大伤亡的爆炸物最佳安置地点。
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尼达尔·马利克·哈桑，美军上校，在胡德堡开枪杀死13名受害者。根据卡明斯的描述，如果联邦调查局能够早早就掌握部队里已经了解到的信息—比如哈桑的行动和同情心，那么可能早就已经盯上他了。
比如说，哈桑就曾经告诉过他的同事，伊斯兰教法远胜过美国的法律，而且还曾经训诫其他医生说道，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就应该身首异处，并用滚烫的油锅淋穿他们的喉咙。尽管军队里已经充分意识到哈桑的威胁言论以及极端主义信仰，但是联邦调查局却什么都不知道。而事实上，不管他在会议上如何陈述了他的观点，军队对他的表现还给了很高的评价。
“人们会说，‘当他谈到激进派传教士安沃·奥拉基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阻止他？明显，他就是一名恐怖主义分子。’”卡明斯说道，“好吧，但是，他是不是恐怖主义分子其实当时还并不明朗。拥有同情心和变成好战分子之间存在一个前后关系。”
安沃·奥拉基是一名在也门活动的伊玛目。按照卡明斯的说法，表面上看，哈桑跟奥拉基的联系，主要是为了在反恐战争的大环境下对军队里的伊斯兰教徒进行研究。
“哈桑与奥拉基取得联系，向奥拉基询问一些建议，这一切对于任何一个粗略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来说，看起来似乎就真的只是一些研究，并且研究的内容跟美国军方支持的由哈桑主笔的论文内容没有出入。”卡明斯说道，“哈桑的问题通常指向：‘你看看这个事情怎么样？你又如何证明那件事情的正当性？’这些都没什么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到底是什么暴露了哈桑？又是在什么时候他变成了一个好战者？”
那么，到底是什么把哈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其实就是他关于调整在阿富汗地区部署的命令—如果在阿富汗作战，他的对手将是自己的伊斯兰同胞。
从卡明斯那里了解到，直到今天，军队对于哈桑的起诉还在进行中，所以，现在还没进入联邦调查局的程序—在那里，哈桑的信仰和同情心都会让众人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