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能够给你足够多的时间，”卡明斯说道，“最终，这些人都会厌倦生活在苦行的条件中，而且政府会根据他合作程度的不同，提供不同的住宿标准。我记得在关塔那摩监狱有一个囚犯，他曾经努力加入讨伐异教徒的战争中。我们见面那天，他看到我的嘴唇上残留了一些鼻烟—我现在已经完全戒掉了。他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些，我当然说，‘没问题。’我后来给了他一些。”
由于我给了囚犯一些鼻烟，在场的医生“几乎快发飙了，”卡明斯说道，“我说：‘好吧，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医生们回答道：‘因为这样不健康。’”
“你们知道吗，他能跟我说话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给了他鼻烟，”卡明斯告诉医生们，“所以我打算每次来审讯这个人的时候都给他捎上一罐‘哥本哈根’鼻烟，”卡明斯继续说道，“我敢保证每次在他跟我们说话之前，他都会拉开鼻烟罐的拉环，往自己的唇边送上一些烟丝。”
这名恐怖主义分子兴奋地跟卡明斯聊上了。
当卡明斯从古巴回来的时候，穆勒问他学到了什么。
“我们知道的不过只是对这整个观念的一种泛泛之谈。”卡明斯告诉穆勒。
“我们有什么战术性的答案吗？”局长问道。
“这个嘛，战术性的东西只能在他们被捕后的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内有效，”卡明斯回答道，“而这些人已经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但是，他们能够告诉我们所有的信息—关于组织如何转移钱财、转移人员、他们获得教育的渠道、什么时候他们受到蛊惑、又是什么时候他们成为了激进者、在什么年龄段的时候？”
卡明斯发现对于宗教的狂热并不是真正驱使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的动力。
“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是其中一个原因，”卡明斯解释道，“但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还很年轻，喜欢寻求风险的刺激。很多人都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让他们去实现某个目标：他们非常希望获得圣战组织的荣誉勋章。但是，相信他们死后真有72个纯洁的少女等着他们，以及相信为供奉真主阿拉而献身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这些都不是驱动力。”
就那些还未判决的囚犯来说，卡明斯认为嫌疑犯其实是很好的信息搜集平台。这种想法得到证实还要追溯到2002年伊曼·法瑞斯的案子上。2002年，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简称KSM）—“9·11事件”的设计者—曾经命令法瑞斯去搞定布鲁克林大桥。巴基斯坦的机构正打算逮捕穆罕默德的一个亲戚，但是，卡明斯通过中央情报局告知巴基斯坦的机构先不要轻举妄动，免得打草惊蛇，盯梢的联邦探员还需要监视一段时间挖出更多的联系人，一旦这个亲戚被捕，其中之一就很有可能会接手他正在做的事情。
巴基斯坦人就“总共给了我们四个小时的时间，”卡明斯说道，“四个小时之内我们基本将那个人在美国的联系都掌握了—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并且也基本将信息搜集的工具（电子监控设备）放置到了相关的位置，最后引出了法瑞斯。”
在申请适用外国情报监视法案被批准后，联邦调查局开始了对法瑞斯的窃听。
“法瑞斯曾经在国外晃荡过一段时间，还与基地组织有着联系。”卡明斯说道，“他同时也跟巴基斯坦有着某些联系。他见过KSM，后者让他回到美国，并研究如何搞掉布鲁克林大桥。”
法瑞斯“当时正在研究一些用于切断电缆的切割设备，”卡明斯接着说，“你可以想象某个傻帽坐在一条18英寸厚的电缆上，拿着一个切割锯，正打算把电缆切断。在他还没取得啥实质进展的时候，就极有可能已经被纽约人抓到，照着死里打。但是他同时也在研究其他一些事情。问题在于，他的确是能够帮助我们将调查直插基地组织中央的关键人物。所以，基地组织免不了会直接在某个地方给他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且他真的认识很多人。”
在“9·11”之前，卡明斯说过：“我们本可以将他起诉，抓他入狱，跟他的律师合作看看他是否愿意跟我们合作。但是“9·11事件”之后，绝对没门儿。我们动用了有着丰富经验的特工接近他，说服他跟我们合作是他最好的选择。”
法瑞斯很快就同意跟我们合作。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不停地动员他。”卡明斯说道，“情报部门、军队、任何人都站在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工作。”
2003年6月，法瑞斯最终承认以下罪行：为基地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和资源线索、阴谋策划为恐怖组织提供可能的美国目标。10月，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
卡明斯也对穆罕默德·贾内德·巴巴尔用了同样的办法。巴巴尔是一名居住在伦敦的美国人，经常定期往返美国和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之所以开始怀疑他也是因为国家安全局发现他在纽约城市图书馆给基地组织的成员发送了一封邮件。总检察长阿希克夫后来援引巴巴尔的案子来解释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有必要对图书馆的电脑采取监控措施。同时，英国特工也得到情报关于在伦敦不同地区引爆炸弹的阴谋。这条情报的线索也直接指向了巴巴尔。
“我们跟英国特工协同合作，他们把关于这个案件的情报给了我们，这些情报都是他们在英国得到的，而且是跟巴巴尔有某种联系的信息。”卡明斯叙述着，“我们把那些信息拿过来，开始在我们系统内部所有机构进行通报—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接着，我们开始跟踪巴巴尔。他正在回美国的航班上。有很大一部分人都赞成他一回到美国领土就对他直接采取措施。他们说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处理这个人？我们不能让他进来。’”
卡明斯试图说服大家，联邦调查局应该考虑把这个人当做一个信息搜集平台。
“每个人都退缩了，远远躲开这个人，”卡明斯还会说，“我们手里有他的照片，我们知道他现在正在回来的路上，航班号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手里有所有的信息。在街上把他拿下对于美国政府以及反恐任务没有任何好处。对我们大家都没有任何好处。我现在不知道的是他为什么要回美国，我也不知道他有些什么样的关系网络。但是，我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去了解他，搜集他的信息。”
按照卡明斯的提议，联邦调查局跟其他机构一起合作照做了。
“纽约办事处具体分管这个案子，总部对纽约之外的事情进行微观统筹。”卡明斯说道，“我们针对巴巴尔做了所有的事情。我们几乎完全‘包围’了他—一张全面张开的网。技术的、物理的、飞机、监控小组、每个人都在工作。”卡明斯指出，“很多安排看似有些过了，但是实际上并不这样。巴巴尔就是一名执行者。他安排一些人去参加培训，那些人将会执行暗杀的任务。”
卡明斯必须给总检察长和局长足够的信心，一切尽在联邦调查局的掌控之中。尽管特工们正在从他身上搜集更多的信息，但是随时可以将他拿下。
“想这样的权衡几乎每天的任务中都会存在，”卡明斯说道，“每天必须讨论的就是：‘巴巴尔现在的情报是些什么？目前的威胁又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告诉总检察长和局长巴巴尔不可能离开我们的视线去杀害其他人？’我们只能保证99.9%的信心。因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
一旦联邦探员完全掌握了巴巴尔的各方面信息，他们自然就会走下一步棋。2004年4月，在联邦调查局与纽约联合反恐特别行动小组的共同行动下，巴巴尔在长岛被捕。面对基本上是逃不掉的牢狱之灾，巴巴尔很快就彻底放弃了挣扎，表示愿意合作。
“巴巴尔就是想保条小命儿，”卡明斯说道，“巴巴尔很清楚地知道他会死在美国监狱中。问题就在于我们会提供什么样的好处去跟他交易，对吧！你总得给点激励才能让别人开口。”
巴巴尔承认五项控诉的罪名：提供以及密谋策划为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筹措金钱和物资，支持他们对抗美国国际部队。2006年3月，巴巴尔当庭指证了一名被控涉嫌2004年3月伦敦爆炸袭击案的男子—就是广为人知的“缝隙行动”所揭秘的阴谋。检察官们考虑到巴巴尔跟联邦调查局“极其”配合，所以，2010年12月巴巴尔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