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国家安全局总法律顾问以及国土安全部助理秘书斯图尔特·贝克，在他的《踩高跷：为什么我们无法阻止明天的恐怖主义》一书中写道：“在实际操作中，正是这道‘墙’让我们错失了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抓住劫机者的最好机会。”贝克描述到这道“墙”何以对联邦调查局查找哈立德·阿米达构成了障碍—阿米达正是“9·11”的劫机者之一，在预订系统中他的地址和数据都跟其他11名劫机者联系在一起。
“斯克鲁格斯的想法有些闭塞，却得到了珍妮特·雷诺和杰米·格雷里克的认可。”马丁说道。但是联邦调查局里很少有人拥有这样的勇气去挑战这个非常严重的政府丑闻，卡明斯却拥有这样的勇气。当时，联邦调查局法律顾问马里恩·斯百客·鲍曼正好负责国家安全法律部门，并且主管斯克鲁格斯这道提案的执行。卡明斯记得曾跟鲍曼说起过：“斯百客，这个提案太愚蠢了！我没法照他说的那样做。”
“但是，你没有其他的选择。”鲍曼回答道。
卡明斯在“墙”边上开了些捷径—一个真正的借口。他告诉鲍曼：“我计划打开一个199号分类案件。我会把它当做一个情报案件来办。但是我将会有一些犯罪的子文件。”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应该打开一个65号分类案件才对。”鲍曼回复道。
卡明斯说他不会按照鲍曼说的那样做。他没有足够的资源再去增加第二名特工，让其中一名特工负责犯罪的部分，而另一名负责情报的工作。增加一个子文件对于不管是迎合鲍曼还是规避斯克鲁格斯的规定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无所谓的举动。
“9·11”之后，美国爱国者法案最终冲破这道“围墙”，推翻了斯克鲁格斯的提案中关于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解释。爱国者法案还允许联邦调查局对于恐怖主义嫌疑人的任何电话进行监听。在爱国者法案颁布之前，一名嫌疑人使用的电话可能会从座机变换为手机，或是再变成付费电话，如果联邦调查局遇到这样的情况，每一次的电话转换都需要申请一个新的外国情报监视法令才能执行窃听电话的任务。整个申请流程走完，几个星期就过去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联邦探员可以使用所谓的“巡回窃听器”对有组织的犯罪和毒品非法交易案件进行跟踪调查，却不能在恐怖主义案件中使用这样的窃听设备。而往往这类恐怖主义的案子主要威胁到的都是整个国家的安危。然而，作为负责反恐活动的联邦官员，卡明斯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解决：把联邦调查局变成一个以“预防”为导向的国家机关。
“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的两天，穆勒和总检察长阿希克夫开始向布什总统汇报案件的进展。
“他们说恐怖分子如何买到机票，上了飞机，从一个机场穿梭到另一个机场，然后袭击我们的居民。”布什的办公室主任安迪·卡尔德说道，“总统先生对于那份报告非常好奇，他问道：‘局长先生，你们是正在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营造环境吗？我很想知道你为何说恐怖主义威胁并非突然出现，以及提到的我们预防这些恐怖主义行为发生的办法。’”
正如在布什先生自己撰写的书籍《决策时刻》中，穆勒声称的那样：“那是我们的新任务，预防袭击。”
穆勒将这个信息带回了总部：不是简单地回应袭击，而是应该阻断它们。当然，联邦调查局一直以来都力图能够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前预防并阻止它们。通常，也能取得成功。在“9·11”发生之前的6年时间里，联邦调查局成功阻止了40起恐怖主义阴谋。其中，联邦调查局挫败了基地组织企图炸掉荷兰和林肯隧道，这些隧道连接了新泽西和曼哈顿、联合国总部以及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
但是在费瑞赫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趋向于将每个案件单独处理，并没有像他们当初对付“三K党”和黑手党那样，意识到基地组织将会带来的更大威胁，也没有集中力量对付整个基地组织。
“9·11”之前，由于媒体不停地抨击以及缺乏清晰司法导向，联邦调查局变得风声鹤唳，不停端正政治立场：尽管恐怖分子正在清真寺里酝酿他们的阴谋，联邦调查局也拒绝跟踪嫌疑犯到清真寺。因为传教士的特殊身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律师们竟然争论了几个月，就为了是否立案调查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酋长，后者因参与了第一次世贸中心爆炸案而被宣判有罪。
根据“9·11”之前适用的指导方针，联邦探员甚至于都不能考虑使用在线聊天室开发线人获取情报，这些可能的线人极有可能正在招募恐怖主义分子或是正在散布制造爆炸案的信息。任何超过12岁的网民都可以进入的聊天室，对于联邦探员却变成了难事儿—因为在登录聊天室之前，他们还必须去确认这样的调查是否具有合理性。
换言之，就是说“犯罪行为几乎必须发生之后，我们才能展开调查。”前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韦尔登·肯尼迪说道，“如果你没有犯罪发生的证据，你就不能立案调查。”
“‘9·11’发生之前，在互联网上开展调查是不被允许的，尽管互联网本就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卡明斯说道，“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清真寺。这是一个面向公众的露天聚会，但是作为一名联邦探员我们是绝对被禁止进入一个清真寺的。如果在清真寺里没有我们的目标人物，那么开发一名在清真寺里的线人向我们汇报清真寺里发生的事情或是看到的事情也是被禁止的。”
一名凤凰城的特工发现阿拉伯人正在进行飞行训练，他将这个担心写入了备忘录，建议大家多多注意阿拉伯男子。但是，这样的建议却变成了一条禁忌。
“记得根据‘9·11’之前的管理条例，司法部还因为犯罪分析调查了匹兹堡警察局。”卡明斯叙述道，“犯罪分析在那个时候可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设想一下，在‘9·11事件’之前，如果去飞行学校，然后说道：‘我们希望你们能提供一下你们中东学员的名单。’他们可能会反问道：‘你说什么？中东学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怎么没有注意到。你们为什么不去跟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和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说说你们的想法？’我们可能还会碰更多的钉子。在阿拉伯人参加飞行训练这个案子中，我们应该很难得到一个正当的调查理由。”
“9·11事件”发生，穆勒见了布什总统之后，这一切也就出现了某种变化。卡明斯告诉特工们：“局长说了，‘我们现在有新的任务。就是预防袭击发生。’”
之前，联邦调查局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人给封闭起来。但是，卡明斯告诉特工们，这样的战略政策事实上会给整个国家带来风险。而真正的主要目标，不是提起一次诉讼，而是搜集情报，渗透到恐怖主义组织内部，然后阻止未来的阴谋。卡明斯认为“情报”是相对于“信息”而言的一个时髦词汇。自从在芝加哥比沃格拉夫剧院搜集信息包围约翰·迪林杰开始，联邦调查局就开始使用“情报”一词。之后正是通过情报的使用才得以彻底消灭三K集团。也是因为情报，黑手党几乎被一扫而尽。使用“情报”一词传递了一种想法：强调推迟逮捕的重要性。
如果一名特工说他想在一些外国人闹事的时候，把嫌疑人拿下，卡明斯就会告诉这名特工：“按照你的想法，是不是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表明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工作，但是你是否掌握了这名嫌疑人的所有信息：他的组织、他周围的情况、他所有的行程、他所有的朋友以及他所有的家庭成员？他会不会是一个能够利用的线人，他会不会带出其他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通常，这样的对话过后会是一片沉寂。
卡明斯还会跟这名特工说：“你必须心思缜密，考虑周全。你的任务不是去执行一次逮捕嫌疑犯的行动。你的任务是把那名嫌疑人变成我们信息搜集的渠道。那名嫌疑人可能将会告诉我们存在一个多大的威胁，将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信息搜集的手段和途径，而不是搜集信息要针对的目标。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他的所有关系网络。”接着，卡明斯还会说：“如果他真的不是一个有用的线人，并且他的情报也没有任何价值可言，那么你再出去把他逮捕回来不就行了吗？”
许多联邦探员的脑子里一直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加入联邦探员的队伍就是为了送坏人进监狱。这些探员们听到卡明斯的这番话难免寝食难安。
“这其实只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卡明斯说道。特工们可能会说：“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是扑在反恐行动上。除了预防袭击之外，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头儿到底是啥意见？”
根据卡明斯的描述，区别就在于当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第一次世贸中心爆炸案的策划者拉姆齐·尤塞夫之后，他们就认为案子就此了结了，并没有顺藤摸瓜继续调查那些可能导致后续阴谋的线索。
“‘9·11’之前，首要的考虑是我的口袋里是否已经拿到了起诉书。”卡明斯说道，“但是中央情报局却是用另一种办法，一种完全正确的办法。他们不需要那些跟法庭作证有关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观念却是，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份起诉书，你就应该使用这份起诉书。把它扣在桌面上，逮捕嫌疑人，带上飞机，带回总部，最后送进监狱，然后你就走了，心里还想着，‘嗯，我今天做得很棒。’”
卡明斯说道，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我可能已经告诉我的特工们他们这样的做法不是让美国人民远离危险，简直就是将美国人民推向更为危险的境地。我们现在的调查方法已经完全不同，跟之前的调查方法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在反恐部门和反情报部门工作已经28年的特工尼克·阿百德肯定了卡明斯的观点：“通常要让管理人员和特工接受‘情报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而且是一项经常沉闷乏味的工作’并非易事。但是这才是搜集所需信息最为有效的途径。为了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案许可而误入歧途的期限、招聘过程缺乏耐心的监督管理以及对逮捕和定罪的坚持，这些正是我印象中操控着联邦调查局的想法。这些想法当中的很多都是为了制造数据—有了这些数据的支持，当我们在国会面前作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肆吹嘘我们做过的事情。”
用新的情报思路取代短视的想法注定要承担风险。在决定如何处理嫌疑人的时候，卡明斯必须得权衡利弊，是先获取更多情报？还是首先确保恐怖主义分子在联邦调查局监控之下再胡作非为？
“你犯了个错误，这里都是死人。”卡明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