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句话中，钟嵘指出了四言的两个特点：一个是"文约意广"，这是优点；一个"文繁而意少"，这是缺点，这两句话表面看起来有点矛盾，实际上"文约意广"是针对《诗经》中的每一行诗句而言，像"关关雎鸠"，这是四言，当然和五言比起来就是"文约"了，起码节约了一个字，而"文繁而意少"是针对整个四言诗的诗句而言，像《诗经》中的四言诗，某一个诗句就要重章叠唱好几次，这样一来全诗的字数就很多了，但表达的意思还是那个意思，这就是钟嵘所认为的四言诗"文繁而意少"，这"繁"当然也是跟五言诗整体诗句与字数比较而得出的经验性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钟嵘就认为四言诗比不上五言诗。
在他看来，五言诗就是"文省而意多"，而且不仅仅如此，他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他认为五言高于四言的根本原因在于五言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从而"会于流俗"，大家都愿意学，相对而言，四言诗则"世罕习焉"，也就是说四言诗"滋味"不够，故而大家都不愿学。"会于流俗"与"有滋味"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有滋味故会于流俗，因为"会于流俗"故而也证明了"有滋味"。流俗总是好声色的，按照古今的世俗经验，确实也是有声色才容易有滋味。钟嵘就是从这一点来为五言张目，以为五言高于四言。这与挚虞、刘勰的标准不一样，挚虞、刘勰的看法主要还是从"音"的角度去观察的。
钟嵘的诗史观不仅仅表现在对诗歌整体历史的观察上，也表现在对五言诗的历史的观察上，单就对五言诗的观察而言，钟嵘认为五言诗是一代不如一代。在钟嵘的观察中，汉魏古诗乃是五言诗的极致，这从《诗品》的上品里面汉魏有多少人就可以看出，上品里面加上古诗算十二人，有古诗、汉都尉李陵、汉婕妤班姬、魏陈思王植、魏文学刘桢、魏侍中王粲，这就有六个了，占了半壁江山。实际上，还有一个魏晋之际的阮籍，也大约可以算是汉魏的范围，如果这样算的话，就有七人了，大约可以看出钟嵘对汉魏古诗的推崇程度。翻检《诗品》，还可以看出钟嵘对五言诗评价最高的是古诗、曹植，其评价之高可以说无与伦比，他评价古诗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他对曹植五言诗的评价，认为是五言诗中的完美绝制，钟嵘说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就是说，孔门若用诗，陈思王曹植才可说是进入了孔门的内屋，刘桢只能说是升到了前堂，而张协、潘岳、陆机这些人只能算是到了前堂外面的走廊上，而刘桢、张协、潘岳、陆机四人均位于钟嵘《诗品》中的上品，这样一来，曹植的五言诗在钟嵘的眼中，基本上可以说是上品中的上品了。从这些证据可以得出结论，钟嵘确实推崇汉魏古诗。对建安五言诗，钟嵘情有独钟，而对建安以后的五言诗，钟嵘发出了很多感叹，对于晋代太康时期的五言诗，钟嵘虽然说其是"文章之中兴"，但也略表了遗憾，只是以为"风流未沫"而已，也就是说是前代风流的余响。而对有晋一代中的永嘉时期的五言诗，则以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到了东晋，钟嵘认为诗坛"皆平典似《道德论》"而"建安风力尽矣"，到南朝刘宋大明、泰始时期，钟嵘认为"文章殆同书钞"，到南齐永明年间，五言诗又新变，钟嵘也深不以为然，认为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将钟嵘对建安后的五言诗坛的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丢失了建安风力，建安之后历代诗坛虽然有几个诗人力求"动俗"，但终因"彼众我寡"而不成功，在总体上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
四、对物感说的发展
物感说渊源甚早，早在《礼记·乐记》中就出现了物感说的论说，但经过后世的演绎，到了钟嵘这里，物感说可以说才堪称完备。原因就在于到钟嵘这里，物感说的"物"不仅指外在的自然景物，也指社会事物，也就是说钟嵘把"物"的范围扩大了。
《礼记·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就是说，我们人心的感动是由于受到外在自然景物的触动。而"音"是由"声"而来的，"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而音又是"乐"的基础，"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故《礼记·乐记》中总结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人心感动于不同的外物，呈现出各种复杂的情绪而心动，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在《礼记·乐记》的作者看来，这"六心"并非人天性使然，所谓"六者非性也"是也，而是"感于物而后动"的结果。
到了六朝，谈物感说的论说越来越多了。陆机在《文赋》第一段里面就说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四时景物感动着人心，而人心感动之后则"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即拿起笔来把因外物所感的东西写出来就变成了诗文。再下来还有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问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在刘勰看来，"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何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这更加美丽的情况呢？而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里面谈诗的时候也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应该说，六朝时期，物感说确实已经言说得很普遍了。山水诗是六朝时期的一大特色，在当时社会动乱的情况下，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山水自然，人心接受自然的感召，把这些感受变成精美的山水诗。但不得不说，这些物感说的论说中的"物"还是基本上在自然景物的层面。
到了钟嵘这个地方，物感仍然是诗歌根源，但是在自然景物之外，又有了社会事物的丰富内容。我们首先来看钟嵘物感说中属于自然景物层面的"物"，在《诗品序》中，开篇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从表面看，这句话还是会让人想到传统物感说的"物"的内容，而《诗品序》中间又有"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这更是直言四时之景物感动人心的证明。但是，接下来钟嵘所谈到的感动人心的例证就转向了人生社会："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些内容全是人生社会事物，不是自然景物，但它们和自然景物一样"感荡"人的心灵，催生出部部诗篇，所谓"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就是对这种感动的回报。这是钟嵘《诗品序》中的物感说不同于前人物感说的地方，也正因为钟嵘把"物感说"的"物"从自然景物扩大到社会人生事物，所以在钟嵘这里，物感说才是完备的物感说。
五、批评玄言诗，主张滋味说
钟嵘关于诗的批评是实践性的，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其批评实践主要是对六朝诗歌的批评，其批评中就有对玄言诗的批评。钟嵘对玄言诗进行批评当然也是为了正面提倡他的滋味说，在钟嵘看来，玄言诗是违背了诗的根本特征而出现的一个诗的别类。他对玄言诗的一个评价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在他看来，没有滋味就不能称为真正的诗，而他以为五言诗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有滋味，所以对魏晋以来"贵黄老，稍尚虚谈"的风气下面所形成的玄言诗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并讽刺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所写的诗歌"平典似《道德论》"，说其诗已经不像诗了，丧失了诗的特质。那么，在钟嵘看来，诗到底是什么呢？他在对五言诗和四言诗进行比较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五言诗之所以超越于四言诗之上而"会于流俗"，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它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他主张诗一定要有滋味，没有滋味就是"非诗"。在钟嵘看来，玄言诗就是"非诗"，因为它像玄学家写的《道德论》。
钟嵘主张诗歌要有滋味，那么他说的滋味到底是什么具体内容呢？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有滋味呢？或者说没有什么就没有滋味呢？这就是下面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了。
第一，钟嵘认为诗是一个形象的世界，无形象则无滋味，有形象则有滋味。用钟嵘的话来说，诗是"指事造形"的，曹旭先生解释说："指事，指说事情......造形，摹写物之形象。"故而，"指事造形"当然就是指诗歌的形象性。而玄言诗"理过其辞"，完全是在讲理，而且不是用形象在讲理，缺乏形象性，故而也就无滋味了。
第二，钟嵘认为诗是情感的世界，有情感则有滋味，无情感则没有滋味。钟嵘说诗要"穷情写物"，其义甚明，无需多言。
第三，赋、比、兴三义"酌而用之"则有滋味，否则无滋味或者滋味不明显。用没用诗的手法，也是钟嵘判断诗有没有滋味的标准。诗的手法，传统上讲就是赋、比、兴，如果这"三义"一个都不使用，诗就根本无滋味。而钟嵘对赋、比、兴三义的理解却和传统有所不同，他以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对"兴"的解释可谓别出心裁，独树一帜，而对"赋"的解释也有异于前人者，汉儒解释"赋"但言"赋之言铺"，也就是铺陈的意思，这与钟嵘的"直书其事"义相同或者说差不多，但是，钟嵘又说"赋"还有"寓言写物"的含义，引起了后世若干人的困惑与批评，曹旭先生的《诗品集注》中引了若干这样的批评，例如陈衍《诗品平议》中说："案，钟记室以'文已尽而意有余'为兴，殊与诗人因所见而起兴之恉不合。既以赋为'直书其事'，又以'寓言'属之，殊为非是，寓言属于比兴矣。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论"比兴"："钟记室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其解比兴，又与诂训乖殊。"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钟嵘《诗品》所由竟以寓言写物为赋也。赋兼比、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际，不必有言也，以赋相示而已。不然，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高松亨明《诗品详解》云："仲伟比，与郑氏比、兴之意相近，兴则为仲伟之独创。"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也不一定有多少道理，当然从学术的角度还可以继续争议下去。不论怎么说，钟嵘以为"三义"需要"酌而用之"才有滋味，这是毋庸置疑的，所谓"酌而用之"，就是说这三种手法要综合协调运用，不能偏袒一义，不能只用一种或者两种，在他看来，如果只用一种，就有问题，钟嵘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