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概说主要讲三个内容，一是钟嵘其人，二是《诗品》其书，三是相关参考著作。
钟嵘的生平资料主要见于《梁书》和《南史》这两本史书，但是这两本史书中的钟嵘传里面记载得都很简略，相对而言，《南史》记载略详。关于其人，此处参照两史书传记略说之。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晋侍中钟雅的七世孙。其父钟蹈，曾做过南齐中军参军。钟嵘与兄钟岏及弟钟屿"并好学，有思理"，南齐永明年间为国子生，且明《周易》，此后举本州秀才，起家王国侍郎，再后则担任过抚军行参军、安国令、司徒行参军、中军临川王行参军、宁朔记室，西中郎晋安王记室这些官职，因为做过记室，故后世人又称钟嵘为钟记室。这些内容，是《梁书·钟嵘传》与《南史·钟嵘传》相同的部分。
在《南史·钟嵘传》中记载了钟嵘的一次大胆的上书行动，当时齐明帝事必躬亲，多缠细务，致使官场吏风丕变，人人"争自启闻，取决诏敕"，钟嵘甚为不满，于是上书批评明帝，以为"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明帝受批评，虽然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处罚钟嵘，明帝问大中大夫顾暠："钟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不？"顾暠虽然认为钟嵘"位末名卑"，但是却对钟嵘上书所言颇有同感，以为钟嵘所言"或有可采"，并认为人主不能对繁碎职事"总而亲之"，认为这样会造成人主越俎代庖的政治后果，从而使"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不利于天下之治理。顾暠对钟嵘的回护之言弄得明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不顾而他言"。《梁书·钟嵘传》与《南史·钟嵘传》还共同记载了钟嵘另外一次关于批评滥授官位的上书，这次似乎皇帝听了钟嵘的意见，命令"付尚书行之"。但相对于直接批评明帝而言，这次上书个性特色不够鲜明，故此处不作具体介绍。至于钟嵘的士庶及其家族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参考曹旭《诗品研究》中的"钟嵘身世考"。
至于钟嵘《诗品》其书以及《诗品序》，相关问题依然众多。《梁书·钟嵘传》中有"诗品上"的序，而《南史·钟嵘传》中则无，而且《梁书·钟嵘传》中所记载的书名，也并非后世及今人所习惯了的《诗品》名称，而是叫《诗评》："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这记载证明钟嵘确实写过一部论五言诗的著作，至于到底应该是叫《诗评》还是叫《诗品》，后世纷争甚多争论过程。至于现当代，则大多习惯使用《诗品》的名称了，且陈延杰等先生也力主原名当为《诗品》而不是《诗评》。陈延杰先生在《诗品注》的最后有一个跋，在跋里面陈先生坚决认为应该是《诗品》，陈延杰先生说："钟氏列古今作者为三品，亦定其高下等差者，当作《诗品》为是。若'评'则训为'评议'、'评订'诸义，与品藻异矣。
"而曹旭先生力驳现当代以来这个流行之说，以为应该是《诗评》，并说："《诗评》是其正名，《诗品》是小范围的别称。"对于民国以来多称《诗品》而废去《诗评》的名称，曹旭先生的回应是："既然《隋书·经籍志》说'或曰《诗品》'，《诗品》是《诗评》的小名和别称，我们依明清人的惯例仍称《诗品》亦无不可(笔者仍用《诗品》名)。但把别称与正名混为一谈，或误字号为正名，视正名为伪的说法，却不能不溯其渊源，详加辨析，以期澄清。"曹旭先生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学术性的，我们应该予以尊重，但鉴于《诗品》名称已然传之众口，积习难改，故使用《诗品》的名称看来是不可抗拒的现实，而要完全驳倒主张《诗品》名称的一派提出的各种证据，目前看来也不容易。总之，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现在提供两种说法供各位参考。
《诗品》把从汉代到钟嵘所处的齐梁时代的五言诗诗人分为三品，其中上品十一人，加上无名诗人(《古诗十九首》)则为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总共一百二十三人，钟嵘以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但《诗品》中有两个"应璩"，一个是"中品"中的"魏侍中应璩"，一个是"下品"中的"晋文学应璩"，后者应该有误，学界有学者认为"晋文学应璩"应作"晋文学应瑒"，这也还不是定论。总之，钟嵘所品评的五言诗人应该就是一百二十三人，至于这个数字中包含的"十二"、"三十九"、"七十二"有没有文化含义曹旭先生认为"十二"、"三十九"、"七十二"这些数字的安排与《周易》有关，以为有文化含义，大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继续探讨。
而《诗品序》亦有问题。目前大家看见的是通行本的三序合一后的序，一般人均理解为上中下三品的序合一，从"气之动物，物之感人"开始到"均之于谈笑耳"被称为上品的序，从"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开始到"方申变裁，请寄知音耳"被称为中品的序，从"昔曹、刘殆文章之圣"开始到"文采之邓林"被称为下品的序，但中品与下品的序与对应的中品、下品内容却没有关系，这使学者们苦闷了很长一段时间，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曹旭先生的意见值得重视，虽然曹旭先生没有下定论，但他大体倾向于认为原上品序是全书总序，原中品序是上品后序，原下品序是中品后序，而从"陈思赠弟"开始到"文采之邓林"是全书总跋或者赞语具体情况。我个人也比较倾向于这个看法。
《诗品》三品是按"溯源流"的原则来写的，例如钟嵘认为《古诗》源出于《国风》，然后汉代李陵源出于楚辞，而班婕妤源出于李陵，对每一个后面的作家都作了这样的源流探讨。对《诗品》中其溯源流的工作进行归纳，总共就两个大源头，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而直接以《诗经》和《楚辞》作源头的基本在上品，而前面这些人又是后世其他人的源头，这样一来，《诗品》中每一个人的诗歌都有其渊源了。除了"溯源流"之外，诗品还有"定品第"的原则，每个人都进入了三品中的一品，至于某人放入某品是否恰当，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人人都在某品中则没有任何例外。"溯源流"和"定品第"这六个字就可以概括《诗品》所做工作的基本情况。
至于研究钟嵘《诗品》的著作，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大体而言，有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叶长青《诗品集释》、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曹旭《诗品集注》、《诗品研究》等等。各位先生的著作虽持论不一但均各有成就，大家可以择取参观。相对而言，现当代对钟嵘《诗品》的研究没有《文心雕龙》研究那样热门，这大约与《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更符合现代学术体制有关系。
二、《诗品》写作缘起与收录编排原则
就具体原因而言，钟嵘为什么要写《诗品》这本书？钟嵘《诗品序》中说："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当时人也热衷于诗歌品评，但却"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既然别人准的无依，显然写一部"准的有依"的著作就有了必要性。当时也有人对诗歌品评界的这种情况非常不满，如彭城刘士章，乃是俊赏之士，而"疾其淆乱"，并"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但可惜的是"其文未遂"，故而钟嵘才说自己"感而作焉"。这是钟嵘写《诗品》的第一个原因，也就是完成别人没有完成的愿望。
钟嵘写作《诗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钟嵘对前人的论著不满意，以为"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虽然钟嵘对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评价还是蛮高的，以为"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钟嵘是很不满意的，以为这些论著"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不仅仅对前人论著不满意，钟嵘对前人编辑的集子也很不满意，以为"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这两个不满意当然就成为钟嵘写作《诗品》的原因了。前人的缺陷正是钟嵘要去弥补的东西，而前人最明显的缺陷，在钟嵘看来，就是"不显优劣"和"曾无品第"，这就为钟嵘写"显优劣"和"有品第"的《诗品》提供了充足理由。而钟嵘也从前人那里找到了"显优劣"和"有品第"的撰述原则："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但钟嵘又认为二者"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过去别人以九品论人，以《七略》裁士，虽然有些问题，但这毕竟为钟嵘以三品来论诗提供了启发。
至于钟嵘以三品论诗是否准确，确实有很多争议。后人对钟嵘这"三品"就有诸多批评，例如把曹操放到下品，把陶渊明放在中品，这两个人的五言诗在宋代以后直到现当代评价都很高，所以宋以后直到现当代的很多人，对钟嵘的三品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批评很多。在现当代人看来应该放在上品的，结果钟嵘放在了下品或者中品，而有些在现当代人看来只能放在中、下品的，钟嵘却放到了上品，这也弄得"喧议竞起"。其实关于这个问题，钟嵘实际上也有所交代，他在《诗品序》中说："三品升降，差非定制。"就是说，我这个三品并非绝对的，如果后人要去重新搞一个标准，我也同意，所谓"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是也。钟嵘说如果有人要对这三品里面的人重新去评价，那就寄希望于未来的知诗者了。以今人后见之明去反责钟嵘容易，但是有多大必要性确实是一个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甚至连陶渊明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一下，现当代人又该怎样去反责刘勰呢？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针对后人对钟嵘的批评说："近时王士祯极论其品第之间，多所违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此论可谓公允。
收录什么人进入《诗品》去"显优劣"和"定品第"，这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钟嵘对此有两个交代，第一个原则是只收死人，不收活人，所谓"今所寓言，不录存者"是也。大家知道元代钟嗣成写了一本书叫《录鬼簿》，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只收做了鬼的死人的原则，而钟嵘的《诗品》书名是不能直接看出这个原则的，所以钟嵘就在序中亲自交代这个原则。第二个收录原则是只收录五言诗，所谓"嵘今所录，止乎五言"是也。所以归纳起来，也就是说钟嵘在《诗品》中只收录死去了的五言诗人，其他一律不收，而按照这两个原则收进来的人就是才子了，所谓"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是也。至于没有进入钟嵘所写的《诗品》中的人，钟嵘认不认为其是才子，这就不得而知了。至于编排原则，钟嵘说："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这个编排原则颇为中立，值得赞赏。
三、钟嵘的诗史观
钟嵘对整个诗歌历史有他的一个基本评价，那就是五言优于四言。六朝虽然是五言腾涌的时代，但是对五言诗的看法却并不一定就好。在钟嵘之前，针对四言、五言的比较已经有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些看法以挚虞和刘勰为代表，他们的看法基本上认为四言高于五言，挚虞《文章流别论》遗留的片段里就曾经谈到过四言诗，说："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以为四言乃为诗之正声，是所谓的"音之正"也。既然四言才是"音之正"，那么其他的比如五言就成了非音之正了。挚虞之后，刘勰也持同样的看法，刘勰对诗的看法主要表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里，在谈到四言诗和五言诗的时候，刘勰说："若夫四言正体，以雅润为本。
"相对于四言，刘勰对五言的看法就低一些了，以为"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五言被他视为"流调"，刘勰虽然不是在否定五言诗，但这个评价确实不高。而钟嵘的看法却与挚虞、刘勰相反，以为五言高于四言，对于这一点，钟嵘给以了论证，他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