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大问题是此期的文学批评概况。这个概况我主要讲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文章的创作论。文章写多了，就要反过来总结写文章的经验，那么这个经验在中国就叫创作论。这个时期总结的经验确实比较多，这个时代的人们不敢接触社会问题，就主要在技术上来做文章。陆机的《文赋》是专门讨论创作的篇章，《文赋》里面对写文章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做了探讨，其中讨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想象和灵感的问题，另外还对大大小小的技巧探讨了很多。刘勰的《文心雕龙》有一半都是在讨论写作文章的经验与理论问题，《神思》以下基本上是讨论文章写作中的理论问题，而《文心雕龙》前面的论文叙笔部分对文章的写法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哪类文章有什么样的原理，该怎么怎么写之类的，主要是从经验角度探讨。其实前代对此也有探讨，只是没有这么广而已。随着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文章数量也随着越来越多，体裁当然也就越来越广，探讨文章写法就自然而然成为应有之义，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这个与文学自觉不自觉没关系，这只是为那些没有多少天分的人写作提供教材与经验教训的好方法而已。
第二个就是探讨文章的风格。在这个时期分两种方式探讨，一种是把风格和体裁关联起来讨论，这种风格现代人一般叫做体裁风格。关于这个的探讨在曹丕那里就开始了，曹丕探讨文章的时候，把文章分为"四科八体"而分科给以风格归纳，从而就有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结论，体裁不一样，文章的风格要求也就不一样。曹丕的"文"的观念，从他所说的"文"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就可以看出他是持广义的文的观念的。而到了陆机那里，则探讨了十种体裁的风格。陆机关于十种体裁十种风格的问题，我们后面具体分析《文赋》的时候再谈，这里先以诗、赋来做一个例子，陆机讲"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那里诗赋是一科，到了陆机这个地方就分开说了，诗要写得绮靡，赋要写得浏亮，诗与赋的风格要求也不一样了。
再后面的刘勰《文心雕龙》里面，专门有一篇探讨风格与体裁的关系，这就是《定势》篇。刘勰对风格做了一个总的概说，他认为风格"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他把风格做了一个归纳，以为八种风格就可以把所有风格一网打尽，当然是不是做到可以另当别论，这是风格讨论里面的所谓体裁风格论。第二种讨论风格问题的方式是把风格与主体联系起来探讨，这种风格现当代人称之为主体风格论，就是由作家主体来决定风格。曹丕说"文以气为主"，这个"气"就是作家主体的，作家之"气"决定文章的风格，可谓"风格即人"的中国版。刘勰《文心雕龙》中专门有《体性》一篇来探讨这些问题，"体"就是风格，"性"就是作家的个性、气质、才气。从以上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比较细致，但不能说先秦两汉就无人探讨过这些问题。
第三个就是批评论，这是关于对作家和文章批评的问题。曹丕从反对文人相轻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审己度人"的批评态度的问题，认为既要客观评价自己，也要客观评价他人，也只有能够客观评价自己的人才有资格评价别人，如果对自己都不能客观评价，显然对别人也就不能客观评价，曹丕要求的是作为一个批评家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同时，曹植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观，认为只有自己是一流的作家才有资格作一个批评家，这个看法当然有些偏颇，一流的批评家常常不是一流的作家甚至于不是作家。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是探讨研究文学批评的专篇，提出了若干看法，我们后面讲刘勰《文心雕龙》时候再具体讲，这里先打住。
第四个是现代人所谓的文体论。曹丕的"四科八体"说讨论了八种体裁，桓范《世要论》探讨了赞象、铭诔、序作等几种，傅玄有《七谟序》、《连珠序》探讨专门体裁，陆机分为十体，挚虞《文章流别论》探讨了更多的体裁，可惜已经亡佚，只剩了十多条，李充《翰林论》在严可均《全晋文》中辑有八条。此期还有几种《文章志》，但大多亡佚，否则可以看见更详细的情况。萧统的《文选》中大类有三十八种，加上子目的话则更多。刘勰《文心雕龙》里面有二十篇作专题研究，篇目上所体现的体裁大类就有三十多种，每一个大类里面又有若干小类，小类总共有一百多种。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章体制的探讨，确实是越来越丰富，但这并不是进化自觉的标志，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的文章多，那当然讨论得也就越多，这是自然现象。唐宋时代探讨得还要多，例如宋代姚铉《唐文粹》中大目有二十二，子目有三百一十六，那是不是唐宋时代就更自觉？显然不是。总之，中国文化史上文章体裁的探讨是由简到繁，明清以后又由繁到简。
第五个是诗歌声律论。前面四个方面可以说是前人就有了的东西，只是前人讨论得不详细而已，但是有一个东西大体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原创，这就是诗歌声律论。这并不是我有意说这是此期原创性的东西，而是此期的人他们自己说这是他们的原创。沈约谈当时诗歌现象时说道："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他以为"妙达此旨，始可言文"，但笔锋一转，说这并非前人所发见，沈约认为前人写诗虽然"高言妙句，音韵天成"，但却是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而已，即使"张蔡曹王"，也"曾无先觉"，而"潘陆颜谢"更是瞠乎其后"去之弥远"了，沈约很自信地说："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
如曰不然，请待来哲。"在他看来，"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而他才"觉"才"睹"的诗歌秘密。沈约这么自信，虽然值得怀疑，但从历史上来看，也大体符合事实。前人的诗歌虽然暗合声律，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理论。沈约所自信者就是南朝时期他和相关人等提出的"四声八病"说，这在历史上也叫作"永明声病说"。该说的提出确实带来了诗歌领域的革命，可以说诗歌声律论带来了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野，从而开创了近体诗的先河。近体诗就是靠以四声为基础的声律理论确立起来的，严格的声律是后世所谓律诗和绝句的基础。而古体诗就不大讲究这个东西，就是到了近体诗大盛的唐代，李白也还在大量写作古体诗，这是因为李白的个性太自由，而古风适合他随意挥洒的个性，律诗、绝句是要在规则中求自由，李白虽然也写了一些，但相比较而言确乎不多。
要注意的一点是，"四声八病"说中的四声是平上去入，不是我们现在的四声，古代的"入声"划到了现代的四声里面去了。"八病"就是八种毛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病，前面四种主要是关于声方面的问题，后面四种主要是关于韵方面的毛病。这里只说一下平头病，大家知道五言诗每一句都是五个字，凡是第一个和第六个字同声，第二个字和第七个字同声，就犯了平头病，其他的毛病在此不详说，大家可以去参考日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西卷》中"文二十八种病"间接的参考可以见王运熙、杨明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第二编第三节"沈约和声律论的形成"。我们学古代五言律诗或者绝句，一般前面是平平仄仄平，后面就应该是仄仄平平仄，这些看起来都是写诗的具体音韵技巧，好像很琐碎，但是唐代人都是乐此不疲地揣摩研究。
唐代人把律诗绝句写得千锤百炼而又复归自然者，杜甫是首选，而杜甫对格律的推敲，又是最有名的。杜甫的诗写得既有严格的格律而又看不出格律，在极其严厉的规则中获得自由。当然，这已经是"四声八病"说提出来很久之后的事情了。而当四声八病说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习惯，觉得那是写诗的束缚，其中有一个批评此说很厉害的就是钟嵘。钟嵘认为四声八病使"文多拘忌"，从而"伤其真美"。我以为在初期受到这样的批评是自然的，但是一旦习惯了而且玩得很熟的时候，大家就以此为荣，以此自矜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此期的诗歌声律论虽然提出的都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但确乎又是诗歌领域中的语言革命、形式革命。要说魏晋南北朝真正独创性的东西恐怕就是这个声律理论。诗歌声律理论不但奠定了近体诗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后世还影响了赋和文，很多人在写赋和文的时候把诗歌的声律和韵律用于赋与文中，从而使美文更美。
最后，我们要尝试性地解释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要提出诗歌声律的问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诗和乐的关系问题。在先秦时代，诗乐是一体的，但是到了汉代，诗、乐就分家了，汉代建立了一个乐府，乐府就是把诗和乐统一的机构，但是没有运作起来，所以到汉代，诗、乐事实上就已经分家了，但是诗不能因为跟乐的分家而失去音乐性，这就涉及怎么来实现诗的音乐性的问题。原来乐在诗外，现在要实现诗的音乐性那就只能在诗的内部去实现，这个实现既可以是无意的实现，更可以是有意的实现，有意的实现就是有意识地靠诗歌语言的格律来实现，就是要有效地利用文字自身的声韵来构建诗歌的音乐性，从而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诗乐的"合"。这个回归，成了后世诗歌的主流，中国古代的诗歌大而言之就两个时代--古体诗和近体诗。近体诗在唐代成了诗歌写作的主要方式，除了唐代人写古风写得好一些，后世的人就越来越不大写古风了，为什么呢？缺乏李白那样的天才而要把古风写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把近体诗写好却不一定非要天才。
从唐代开始就有很多《诗格》，这些《诗格》就是教别人写诗的著作，但是教只能教有规律可循的东西，而古风本来是无多少严格规矩的东西，怎么教？所以教的基本上都是近体诗的写作经验，正因为近体诗经验可学可教，所以近体诗就可以靠功力去写好，所以诗歌史上越到后来越是写有规矩的近体诗了。宋代的人曾经争论是学李还是学杜，最后还是学杜，因为一般人学不了李白。宋代出现了一个江西诗派，就是以杜甫为祖师爷的。一直到近代，宋诗的影响都在，居然有宋诗派运动，其中原因恐怕也在于此。直到"五四"时期写白话诗，才打破了这种写近体诗的垄断局面。新诗是要寻找一种自由，而到现在有一百年了，把传统丢掉了是否就真正走出了一条新路呢？这个很值得反思，季羡林先生晚年说："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这说法可能有偏激之处，但确实值得我们反思。现代诗歌史上，闻一多这些人从美国回来后，也力图调整新诗的方向，他们重新把传统中的格律捡起来，但是要在新诗里面实现格律，太难了，故而他们的尝试严格来说也不成功。传统还是永久的经典，但奠定了近体诗的传统的，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提出来的声律论。
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论概况介绍了这五个方面，基本上没有涉及诗文和社会的关系，也没有涉及文和道的关系。其实此时的文论也和"文"一样避世了，尽量不和这个社会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能说这个时代是文论的高峰时代。文章何为？诗文何为？真正伟大的文学绝不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如果是为艺术而艺术只能说它是艺术，但不能说它是伟大的艺术，真正激动我们的心的，深刻感动我们的，正是文学和社会水乳交融，要么指斥人生，要么批评时代，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伟大的文学，从古到今，在大家头脑里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大多也是和社会血肉相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