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季札已经早于孔子说出了大体上和孔子同样语词的话，但是后世流行的却不是季札说什么什么，而是流行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句话，这与孔子开私学之端，以诗教平民子弟，从而成为万世师表的影响力密切相关，因为儒家有这个强大的教化传统，才使得儒家的开创者孔子关于中和的思想最深入人心、最为重要，从而使先于他的季札并没有被人广泛记住，只是记住了孔子所说的那些话语。儒家这个教化传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保留先秦的众多典籍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秦代焚书坑儒后，保存最完好的是《诗经》，目前，《诗经》也是错误率最低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正在于儒家的这个强大的教化传统。教化传统中的一个技术性的功夫就是"背诵"，然而《诗经》是韵文，最好背诵，故而《汉书》中感叹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读书人把《诗经》背诵在脑袋里，而儒家教化传统又教出了那么多的学生，除非把每个读书人脑袋砍掉，否则《诗经》就不会亡。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秦的很多典籍就是靠儒家知识分子保留下来的，并且是抛头颅洒热血保留下来的。
2.孔子的中和文化观与诗学观
下面我们来看孔子自己对中和的看法。孔子自己对中和的见解主要体现在这样四个层面。
第一个是方法论。"持守中道"是儒家一个根本的方法论。什么叫"中道"？这就是孔子所讲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我们一般简称为"执两用中"。这是第一个，是方法论。
第二个是人格上。孔子谈中和，第一个方面是从方法论来谈，执守中道，不走极端。如果走极端，孔子认为就不好。最不好的是什么呢？在孔子看来，最不好的是反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是孔子在人格上对中和的看法。
如果在方法和人格上你不能做到中庸，那么次一点的选择是什么呢？孔子认为是"狂狷"。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所谓"中行"就是依中道而行，依中庸的准则而行，如果我不能找到这样的人去与他们交往。那么次一点的选择就是选择"狂狷"之人与他们交往，但为什么次一点的就选择"狂狷"呢？孔子继续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在孔子看来，可以不得已而"狂狷"，也可以在没有"中行"之人的情况下与"狂狷"为友，但人的理想并不是"狂狷"，而是"中行"的君子，中行是最好的。如果实在不得中行，那么就狂狷独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后汉书》里面有一个"独行传"，这里面的人普遍不能中行，只能"独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叫特立独行，都是一些狂狷之士。当然，后汉的狂狷独行之人还不是普遍现象。
从时代上面来看，哪个时代最为狂狷？当然是魏晋南北朝，当然还可以说中晚明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与很多时代比较而言，确乎是很狂狷，但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是不是生下来就想狂和狷呢？这些人绝对不是生下来就想狂狷，他们最初的人生理想可能也是做一个中行的君子，但是，时代的混乱让人们无法去这样做。《晋书》里面有这些人的传记，他们没有生下来就想去狂狷的，是没有办法才去狂狷，他们本来的理想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的界定，看它到底是什么阶段，最好还是不要用西方的标准与方法来界定。用西方的标准与方法来界定，有学者就把这个时代界定为"人的自觉"的时代了。而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用孔子的"中行"与"狂狷"的分类思想来分可能更合适，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这个时代定位为狂狷时代可能更准确。但要注意，狂狷时代并不是最坏的时代，更不是小人的时代，它只是和中行的理想比起来，要逊色一些而已，这是政治、社会理想的问题了。
第三个就是在诗的层面谈"中和"的问题。这个方面，孔子主要也就是下面这几句话，一个是"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第二个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前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意思很清楚，"中和"的诗学非常明显，不必再费唇舌。但什么叫"无邪"呢？何晏《论语集解》中引包咸的说法是"归于正"，邪就是不正，无邪就是归于正，归于中正。在这里面，"思"字有两解。一种解释是，"思"字是一个语气词，就是虚词，没有实际含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归于中正"，这样"思"就不解释了，就是一个语词。另外一个解释是，思是情思，"思"就解释为实词了，"思无邪"就是"情思无邪"的意思。这两种解释其实都可以。关键是孔子肯定、重申了"中和"的诗学标准之后，以此作为准则，反过来对不中正的诗歌所进行的批评。
第四个方面当然就是孔子以中和为标准对诗的批评。这其实主要就是对郑声的批评。孔子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个地方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评价是从音乐的标准来进行批评的，不是从诗的文辞角度来进行批评的，过去很多人不注意这个问题，以至于专从文辞的角度去找"淫"的成分。所谓"郑声淫"是从音乐的角度出发来看，认为它不符合"雅乐"的中正平和的标准与风度，"淫"的标准是从音乐的标准来观察的。什么叫淫？有些人甚至于以为，"郑声淫"就是郑声淫荡，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淫"就是过分的意思。那么，过分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中，不中则过。只有"中正"了就不会过。过分就是不能中正平和，这是从音乐的角度来批评。所以，孔子反过来用这个标准批评诗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诗三百，一言以蔽之"都是"无邪"的，为什么你又说"郑声淫"呢？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释。朱熹说："非言作诗之人'思无邪'也。盖谓三百篇之诗，所美者皆可以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为戒，读之者'思无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无邪'乎？只是要正人心。"又云："'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耶？......如桑中溱洧之类，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诗人作此以讥刺其人也。圣人存之，以见风俗如此不好。至于做出此诗来，使读者有所愧耻而以为戒耳。"关于这个方面解释的争议还颇大，大家可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个所谓的淫还是不淫，主要还是与中国古代的雅乐传统相比较而言的。雅者，正也，中国传统时代很强调音乐的雅正传统，但是再强调也还是逐步在改变或者在丢失。这种逐步丢失，主要缘于北方胡音的南浸南传，这种现象叫做"胡化"。
"胡化"这种称呼按照现代学术要求的"政治正确"的规则而言是不恰当的，但是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称呼又确乎存在，所以此处使用这个词汇只是尊重历史的习惯而已，并无他意。胡化是北方少数民族胡人南下所形成的，而华夏正声的中心一步一步地在南移。如果去找华夏正声的话，严格意义上说，往往是越往南可能越具有华夏正声的味道，闽南语与粤语的歌声里面可能保留了更多"雅乐"的传统成分。中国历史上确乎是有所谓"衣冠南渡"的事实，衣冠既然南渡，中原正声也就南移，这是理所当然的逻辑。现在的粤语里面，在词汇、语法等方面，保留古代汉语的成分更多。这个雅的传统还体现在后世对词与古文的要求等方面，姜夔论词就提出了所谓"清空雅正"的观点，还有清代的桐城派提出古文要"雅洁"，词要雅正，文要雅洁，诗要符合中正平和的标准，这样才能成为所谓的正经。《诗经》里面有哪两类是诗之正经？《诗》之周南、召南。"周南、召南，文王之化。"这是在周公和召公的封地所产生的诗歌，是文王之化的结果。
以上是孔子关于"中和"的一个基本看法。孔子这些话并不复杂，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孔子把前人的思想进行了一个综合，并没有提出超越前人的看法。这也符合孔子自己说的"述而不作"。但却刚好是孔子说的这些话影响力最大，原因我在前面已经作了一些解释，儒家的教化传统使天下读书人无不是孔子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以至于无穷的"学生的学生"下去，学生阐扬万世之师的思想当然使孔子的说法为世人所尽知，故而使孔子关于诗的论述，成了中国诗坛最主流的看法，以至于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兴观群怨说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个说法也仍然是关于诗的看法，但这与中和的问题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把它单列出来讲解。
1.诗可以兴
先解释什么是"兴"。这个字在这里读第几声？大家知道"比兴"的兴是读第四声，所以大家要记住这里的"兴"是读第一声，这两个音不能读成一样。关于这个"兴"字的解释，朱熹解释为"感发志意"。这个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朱熹的这个解释也是比较简单的，不能够对"诗可以兴"的含义作出完整的理解。那么，到底什么是"兴"呢？在诗歌产生之前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人"兴"呢？有。那么就要追溯"兴"的源头了，兴的源头是宗教，是原始时代的一种宗教活动。这种宗教活动是干什么的呢？它使人和神通，人与天通，在这种活动之中，一个世俗性的人完成了向宗教性的人的过渡，从而超越了现实。这个方面的研究我就不跟大家一一讲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赵沛霖先生写的《兴的源起》这本书。"兴"这个字就能够写出一本书，所以不得不说中国汉字的每个字都是一部文化史。到孔子这个时期，孔子说"诗可以兴"，兴与诗关联在一起。
孔子所说的"兴"显然不是一种宗教活动了，"兴"脱去了宗教的外衣，但是保留了宗教的超越意识，这种超越意识就是诗使人超越现实世界从而提升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审美活动而不是宗教活动了。宗教活动能够提升人，也能够让人超越现实，但是它的手段是以宗教的方式，到了审美活动中，诗之"兴"也仍然是使人们从日常意识、现实世界超越。这就是西方美学所认为的"日常思维的垂直中断"，但这是一种审美的超越。朱熹说"兴"是"感发志意"，这种感发志意就是一种超越活动。关于"兴"的超越功能这个方面，明末清初王夫之有一篇文章做过很好的阐发。这篇文章是《俟解》，其中云："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以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