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易学探微
金生杨
内容提要：黄泽是元代最深于经术、最长于覃思的学者。他终生研讨经义，学问广博，于诸经皆有论辩，尤长于《易》与《春秋》。黄泽的易学，立论基础扎实，善于提出问题，质疑问难，引而不发，坚持思考，极富启迪意义，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备受推崇，值得研究。
关键词：黄泽；象学；经学；《易学滥觞》
黄泽乃元代与吴澄并驾齐驱的大儒，于《易》、《春秋》尤有所得。其治学方法及其学术思想都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但黄泽仅有《易学滥觞》一卷传世，故学界多失之察，而少有论述者。今综考史籍，而发其覆，望方家教焉。
一、黄泽及其治《易》经历
黄泽作为元代大儒，在经学上用功甚勤，其于《易》，终生董理，勤于钻研，方法独到，著述宏富。
(一)黄泽其人
黄泽(1259-1346)，字楚望。唐末，长安人黄舒艺知资州内江县，卒葬资州，次子师明留居，子孙遂为资州人。师明长子知权知丹山县事。知权长子延节，北宋初年以德行道艺闻，拜宣德郎，通判渠州，以讨寇功召，除大理寺评事兼监察御史，乃黄泽十一世祖。其子德润、德全官稍显，而其季德柔即黄泽十世祖。黄泽五世祖拂与二兄播、揆，同年登进士第，蜀人荣之，为赋诗称美其事。黄泽父字仪可，以孝友闻，累举不第，随兄骥子官九江，蜀中乱，不能归，于是家于九江，为九江人，而居家日贫。
黄泽生有异质，十二三岁即通进士经义论策之学。入元，以明经学古、笃志力行自励，尝见邵雍天地自相依论，因践履之。年二十余，始旁通古今史志、别集诗文，不习而能诗。其后于理学诸儒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之书有得，作《颜渊仰高钻坚论》以自勉。
大德(1297-1307)中，江西行省相臣闻黄泽名，授以江州景星书院山长，使食禄以施教。又为山长于洪之东湖书院，受学者益众。但黄泽考满即归，闭门授徒以为养，而不复仕。在教学过程中，黄泽认识到儒者解经之非，"以为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率多傅会，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故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必积诚研精，有所悟入，然后可以窥见圣人之本真。乃揭《六经》中疑义千有余条，以示学者。既乃尽悟失传之旨"。黄泽好覃思苦研，屡以成疾，疾止复思，于诸经皆有论说，而于《易》、《春秋》尤所用心，所著二学之书为多。
黄泽是一代清贫的经学大师，其学博而少传，识高而名不著，均与此有莫大的关系。年近八十的黄泽，"贫无置锥之地，食指所需，朝不及夕"，但却"严毅清苦，介然以居"，"终不为一日降志以谋温饱，唯以圣人之心不明、经学失传若己有罪，用是为戚"，而"听其言者，莫不爽然自失也"。
黄泽以明经学道为志，好学苦思，于诸经、百家之学均有辩论，著有《十翼举要》、《忘象辨》、《象略》、《辨同论》、《三传义例考》、《元年春王正月辩》、《笔削本旨》、《诸侯娶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丘甲辩》、《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经旨举略》、《稽古管见》、《六经补注》、《翼经罪言》、《易春秋二经解》、《二礼祭祀述略》、《礼经复古正言》、《经学复古枢要》等书。不过，黄泽并不自傲，而"雅自慎重其学，未尝轻与人言"，终因"荐经寇乱，故宅为墟，遗书之存者鲜"。
(二)黄泽的易学经历及《易学滥觞》之成书
黄泽在易学上研索时间颇长，自称"泽于《易》、《春秋》，自束发即有志"，"年十七始熟复《系辞》，既又读《左传》，疑于《艮》之八及诸占法，盖探索之劳积四十余年"。黄泽"中岁尝为《易》、《春秋》二经作传"，多徇旧说。在担任书院山长，从事教学期间，他对旧学有了更深的体悟认识，以为"典籍残阙，传注家率多傅会"，只有"积诚研精，有所契悟，而后可以窥见圣人本真"，在易学上有所精进。黄泽自己回忆说："大德三年(1299)，于《易》始有所悟。又积十数年，大概得其五六，由是始具稿。又积十年，乃稍得其节目。然所悟深者，大抵不入稿，而存诸心。
"又说："泽自早岁读(《周易集解》)而病焉，磨励积思凡数十年，年五十始默有所悟。若阴有以启之者。又积思十年，大抵十通五六。然构思既深，立例亦异......延祐五年(1318)，东平王子翼始为刊《六经辩释补注》既成，重惟《易》、《春秋》二注未能脱稿，而骎骎老境，事不可缓，若必待完备，亦贫者最难。"因此，他指示大义，于延祐七年(1320)著成《易学滥觞》一书。无疑，《易学滥觞》是在前此诸书上的改进与提高，认识有所发展。综括黄泽一生，其于《易》之研治，大体有三个阶段，"始者之艰难，中焉有得于仿佛而未备，最后则若亲见圣人提耳而面命之"。
黄泽《易学滥觞》之作源于东平王子翼刊刻黄泽《六经补注》一书，黄泽想借此将其《易》、《春秋》之学传出，因未成书，故急就其大义为之。原因有二：一是年龄渐老，时间有限，留待细研深讨以著完书的机会不多；二是家庭贫困，即使以个人力量能著完全书，也未必能传于世，反不如借王子翼刊书的机会先行著其学之大概为好。吴澄为《易学滥觞》、《春秋指要》二书作序，亦称："楚望夫子之注疏，其志可谓善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书法，盖将前无古，后无今。特出其所得之大概示人，而全注未易成也。每以家贫年迈，弗果速成其注为嗟。世亦有仁义之人，能俾遂其志者乎？予所不能必也。道之行与，命也，爱莫助之，永叹而已。"四库馆臣所言更为明晰："泽垂老之时，欲注《易》、《春秋》二经，恐不能就，故作此书及《春秋指要》，发其大凡。"吴澄序称"书于《易学滥觞》、《春秋指要》之卷端"，则是二书实并为一部。故四库馆臣言："据其(吴澄)所言，二书合为一帙。"朱彝尊《经义考》载录此书，注言已佚。
《易学滥觞》流传至今，有武英殿聚珍版本、《四库全书》本、清小万卷楼丛书本、别下斋校《涉闻梓旧》本、《经苑》本、闽刊本、复性书院丛刊本等。除此之外，黄泽的著作大多已失传。不过，其门人赵汸撰《黄楚望先生行状》，"略其行而详著其言"，于其学术思想及著述多撮其要，《十翼举要》、《忘象辨》、《象略》、《辨同论》诸《易》著，借此可以考见大略。此外，赵汸所著《春秋师说》论《春秋》而及于《易》，基本以黄泽之口吻记述其学，故"径谓《师述》所述，为黄泽之《春秋》学，自然无可怀疑"。
(三)黄泽的治经方法
黄泽治经，有一套独到的方法。这套方法，乃是综合汉儒博物考古的名物制度之学与宋儒理明义精的义理之学，再加以深思力索，以例探求，而重在自悟独得。赵汸称："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没身而止。此盖吴公(澄)所谓前无古而后无今者也。"
时蜀人研治经学，以古注疏为先，学风素朴。黄泽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于义理宗主程颐、朱熹。他以义理为指导，善于考古，重视汉唐注疏，认识深刻。黄泽说：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颖达、贾公彦最精密，陆德明亦然，但音切未善。宋氏诸儒经学极深，但考古之功却疏。若以宋儒之精，用汉、魏、晋诸儒考古之功，则全美矣。去古既远，不先效汉、魏诸儒之勤，却便欲说义理，祗愈疏耳。大抵生于后世，既不获亲见圣贤，又不获在两汉、魏晋间，则去古日远，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数，汉儒犹有目击者，今却皆是索之纸上，岂不疏乎？
正因为黄泽力探古义，补宋儒之不足，故对古代学术认识深切，如礼学，于郑、王二家各有评判，"谓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又辩感生帝之说，辩宋儒胡宏以社为祭地，辩唐儒赵匡禘义，辩说《诗》之失等，虽未必尽然，却颇有识见。
黄泽以"复古"为志，不蹈宋学"舍传求经"、"以意说经"、"虚辞说经"之弊，而以博物考古为先，"尽悟传注之失"，"尽究诸经于阙塞之余"。在博物考古基础上，黄泽能独识经学之弊与疑，得"《六经》百氏传注疑义千余条，离析辨难，以致其思"；"其纂释之目千余条，皆《六经》传注中疑义，先儒所未言，或言之而未究，与夫聚讼不决者"。这样的识鉴能力，则绝非单单的博物考古所能得。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难，黄泽于此，可以说超越了古今诸儒，尤为难得，更发人深省。
在博物考古基础上强调深思力索，则是赵汸治经的最大特色。赵汸称："先生于经学以积思自悟为主，以自然的当，不可移易为则。故其悟也，或得诸幽闲寂寞之余，或得诸颠沛流离之顷，或得诸疾病无聊之日，或得诸道途风雨之中，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这样的积思自悟，也就是所谓"虚心静定涵养"的功夫，但其冥思自悟建立在通达经传、注疏基础上，而非禅家的以静为主，没有先决条件的空想冥思，因为"不尽悟传注之失，则亦不知所以为思也"，"非尽悟传注之失，虽欲投契其道无由"。明黄道周辨析二者之异，称："元时有资川黄泽者，每每教人致思。近来罗近溪(汝芳)只教人打坐。致思之去仲尼犹觉未远，打坐之去释子其间几何？新安赵汸尝问黄泽致思之法，泽云：'如经传中难解处，自为一例，致思之久，连类旁通耳。'"可以看出，黄泽的积思自悟是在熟悉经典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默会，融通经典大义。对于所思所得，黄泽也沉潜反复，不轻以示人。他告诫赵汸一思之得，以为"《六经》疑义若此者众矣，当务完养而慎思之，毋轻发也"，颇重涵养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