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福尔摩斯先生。她什么都没说。不过，有好几回我可怜的妻子想说，又鼓不起勇气开口。我也试着帮助她，大概我做得太笨拙，反而把她吓得不敢说了。她讲到过我的历史悠久的家族，说到我们在全郡的名气和引以为豪的清白声誉，这时我总以为她就要说到重点了，但是不知怎么，还没有讲到就岔开了。”
“你自己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不少新情况，福尔摩斯先生。我给您带来了几张新的画，更重要的是我看到那个家伙了。”
“谁？画这些符号的那个人吗？”
“是他，我看见他画的。我还是从头跟您说吧。上次拜访您之后，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早上，见到的头一件东西就是一行新的跳舞的人，是用粉笔画在工具房门上的。这间工具房挨着草坪，正对着前窗。我临摹了一张，就在这儿。”他打开一张叠着的纸，把它放在桌上。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太好了！请接着说吧。”
“临摹完了，我就把门上这些记号擦了，但是过了两天，又出现新的了。我这儿也临摹了一张。”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高兴得轻轻笑出声来。
“我们的资料积累得很快呀！”他说。
“过了三天，我在日晷仪上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压着一块鹅卵石。纸条上很潦草地画了一行小人，跟上次的完全一样。那次之后，我决定在夜里守着。于是取出了我的左轮手枪，坐在书房里，因为从那儿可以望到草坪和花园。大约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原来是我妻子穿着睡衣走来了。她央求我去睡觉，我告诉她，我要看看是谁在捉弄我们。她说这是毫无意义的恶作剧，要我不去理它。
“‘假如真叫你生气的话，希尔顿，我们可以出去旅行，躲开这种讨厌的人。’
“‘什么？让一个恶作剧的家伙把我们赶出家门？别人会嘲笑我们的。’
“‘去睡吧，’她说，‘我们明天再商量。’
“她正说着，在月光下我见她的脸忽然变得更加苍白，她一只手紧抓住我的肩膀。就在对面工具房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在移动。我看见是个黑糊糊的人影，偷偷绕过屋角，走到工具房门前蹲了下来。我抓起手枪正要冲出去，我妻子使劲抱住我。我用力想甩脱她，她拼命抱住我不放手。最后我挣脱了，等我打开门跑到工具房前，那家伙不见了。但是他留下了痕迹，门上又画了一行跳舞的人，排列跟前两次的完全相同，我已经把它们临摹在那张纸上。我在院子各处都找遍了，也没见到那个家伙的踪影。可这件事怪就怪在他并没有走开，因为第二天早上我再检查那扇门的时候，发现除了我已经看到过的那行小人以外，又添了几个新画的。”
“那些新画您临摹下来了吗？”
“我也照样临摹下来了，很短，就是这一张。”
“请告诉我，”福尔摩斯说，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兴奋，“这是画在上一行下面的呢，还是完全分开的？”
“是画在另一块门板上的。”
“好极了！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最重要。我觉得很有希望了。希尔顿·丘比特先生，请继续讲您这一段最有意思的经过吧。”
“再没有什么要讲的了，福尔摩斯先生，只是那天夜里我对我妻子很生气，因为正当我要抓住那个偷偷溜进来的流氓时，她却把我拉住了。她说是怕我会遭到不幸。我脑子里顿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她担心的是那个人会遭到不幸，因为我已经怀疑她知道那个人是谁，而且她懂得那些古怪符号是什么意思。但是，福尔摩斯先生，她的话音、眼神都不容置疑。我相信她担心的确实是我的安全。全部情况就是这样了，现在我需要您指点我该怎么办。我自己打算叫五六个农场的小伙子藏在灌木丛里，等那个家伙再出现就狠狠揍他一顿，他以后就不敢来打搅我们了。”
“这个人很狡猾，恐怕用这样简单的办法难以对付，”福尔摩斯说，“您在伦敦待多久？”
“今天我必须回去。让我妻子整夜一个人待在家里我不放心。她神经很紧张，要求我回去。”
“也许您回去是对的。要是您能待久一点的话，说不定过一两天我可以跟您一起回去。您先把这些纸条给我，不久我会去拜访您，帮着解决您的麻烦事。”
我们这位客人走之前，福尔摩斯始终保持住他那种职业性的沉着。但是我很了解他，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他心里是十分兴奋的。希尔顿·丘比特魁梧的背影刚从门口消失，我的伙伴就急急忙忙跑到桌边，把所有的纸条都摆在自己面前，开始进行复杂的分析。我一连两小时看着他把画着小人和写上字母的纸条，一张接一张地来回变换位置。他全神贯注地忙着这项工作，完全忘了我在一边。他干得顺手时，一会儿吹哨，一会儿唱起来；有时给难住了，就皱起眉头、两眼发呆地望着。最后，他满意地叫了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不住地搓着两只手。然后他在电报纸上写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华生，如果回电中有我希望得到的消息，你就可以在你的记录中添上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了，”他说，“我希望明天我们可以去诺福克，给我们的朋友带去一些非常明确的消息，让他知道什么在困扰着他。”
说实话，我当时就想问出个所以然，但是我知道福尔摩斯喜欢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来透露他的发现。所以我只能等着，直到他觉得适合向我说明一切的那天。
可是，迟迟没有回电。我们捺着性子等了整整两天，只要门铃一响，福尔摩斯就侧着耳朵听。第二天晚上，来了一封希尔顿·丘比特的信，说他家里平静无事，只是那天清早又看到一长行跳舞的人被画在日晷仪上。他临摹了一张，附在信里寄来了。
福尔摩斯伏在桌上，对着这张怪诞的图看了几分钟，猛然站起来，发出一声惊异而沮丧的尖叫。因为焦急，他脸色看起来更憔悴。
“这件事我们再不能听其自然了，”他说，“今天晚上去北沃尔沙姆的火车还有吗？”
我找出了列车时刻表。末班车刚刚开走。
“那么我们明天提前吃早饭，坐头班车去。”福尔摩斯说。
“现在我们必须出面了。啊，我们盼着的电报来了。等一等，赫德森太太，也许要回个电报。不必了，一切正如我所料。看了这封电报，我们更要赶快让希尔顿·丘比特知道目前的情况，多耽误一小时都不应该，因为这位诺福克糊涂的绅士已经陷入了奇怪而危险的罗网。”
后来证明情况确实如此。就在快到我结束这个当时看来是幼稚可笑、稀奇古怪的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又充满了我当时所感受到的惊愕和恐怖。虽然我很愿意给我的读者一个多少带点希望的结尾，但作为事实的记录，我必须把这一连串的奇怪事件照实讲下去，一直讲到它不幸的结局。这些事件的发生，使“马场村庄园”在全英国一度成了人人皆知的名词。
我们在北沃尔沙姆下车，刚一提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站长就急忙朝我们走来。“你们是从伦敦来的侦探吧？”他说。
福尔摩斯的脸上有点不耐烦的表情。
“您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因为诺威奇的马丁警长刚从这儿经过。也许您二位是外科医生吧。她还没死，至少最后的消息是这样讲的。可能你们来得及救她，但也只不过是让她活着上绞架罢了。”
福尔摩斯的脸色阴沉，焦急万分。“我们要去马场村庄园，”他说，“不过我们没听说那里出了什么事。”
“事情可怕极了，”站长说，“希尔顿·丘比特和他妻子两个都中枪了。她拿枪射击丈夫，然后打自己，这是他们家的用人说的。男的已经死了，女的也没有多大希望了。咳，他们原是诺福克郡最古老、最体面的一家！”
福尔摩斯什么也没说，赶紧上了一辆马车。在这长达七英里的途中，他一声不吭。我很少见他这样失望透顶。从伦敦到这里，一路上福尔摩斯都心神不安，他仔细地逐页查看各种早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忧心忡忡。现在，他所担心的最坏的结果突然变成事实，使他感到茫然。他靠在座位上，默默想着这令人沮丧的变故。然而，这一带有许多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我们正穿过一个在英国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乡村，少数分散的农舍表明在这一带聚居的人不多了。四周都可以看到方塔形的教堂，耸立在一片绿油油的平坦的景色中，讲述着昔日东安格利亚王国的繁盛。一片蓝紫色的日耳曼海终于出现在诺福克绿色的岸边，马车夫用鞭子指着从小树林中露出的老式砖木结构的山墙，说：“那儿就是马场村庄园。”
马车驶到带圆柱门廊的大门前，我看见了前面网球场边那间引起过我们种种奇怪联想的黑色工具房和那座日晷仪。一个人刚从一辆一匹马拉的马车上走下来，短小精悍、动作敏捷、留着胡子，他自我介绍说是诺福克警察局的马丁警长。当他听到我同伴的名字的时候，露出很惊讶的样子。
“啊，福尔摩斯先生，这件案子是今天凌晨三点发生的。您在伦敦怎么听到的，而且跟我一样快就赶到了现场？”
“我已经料到了。我来这儿是希望能阻止惨案发生。”
“那您一定掌握了非常重要关键的证据，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因为据说他们是一对最和睦的夫妻。”
“我只有一些跳舞的人作为物证，”福尔摩斯说，“以后我再向您解释吧。目前，既然没来得及阻止这场悲剧，我非常希望利用我现在掌握的材料来伸张正义。您是愿意让我参加您的调查工作呢，还是宁愿让我自由行动？”
“如果我真的能跟您共同行动的话，我会感到很荣幸。”警长真诚地说。
“这样的话，我希望马上听取证词，进行检查，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马丁警长是个明智的人，他让我的朋友按自己的方式行动，而他自己只要把结果仔细记下来就满足了。本地的外科医生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年人，他刚从丘比特太太的卧室下来，报告说她的伤势很严重，但并不致命。子弹从她的前额打进去，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知觉。至于她是被打伤的还是自伤的，他不敢冒昧表示明确的意见。这一枪肯定是从离她很近的地方打的。在房间里只发现一把手枪，里面的子弹只打了两发。希尔顿·丘比特先生的心脏被子弹打穿。可以假设是希尔顿先开枪打他妻子，也可以假设他妻子是凶手，因为那支左轮手枪就掉在他们正中间的地板上。
“有没有把他搬动过？”
“没有，只把他妻子抬出去了。我们不能看着她伤成那样还躺在地板上。”
“您到这儿有多久了，医生？”
“从四点钟一直到现在。”
“还有别人吗？”
“有的，就是这位警长。”
“您什么都没有碰吧？”
“没有。”
“您考虑得很周全。是谁去请您来的？”
“女仆桑德斯。”
“是她发现并报警的？”
“她跟厨子金太太两人。”
“现在她们在哪儿？”
“我想她们在厨房里吧。”
“我看我们最好马上听听她们怎么说。”
这间镶有橡木墙板和装了高窗户的古老大厅变成了调查庭。福尔摩斯坐在一把老式的大椅子上，脸色虽然憔悴，但他那双坚定的眼睛闪闪发亮。我能从他眼睛里看出坚定不移的决心，他准备用毕生的智慧追查这件案子，直到为这位他没能搭救的委托人最后报了仇为止。在大厅里坐着的那一伙奇怪的人当中，还有衣着整齐的马丁警长、白发苍苍的乡村医生、我自己和一个呆头呆脑的本村警察。
这两个妇女讲得十分清楚。一声爆炸声把她们从睡梦中惊醒了，接着又响了一声。她们睡在两间相邻的房间里，金太太这时已经跑到桑德斯的房间里来了。她们一块儿下了楼。书房的门是敞开的，桌上点着一支蜡烛。主人脸朝下趴在书房正中间，已经死了。他的妻子就在靠近窗户的地方蜷着，脑袋靠在墙上。她伤势严重，满脸是血，喘着粗气，但是已经说不出话了。走廊和书房里满是烟味和火药味儿。窗户是关着的，并且从里面插上了。在这一点上，她们两人都说得很肯定。她们立即就叫人去找医生和警察，然后在马夫和小马倌的帮助下，把受伤的女主人抬回她的卧室。出事前夫妻两个已经就寝了，她穿着衣服，他睡衣的外面套着便袍。书房里的东西都没有动过。就她们所知，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吵过架。她们一直认为他们夫妇是非常和睦的一对。
两个女仆的证词的要点就是这些。在回答马丁警长的问题时，她们肯定地说所有的门都从里面闩好了，谁也跑不出去。在回答福尔摩斯的问题时，她们都说记得刚从顶楼她们屋里跑出来就闻到火药的气味。福尔摩斯对他的同行马丁警长说：“我请您注意这个事实。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开始彻底检查那间屋子了。”
书房并不大，三面墙都摆着书。一张书桌对着朝花园开的窗户。我们首先注意的是这位可怜绅士的遗体。他那魁梧的身躯四肢摊开，横躺在屋里。子弹是从正面对准他射出的，穿过心脏以后就在身体里头，所以他当时就死了，没有痛苦。他的便袍上和手上都没有火药痕迹。据这位乡村医生说，女主人的脸上有火药痕迹，但是手上没有。
“没有火药痕迹并不说明什么，要是有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福尔摩斯说，“除非是很不合适的子弹，里面的火药会朝后面喷出来，否则打多少枪也不会留下痕迹的。我建议现在不妨把丘比特先生的遗体搬走。医生，我想您还没有取出打伤女主人的那颗子弹吧？”
“需要做一次复杂的手术，才能取出子弹来。但是那支左轮手枪里面还有四发子弹，另两发已经打出来了，造成了两处伤口，所以六发子弹都有了下落。”
“好像是这样，”福尔摩斯说，“也许您也能解释打在窗户框上的那颗子弹吧？”他突然转过身去，用他的细长的指头，指着离窗户框底边一英寸地方的一个小窟窿。
“一点不错！”警长大声说，“您怎么看见的？”
“因为我在找它。”
“惊人的发现！”乡村医生说，“您说得完全对，先生。那就是当时一共放了三枪，因此一定有第三者在场。但是，这能是谁呢？他是怎么跑掉的？”
“这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难题，”福尔摩斯说，“马丁警长，您记得在那两个女仆讲到她们一出房门就闻到火药味儿的时候，我说过这一点极其重要，是不是？”
“是的，先生。但是，坦白说，我当时不大懂您的意思。”
“这就是说在打枪的时候，门窗全都是开着的，否则火药的烟不会那么快吹到楼上去。书房里肯定要有穿堂风才行。可是门窗敞开的时间很短。”
“这您怎么来证明呢？”
“因为那支蜡烛并没有给风吹得淌下蜡油来。”
“对极了！”警长大声说，“对极了！”
“我确定了悲剧发生时窗户是敞开的这一点，就想到其中可能有第三者，他站在窗外朝屋里开了一枪。这时候如果从屋里对准窗外的人开枪，就可能打中窗户框。我找了一下，果然在那儿找到了弹孔。”
“但是窗户是怎么关上的呢？”
“女主人出于本能，第一个动作当然是关上窗户。啊，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