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风雨来临，王青天也不能撑住一片天了。他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如他在给周总理的信中所说：“……拳打脚踢，棒子打，煽巴掌，扳手指，扳脚，针刺……搞十分钟就汗水流光，折磨两三小时，即奄奄一息……”但是无论怎样折磨，王昭绝口不说任何违背良心的事，不出卖任何人。在公安部关押期间，一些老同事哭闹着要去看他，怕连累大家，他大声说：“都走开，我不认识你们。”
王昭于1970年2月在狱中去世。他的夫人韩琴谱31天后才知道消息。
在采访王昭的儿子王燕生（北京理工大学高级工程师）时，他告诉我，当时才13岁的他多次受到“专案组”的拷问，被抓去小屋，交代问题。他的姐姐因惊吓过度，精神分裂，死去。
青海的造反派还到平山老家揪斗王昭的老母亲，将老母亲折磨而死。王昭的三叔、伯母也被迫害致死，侄子也精神失常……
1975年，邓小平出来工作时，罗瑞卿拿着韩琴谱写的申诉材料给他，邓小平当时还不知道王昭遇害，说：“王昭在哪里？怎么还不出来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曾和王昭在华北大地上并肩战斗的胡耀邦为他的平反给予极大关注，最后亲自主持了王昭的骨灰安放仪式。今天，在青海高原上的日月山口，我们能看到一块石碑，上书“民为贵——王昭同志你慢慢地走”。
采访手记：
寻访平山团的过程中，我变得非常关注平山人，特别是我认识或采访过的一些烈士后代。观察他们的性格特点，我发现，在一些情节上，后辈人和老一辈革命家们精神相同、血脉相承。在贵州采访时，我特别留心了一下当地的新闻报道。
2011年的一个春日，黔西南的某工业园区奠基仪式，会场红毯铺地，彩旗招展，很是热闹。栗战书履新贵州省委书记后，针对贵州落后面貌，提出“我们不能总垫底，要奋力爬高！”对于百姓关心的重点工程，他要去讲讲话，鼓舞士气。只见一群礼仪小姐穿着艳丽的旗袍，早早候在主席台旁。她们的任务是伸着胳膊指引来宾，找到座位，然后把椅子往外拉一拉，请来宾入座。
台口，礼仪小姐笑容可掬地刚要引导，忽听栗战书说：“你们都下去！我知道主席台在哪儿！也认识桌签上自己的名字！”礼仪小姐们愕然，愣了一下，尴尬下台而去……
仪式结束后，他把相关的人员找来，问：“你们能说说什么是劳民伤财吗？”大家面面相觑。他指着工地上说：“看看这些丝绸的彩旗，足有一千多面吧。要一个个做，要一个个插，做一个旗子不管花钱多少，都要花钱。以后能不能别搞这些个？”有人小声说，总得有仪式吧！他接着说：“这不是开奥运会！这是不富裕的贵州。想想，我们一出场彩旗招展，一上台美女陪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什么形象？老百姓看到心里舒服吗？”
节俭是大德而非小节，更是一种精神力量。此后，贵州会场，吹起简朴春风。
2010年10月3日下午，贵州省六盘水市水矿集团汪家寨煤矿平硐井口，栗战书穿戴好下井的衣服，要下井检查。
矿山的人接待过领导视察，都是象征性地在下井口附近看一看。今天没有想到，这个省委书记是“真检查”！在井下徒步行走3公里，探察3个多小时，一直走到巷道最下面，找到最底层的工人握手说话。对井下的顶子、电路、排水设施、送风设施、瓦斯监测设备，都要一一检查。井巷中的瓦斯记录、瓦斯抽放牌板等栗战书都格外留意，他认真查看牌板上各项数字，不断向随行的矿领导询问着情况。
对于长期做行政工作的人来说，井下几个小时的行走可谓不易：穿上高腰雨鞋，穿上加厚的衣服，戴上很重的安全帽，后面还要背着很重的一块矿灯电池。一身行头下来走路都很难，何况要踩着泥泞的路，上坡、下坡、转弯换道、翻越铁架……身材魁梧的栗战书在狭窄的井巷里穿行，不断俯身、弯腰……几公里走下来早已是满头大汗，浑身湿透。
在淋水、粉尘中，在采掘面狭小的角落，采煤工人们正在意外之际，省委书记已紧紧握住了他们满是煤灰的双手……
2011年1月16日夜深时分，贵州高原小镇，栗战书裹紧军大衣，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束，踩着薄薄的冰层，敲开了迤那镇合心村村民马仙仙的家门。27岁的小伙子怎么也想不到省委书记会来他这普通的农家住宿，一时窘迫无言，赶紧把书记让到暖暖的火炉前。栗战书说：“我住你们家里，你们不要把我当客人，你们平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坐在煤炉边，栗战书关切地问，“烧这个煤会不会得地氟病？”贵州西部产煤区因为煤层含氟量较高，地氟病高发，数十万农民群众因为氟中毒，身体健康受到巨大伤害。马仙仙指着煤炉旁的烟囱说：“以前的煤炉因为敞着烧才会中毒，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改炉改灶了，烟囱可以把煤烟抽到外面去，已经好多了。”
谈兴正浓时，火炉上的土豆煮熟了。“我们威宁的土豆是贵州最好的，书记尝尝吧。”栗战书拿起一块土豆，蘸一点辣椒，尝了尝：“味道不错，挺好吃的。”
宁静的冬夜，寒星在薄云后合上睡眼。就这样，栗战书白天访贫问苦，夜宿马仙仙家，一住多天……
次日清早，零星的雪花飘起，在泥泞而蜿蜒的山路上，出现了栗战书一行的身影，他开始在村落里细细走访。在茨营村贫困农户滕明万家破旧不堪的土坯房里，栗战书走到房间的角落，翻开家里的米袋子看看里面还有多少粮食；在大山村徐贵宁家，栗战书低头弓腰，费力地钻进一个异常狭窄的墙洞，查看他家住房情况……栗战书走进一间黑黢黢、空无家具的堂屋，拉着村民饶昭福儿子的小手，痛惜地安慰说，一定要想办法治疗孩子眼睛的残疾。他踩着破旧摇晃的木梯，坚持看看孩子们住的阁楼，那简陋无比的场景，让他的眼睛覆上一层泪膜……
一年多后，在报道中看到，迤那镇很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村民精神提振，信心十足地干了起来。那个不善言谈的马仙仙，近来给几十个来学习的农民讲起种蘑菇，已滔滔不绝了，连衣着打扮，甚至发型都发生了变化。种药材的陈杰更是不得了，嘴里的新词蹦出好几串，什么“可循环经济发展”，“绿色认证”，“建立野生金铁锁（云南白药的重要原料）的核心保护区”，都是过去没有听到过的。
栗战书离开贵州后，他的继任者赵克志，继续到迤那镇做“驻村干部”，在村民家中吃住，做好帮扶工作。经过两任省委书记的接力帮扶，现在，迤那镇已经变贵州高原上一座美丽的小镇，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甩掉了贫困的帽子，农民们都不出去打工了。用马仙仙的话说：“我们村黑巴巴的土墙都变得白森森的，里外都搞得很好，我们的收入也高了，都像城市一样了，还去城市干什么？”
迤那镇只是贵州广大驻村干部帮扶的一个。在一份资料中看到，从2010年底开始，从省领导干部做起开展帮扶工作，“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陆续有两万名干部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工作，帮助农村同步小康。近几年，贵州快步追赶，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发展进入最好时期……
我看到这些新闻报道，常常想起栗再温在山东的下乡场景，王昭在青海下乡的情形，虽然时代不同，风格还是如此的相同。
一个领导干部，只是坐在办公室看材料，坐在车里观风景，坐在宾馆里听汇报，和大汗淋漓地深刻体味，肯定有着不同，而这种体味往往也决定着一种情感的持久存在。真正地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群众才会把你看作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