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栗再温带着感情，“红着眼圈”，不遗余力地为百姓工作时，“文革”席卷大地。山东的省委书记谭启龙、省长白如冰被“打倒”后，栗再温主持山东省委工作。1966年10月17日，北京的“造反派”在曲阜召开10万人的大会，要砸烂孔庙、烧毁孔林，栗再温在会上坚决表态说：“孔府、孔庙、孔林从战国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它是文明古国的象征，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不但不能砸，还要加强保护！”造反派的红卫兵一拳把他砸到桌子下面，让他跪着整整批斗了一天。晚上他请示周恩来总理，向造反派说明总理指示。疯狂的红卫兵哪里听总理指示，“三孔”依然被严重破坏。红卫兵押栗再温去看，这位历尽劫难都没有掉过眼泪的太行汉子，看到文物被破坏的惨景，掩面大哭！
接下来，他要面对更为艰难的选择。接连的批斗，他高度紧张，得了胃病，吐血，消瘦。但王效禹的造反派夺了山东省委的权，逼着栗再温等承认夺权，要他们表态，说谭、白是叛徒（谭启龙晚年回忆，他的“批斗”会上，大家都跟着造反派喊口号，只有栗再温一人闭口不喊），但只要划清界限，写下造反声明，就可以加入革命委员会里面。病中的栗再温不让秘书起草，要自己亲自写。
他的儿子栗振江说：“父亲绝不认为谭、白是叛徒，不会落井下石；他认为省委有错误，但绝不是黑省委，不能全盘否定；但是‘不声明’似乎又是对组织的‘不忠’；父亲早已经戒烟了，但是那一晚，他抽的烟头堆起了满满两烟缸！他提笔写了几次，都搓揉扔在地上，最终没有写成。”
1967年2月17日，他度过了一个怎样的夜晚？他的心是如何纠结的？今天我们无法明白。儿子只知道那日太阳东升时，59岁的父亲和世界永别！他用一条床单，把自己悬挂在窗帘的横杆上！
今天，我们不能评价他这样的选择。他面对白区恐怖，几经生死，面对枪林弹雨，从不畏惧，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纠结于道义和生命时，他们选择了“赴死”，没有苟且偷生。
或许是栗家人血脉里的共性。读栗家的资料，看到栗再温的三哥栗建周（一直从事党的财贸工作，后在峰峰煤矿工作），在“文革”期间也被打成“走资派”，他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曾对妻子说：“我也像老四（栗再温）一样走算了。”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悲壮抑或是他们追求高洁与完美的结果。
那一夜，栗再温一定想到了他最心爱的侄子栗政通，想到了平山团的烈士们，一颗敏感柔弱的心长时间磨砺而死，或许比冲锋陷阵而死，更为惨烈。
12年之后，中共中央追认栗再温为烈士。
……
那一夜，栗再温一定想到了王昭。王昭（1917～1970）出生于平山县天井村。1932年入党，后任平山县委书记。他和栗再温等人一起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使平山党组织得以保存。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力发动群众，组建平山团，把平山县建设成为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县。1940年4月，王昭接任栗再温任晋察冀四地委书记，解放战争后期王昭任华北野战部队四纵64军政委。他作战勇敢、智勇双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
在平津战役十分重要的新保安战役中，在关键时刻，王昭智取新保安，战史留美名。
当时，我军全力追击敌35军。但如果35军逃过新保安，和怀来的104军一旦会合在一起，那我们的分割围歼计划将不能实现，会铸成大错，影响整个华北战役的大局！
而我们的主力还没有赶来。在万分紧张的时刻，王昭政委和旅长曾宝堂率领12旅疾驰新保安，在鸡鸣驿附近向35军的前卫营开了火。指战员们在天寒地冻的塞外“坝上”，仅一昼夜便构筑了三道阻击阵地，为迟滞和阻击敌人创造了重要条件。他们积极主动，节节抗击，经过激战，迟滞、消耗和阻住了多于自己三倍的敌人。
就在敌我混战的间隙，王昭把自己打扮成国民党军官的模样，率部队大摇大摆地来到新保安西门。守城的敌警卫团还问：“哪一部分的？”王昭回答“自家人，自家人……”竟然骗开了城门。当敌人醒过味来，12旅已经用炮火炸开了城门，战斗仅用20分钟，敌警卫团300多人全部缴械。就这样，12旅占领了新保安，切断了35军归路。整个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在王昭家乡平山，西柏坡作战室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用几十封电报指挥战役，新保安这个紧张的节点，毛泽东一天一夜不合眼。接到王昭报捷后，领袖们紧绷了几天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露出了笑容……
1949年，王昭作为解放军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抗美援朝战场，王昭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53年3月王昭奉命回国，转业至公安部，1961年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那个举国欢庆的日子，栗再温和王昭一同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回望征程，感慨无限。栗再温从抗战前回乡后，就一直非常重视工农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晋察冀边区都知道“四分区平山县农会干部多”，平山县后来涌现出大批高级干部，分布全国各地，和平山子弟兵队伍一样忠诚为党工作。年轻有为的王昭被栗再温看重，1940年初，栗再温赴延安开“七大”前，推荐王昭任四地委书记，有人认为23岁的王昭太年轻，栗再温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栗再温去看望刘澜涛时，刘澜涛感慨地说：“从现在来看，你当时力推王昭任地委书记是选对了。”
王昭的出色表现得到中央各位首长的赞赏。1953年春，在罗瑞卿的推荐下，周恩来总理亲自找杨得志司令员，要王昭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39岁的王昭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王昭也为共和国披肝沥胆，尽心工作，得到中央领导的信赖和倚重。
王昭出任青海省长后，依然疾恶如仇、雷厉风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青海这样各族群居的高寒地域，领导工作非常艰辛曲折，但是王昭越草原，跨冰川，穿戈壁，攀雪山，走遍全省6个州11个县市，为改善农牧群众的生活做出大量努力，并为开发柴达木盆地做出了第一手的资料。王昭为青海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奉献。1965年，王昭的事迹被《人民日报》刊载，同年青海畜牧业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粮食生产第一次自给有余。就在那年，周恩来总理提名王昭为副总理候选人。
和栗再温一样，王昭依然保持着朴实厚道的平山人的个性风貌。国家配给他一辆红旗轿车，他问了司机师傅得知这车比其他车费油，坚决不坐。平时每天到食堂和大家一样打饭。在青海农村，他下乡住在一位阿妈家的牲口棚里，天寒地冻，被头结冰，睡醒后两脚都是冰凉的。后来，人们告诉阿妈，他是省长。阿妈十分惊奇，半天说不出话来。难道这个衣服打着补丁，和大家一起拉肥、铲粪，抬石头拣最大个的，推车赛过小伙子的老汉会和军阀马步芳一样的大官？
王昭在青海体察民情，为民做事，为民做主，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不知何时，青海人都叫他“王青天”。这一称呼至今被西北数省人民所知，可见人民对他的感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