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王震指挥部队赶到留坝县的江口镇。王震提出一个返回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以5天时间连续行军，从宝鸡、凤县之间的黄牛铺、草凉驿穿过川陕公路；再以7天时间突破西（安）兰（州）公路，进入陕甘宁边区。他的设想是正确的，其后得以全部实现。
按照这一部署，部队随即攀越上80里、下60里的玉皇顶大山，插向凤县河口地区。敌人发觉我军北返意图，急调两个师从北向东地区截击；令尾追的6个师迅速跟进，又想将我军歼灭于川陕公路以东地区。面对严峻的形势，王震决心以三两天的强行军，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前，冲杀出去。8月20日，果然在进抵川陕公路的时候，行动迟缓的敌人还未来得及合拢包围圈。我军闪电般穿过敌人预谋的合击点，向北奔去。但是，走在旅直后面的平山团第2营，突然受到敌第123师先头部队的合击。唐纯锋营长带领二营奋勇迎敌，展开决死的格斗。一群敌人冲进机枪排，和机枪排的战士扭打在一起，一挺九二式重机枪被敌人抢去。这挺重机枪是在上下细腰涧战斗中缴获的，之后一直随同部队南征北战，战士们把它当宝贝，全旅上下一直把它看作光荣和胜利的象征。营长听到战士“重机枪被抢走了”的呼喊，立即发出夺回机枪的命令，亲自带领一排人冲进敌阵。战士们一个个跃身向前，怒不可遏地向敌冲杀，用刺刀同敌人展开肉搏战。战士葛庆增脚掌腐烂化脓，走路都很艰难，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勇猛地跃入敌阵地，开枪打死几个敌兵，夺回机枪。
这时已跨过川陕公路的平山团1营，听到枪声掉头赶来增援，和2营的勇士们一起拼杀，一鼓作气，冲过了川陕公路。
此时，中央接应部队也在泾川、长武出击。极度疲惫的战士们精神又振奋起来。21日进抵陇县的赤沙镇。以日行150里的速度急进，拟于泾川、长武间的瓦云寺突破顽军的西兰公路封锁线。28日，当我军进至距瓦云寺约20里时，尾追的顽军第123师追上来了，顽军第28师也已车运至瓦云寺以东地区。
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往往能抓住战场上转瞬即逝的战机，从而改变整个战役的命运。王震伫立在西兰公路边的土塬上，即令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平山团第3营营长冲上对面的公路。虽然对面就是公路，但隔着黄土高原特有的深沟，咫尺之隔，却难很快赶到。及至第3营已到公路边的沟坎，部队正从沟底往土塬爬时，突然被公路上卡车运来的顽军发现。顽军急忙下车，欲封锁公路。第3营经过连续征战，大量减员，实际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他们人数虽少，却勇猛地向敌冲杀，敌人比较慌张，和我军进展开激战。旅直陆续进入塬边狭窄地段，挤在一起。敌人的后续部队正坐汽车源源赶到。情况十分紧迫，一旦两路敌人围攻布置就绪，猛扑过来，后果不堪设想。
王震冷静地注视着敌人在公路上的动态，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以惊人的胆略，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来不及联络部署之际，强行全面突破，打他个冷不防。他立即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关了，接应我们的部队已经为我们扫清了道路，冲出去就是胜利！”随着呼喊，王震率先向前冲去。他那激昂的喊声震荡高原，直冲霄汉，震撼指战员的心灵。霎时，一呼百应，所有的人都奋不顾身，紧跟王震奔上土塬，奋勇冲杀。几十路纵队，势若排山倒海，猛不可挡。前面的敌人愣了，胡乱放枪，后到的敌人机枪还没有架好，全旅已进入绿海般的高粱地中，无影无踪了。
后来第3营9连副指导员秦玉萱回忆：“……当时只是闪电般的一霎时间，司令员抓住了最好时机，要是稍迟一步，也就过不了西兰公路。王胡子真神，现在回想起来，玄乎得很。”
传奇的北返队伍，终于在王震的高呼声中穿越了最后一道危险的封锁线，胡宗南眼看着龙归大海，只好望着青纱帐感叹了。另外，717团单独在秦岭地区东突西杀，两个营只有百十人却成立359旅“独立大队”，迷惑敌人。最后只剩下“82勇士”，却也传奇般返回了陕甘宁边区。
毛泽东写给习仲勋的9封信
南下支队万里征程，孤军奋战，时时刻刻牵动着延安的窑洞中领袖的心。一年多来，毛泽东关切的目光始终和战士们一起翻山蹚河，把精神的力量灌注给指战员们。但是，当来自秦岭的电波中断时，毛泽东的心也揪了起来。他写电报的笔，不停地写着信件，从1946年7月26日至9月2日，短短的30多天里，毛泽东九次写信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习仲勋，把接应王震部突围北返的任务交付给他。
今天，我们在这浑厚洒脱的书信中，看到毛泽东的思考和感情，看到部队指挥、兵力配置、行军路线、物资保障甚至伤病员收治以至组织迎送等，无不在他的考虑之中，殷殷深情，浸透纸背。
毛泽东在这9封信中准确地标记了众多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人名地名和物土风情，其对情况之熟悉掌握，部署之细致入微，术语措词之精确得当，显示了一个军事家深厚的军事知识造诣和高超的指挥才能。据不完全统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中原突围前后先后发给中原局、中原军区文电达110多份，其中毛泽东亲手起草的就有60多份。这些文电从战略部署到战斗方案，从突围方向到根据地建立，从战术原则到方针政策，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其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巨大精力都是十分感人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信件选摘如下：
仲勋同志：
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位三、陈大姐、戴季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离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再则，苏斌、曾谅芳支要求受陕西省委领导，请加处置为盼！
请考虑派一两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锋及其他适当之人。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六日
仲勋同志：
请考虑派出几枝〈 支 〉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一）麟游为中心一枝〈 支 〉，约三至五个连，其中以三分之二（两个至三个连）.以班或以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十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区）三五枝〈 支 〉枪；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十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其余三分之一（一个至两个连）则集中公开行动，但须取当地人民自卫队或人民游击队名义，或其〈 他 〉地方性名义；无论分散的，集中的，在一年内一律由边区供给经费，不从民间筹款；派出之前须加以训练；须配备充分多〈 人 〉数政治工作人员；须有强的领导，须有本地干部率领，队员都要陕甘人（或杂以少数外地有经验者）；要自愿肯干；要准备吃苦。（二）两当、徽县为中心一枝〈 支 〉，约二个至三个连；办法同上。（三）此外，尚请考虑可否以海原、固原为中心派出一枝〈 支 〉，以静宁、庄浪为中心派 出一枝〈 支 〉，每枝〈 支 〉约二百人左右。
以上方针是否可行？估计派出后是否有站稳脚跟之把握？或先派麟游、两当二枝〈 支 〉，每枝〈 支 〉数目较小？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见覆〈 复 〉。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
仲勋同志：
王震行进甚速，拟以十一天到达宁镇或栒正地区。王来两电请阅， 并摘要转告关中、陇东。关于准备三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此事请于日内准备好，并即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习仲勋是一位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导，是中共中央各个分局中最年轻的书记。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毛泽东点名表彰了习仲勋。《解放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号召所有边区军民，向习仲勋和王震旅长学习。
习仲勋和王震都是毛泽东的爱将。习仲勋也差一点走在南下的队伍里。1944年组建八路军南下支队之时，毛泽东曾找来习仲勋谈话，大意是：我们不能老困守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我想建议你随王震一起南下。但是，毛泽东似乎还在反复掂量。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找习仲勋谈：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让我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
此时接应南下支队，毛泽东首先找到习仲勋，并接连写信。当时联防军隶属于中央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因而由习仲勋担当此任，有利于统一协调边区各级党政军联合行动，特别是便于指挥联防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
8月20日，习仲勋按照毛泽东指示，马不停蹄地开始接应工作。立即动员西北局一百多名干部和两个连组成的武工队，打入国民党统治的麟游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时，又和张宗逊指挥的晋绥联防军分左右两翼迅速向南线出击，攻占陇东与陕西间的一批重要的据点，强行突破敌人的几道封锁线，歼敌1300余人，打乱了胡宗南的部署。同时地方游击队分散活动于旬邑地区，钳制迷惑敌人。习仲勋随时将南线出击战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协助359旅主力杀出重围。虽然这支队伍3800多人只有833人突围回来，但实现了毛泽东“只要王震活着回到延安就是胜利”的目标。
32年后，习仲勋回忆当年在毛泽东指示下接应王震部时曾深情地写道：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部队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多派人接应。这期间，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九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
1946年8月29日，王震率领的359旅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会师于甘肃屯字镇，接应的部队看到这支艰难返回的英雄部队时，两边的将士都眼含着泪水。从6月26日到今日，两个多月里，他们没有吃上一口熟食，战士们已经连续十几天没有合眼了！他们衣衫褴褛，有的战士没有衣服穿，光着下身或赤裸着上身，双脚溃烂，双腿打颤，眼窝深陷，头发胡子蓬乱……会师那一刻，王震集合部队，刚要讲一些注意事项，他一开口：“同志们，我们回来了，我们胜利了……”部队没有欢呼，没有骚动，“呼啦”一声，突然间，许多战士都晕倒在地！
因为极度疲劳、紧张、饥饿，超越了人的生理极限，骤然松弛下来，战士们都昏睡过去。他们醒来后的第一顿饭，有些战士因为暴食而被撑死！
王震在倒下的30多名战士们跟前，流着泪水，懊悔万分地说：“本来准备提醒大家，吃饭一定要注意……还没有来得及听完，他们就睡过去了，他们没有死在两万七千里的征途上，却死在胜利的今天，太可惜了……”
采访手记：
2012年一个春日，我采访了曾担任过习仲勋秘书的贾延岩先生。他是平山县河渠村人，出生在延安，父亲贾一平、母亲李文放都是老延安。贾延岩先生长期在海南工作，前两年我在写作《故国中山》时，曾电话采访过他，他十分关心家乡的中山国文化，为遗址建设捐款、奔走。
同时，和我寻找平山团一样，他对父辈的斗争经历有着非常浓厚的情结，他曾拿着母亲留下的、署名不清楚的、写于60年前的一封短信，上东北下江南，寻找母亲战友董启文烈士。几番周折，终于找到董启文家人，弄清了这个不为人知的烈士事迹，最后在东北的一处陵园，找到荒草淹没的烈士墓地。他在文章中说：“……历史远离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在物质世界的变化中的人们已越来越懂得保护的必要，但在精神世界里，人们是否也应该意识到继承和发扬的必要呢？”
他的诘问也正是我寻找中的思考。
我们谈到平山团，讲到南下支队，谈起了习仲勋接应南下部队回延安。他曾多年担任习仲勋的秘书。他说，他曾听习仲勋回忆过那9封信的故事，习老感佩毛泽东主席对南下战士们的感情深厚，感佩那既放手又具体的工作方法。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习仲勋担任西北人民野战军副政委，成为这支部队的领导者。贾延岩谈起习老对平山、平山团有着很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