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喜瑞一听父母给她选择的是邻村大地主韩世琦家，一听他家的老二才12岁，比她小七八岁！贡喜瑞心里暗暗发誓：绝不做受气而死的艾艾。她先是大喊大叫，极力给父母讲“大道理”：“你们就知道他家有多少房子，多少地，眼下国难当头，快亡国了，你们还有心思把我送去当地主的童养媳，实话说了吧，没门！”
话虽这样说，但父母哪里肯听，女孩子都20岁了，不嫁出去以后又能怎样呢？
花轿依然到了门前，贡喜瑞被打扮成新娘，大家七手八脚把她塞上了轿子。大家都小看了这个女先生了！她早已经不是任人摆布的艾艾了，知识和见识让她具备了过去女人所不具备的智慧，所不敢使用的勇敢了。祥林嫂会去碰桌子角寻死，太傻，无济于事。但是贡喜瑞也考虑到父母的不容易，本来没有儿子，女儿就更为重要，她不能太伤父母的心……
韩家抬了花轿一路不停，打着灯笼打着彩，欢天喜地，锣鼓与鞭炮响彻了两个村子，娶客（qie）的紧随花轿，满脸的笑容，急着向主人家报功似的。穿着红袄红裤，盖着红盖头，抱着红包袱的新娘子就要娶回了，她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无可奈何了吧！
轿落门前，门口的秸草火已经点燃，单等新娘子轻盈一迈，进入韩家，过起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呢。众目睽睽。小女婿像模像样地在轿前等候。突然，轿帘掀起，新娘子自己冲出花轿。一道白光惊吓了众人的双眼：她身穿白绸衣，白裤子，脚穿白鞋，头戴白巾，一脸白粉，像传说中的“白毛仙姑”（流传在河北中西部的汉唐代白毛仙姑，食松子，饮甘露，传说活了三百岁）一般。她猛然跑出，正把小女婿撞了个仰面朝天，被惊吓的小女婿顿然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在愣神的时刻，贡喜瑞早跑到街上，不知去向了。
贡喜瑞向着美丽的天桂山方向而去。当然，她不是去当真正的白毛仙姑，那是神话传说，学历史的贡喜瑞再清醒不过；也不会出家当尼姑，也不去当后来《白毛女》电影中的喜儿，这都不现实；更不会去跳崖，她还要抗日报国呢。赶紧走，不能等到黑夜喂了野狼……
直到夜幕降临，直到南沟栗家的门被急切地敲开，一个疲惫的“新娘子”出现在栗家老太太眼前时，一切恍然大悟：贡喜瑞早有预谋，她是来寻找“大共产党”的！她和她的同学（已参加平山地下组织）商量好，预先在轿子里藏了白衣裤，预先谋划后决定来投奔栗家的。
从此，地主家少了一个受气的“艾艾”，平山县共产党员里多了一个吉祥的名字。
不久后，贡喜瑞经栗再温介绍，在一所学校当了历史老师。后来投身晋察冀的抗日工作，曾任平山县抗日政府的敌工部部长，经常打入敌人内部，和日伪统治区的地下党联系，取得大量重要情报，很好地配合了平山的抗日斗争。抗战中期，她和晋察冀军区五团政委萧锋喜结连理，一对革命夫妻，演绎出许多生生死死的传奇。
我在平山妇女斗争的资料里找寻，除了熟悉的栗家女人刘旭江（北冶区妇救会主任）、徐达本的夫人田骥（县妇救会主任）之外，还有太多太多的像贡喜瑞一样参加革命的妇女，比如1939年平山县城东区成立妇救会，贡喜瑞任主任，副主任常馥兰、崔亚男。还有郝荣芳、赵清圃、李芳圃、崔瑞群、檀秀林、宗娥、李淑琴、贾清芳、栗华妮……在打印这些美丽的名字时，除去白净、温柔、智慧并有诗人般气质的贡喜瑞之外，我全不能在脑海叠印她们的形象，她们无一例外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但在那个国难当头时，她们能顶住来自千年的封建道德洪流，不怕流言蜚语，不怕讽刺打击，甚至不怕嫁不出去，和铮铮男儿一样抗日救国，为寻求妇女解放而奋勇斗争。
《平山县志》记载：常馥兰同志年龄最大，小脚行路不便，不论白天黑夜，不管下雨刮风，钻地洞、过滹沱河和男同志一模一样，人们尊称“老大姐”。“常馥兰带领妇女穿着衣服蹚渡带冰的滹沱河去敌占区背粮食，一上岸，棉裤都结了冰，要赶紧不停地奔跑、抖动。”郝荣芳同志，出身医家，不畏困苦，无私无畏，1943年在日寇“大扫荡”中光荣牺牲，年方21岁。北义羊村一个妇女同志被捕后，被敌人把乳房和后背都烧烂了，出来后，还是照样拄着棍子给部队找地方住宿，找饭吃，这就是平山女人。
戎冠秀、聂大省、莺莺嫂、虎子娘……晋察冀的模范妇女，激发出强大的母性力量，带动那些小脚妇女们学文化知国事，纺纱织布、耕田劳作，做军鞋做军衣，奉献骨肉上战场……
此刻，年过九旬的姥姥对着我的摄像机动情地唱着她们的歌谣：
一劝妇女行剪发，又省梳来又省刮，不长乱头发。
二劝妇女放大脚，又能跑来又能跳，鬼子杀不了。
三劝妇女把书念，能识字来能看报，国家大事全知道……
姥姥在家里被太姥姥裹好的脚，出门就给放了，姥姥本来要嫁给一个瘸子，她勇敢地找到区上解除婚约，最终嫁给了身为共产党员的姥爷，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幸福。姥姥这样的受益者何止千千万。姥姥一讲这些就很兴奋，并且记忆相当好，又给我唱了《妇女得解放》：
时间多黑暗，人民受苦难，妇女们被压迫真可怜，
提起来泪涟涟，咳哟哟，提起来泪涟涟。
先学做针线，后学烧茶饭，一天到晚不得安，还得把足缠，
咳哟哟，还得把足缠。
要到婆家去，一天不能闲，喂猪喂鸡推磨碾，累得满身酸，
咳哟哟，累得满身酸。
大姑要袄裤，小姑要鞋穿，婆婆见我做得慢，止不住地用眼剜，
咳哟哟，止不住地用眼剜。
嫌我做得慢，这还不算完，挑拨丈夫把我打，抽我一顿鞭，
咳哟哟，抽我一顿鞭。
挨打还不算，送到娘门前，爹妈一见恼开言，还得数念俺，
咳哟哟，还得数念俺。
卢沟桥事变，七七那一天，八路军抗战到俺村，到处来宣传，
咳哟哟，到处来宣传。
参加妇救会，还上识字班，每天过午把书念，叫我好喜欢，
咳哟哟，叫我好喜欢。
每一个苦难女子的命运转折，都要从她们找到共产党算起。
八年抗战中，共产党地方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帮助军烈属代耕土地，哺育孩子，分粮食，补助房款，共产党做得十分得人心。特别是农村妇女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尊重，使得她们也成为革命的力量。
姜占春的寻找
太行山下没太阳，千年万载遭灾殃；如今来了共产党，撵走黑暗亮堂堂；受苦人才翻了身，太阳不落照太行。
——平山民谣
1934年的腊八节大早，霜月西沉，寒风刺骨。平山县西部深山的猫石村走出青年人姜占春，他缩着脖子，两手抄在黑粗布破棉袄里，背着粪筐拾粪。“腊七腊八，出门冻傻”，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将近年关，他们家也将要“吃了饸饹净了产”，借地主崔雨庆的债租种土地，到了年底无法偿还，哥哥外出躲债去了，叫姜占春在家支应着，眼看着人家把家里的东西拿走，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背走。嫂子和孩子们呼天号地，没吃没穿的，怎么过啊！姜占春同村的史玉林、梁雨晴等几家都陆续净了产，在饥寒愁苦中煎熬着。
前两年，姜占春和父亲、哥哥担着红枣跑盂县，六斗红枣换一斗小米，一趟下来能赚八升粮食。这样跑了一冬天，累得父亲病倒了。终于挣了一抬瓮小米。哪里舍得吃一粒啊，小心翼翼地拿给地主，租了外村的一片坡地。一家人就拼死拼活地刨山坡，一年下来半饥半饱对付着能生活。谁想这两年物价飞涨，国民党的杂税层出不穷，叉子扫帚都要上税，杀猪宰羊都要捐。地主的租价也涨得无法偿还了。
姜占春18岁去给地主扛长工，说好是一年挣十二吊钱，累了一年，秋后一结算，把手巾、鞋子等这些用品一折算，倒欠下地主六百钱。但那家地主看姜占春干活肯出力，就说给他涨工钱，留下他继续干。一年辛苦，最后落个穷光蛋，姜占春狠心回来了。大户人家越是荒年越能收购土地，越来越富。贫雇农越来越穷，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日子苦的不能再苦了。
邻村有个猪毛贩子，见多识广，胆子大，冬天拾粪时给人们讲南方闹共产党，有“朱毛红军”领着穷人打仗的事，姜占春不识字，暂时搞不清什么“朱毛”，只听说“红军分粮吃大户，打土豪分田地，为老百姓谋福利……”心里非常渴望，寻思着什么时候共产党也上咱这儿来？前几个月割草时，路过水峪村，听一个小学教师讲红军，姜占春他们几个都听迷了，心里的渴望被搅动起来，可能平山也有了红军，可又到哪里去找呢？
村外的大道边，他低头寻粪，忽然看见地上有几张红绿的草纸，他拾起，发现上面有字。正在纳闷，刚巧本村的地主也是村长崔庆雨走了过来，看样子像是去赶集。他拿过姜占春手里的字纸，看了看，猛然撕个粉碎，愤恨地说，反了天了！
姜占春隐约感到了什么，没有心思干活了，背着粪筐一气来到洪子店。沿途又捡到两张传单，紧紧揣在怀里。他看到有不少巡警在清理墙壁和树上粘贴的纸条。他来到农民讲习所，那里早围着一大堆人，一个穿长袍的先生正在给大家讲报。长袍先生咬文嚼字地讲了许多“仁义礼智信”，奉劝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和政府闹事。最后说：“共产党昨天晚上撒了传单，想要闹共产，简直是找死！”
姜占春明白了，忽然感觉到心口怦怦跳，传单在那里也热乎乎的。他多年要找的共产党似乎近在咫尺了！
姜占春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腊八日已经成为平山县地下党员们的“年节”。回乡的大共产党栗再温的家迅速成为平山革命的中心。栗政清把李怀珠、李法庄、王雨时、王昭等人领到南沟的家里，畅谈之中，大家很快认识了这个成熟、智慧的大共产党。栗再温也感到了平山已经积蓄了很厚实的群众基础，决定和大家一起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
栗再温语重心长地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桥梁，要把革命引向深入，党必须扎根于贫苦大众之中。在农村党的发展对象重点应该是贫苦农民和贫苦的手工业者。”从此，平山的地下党组织向农民敞开了大门，县委的工作重点转向了西部广大农村，党在西部山区的影响日益扩大，党组织迅速发展。到1935年底，全县已经建立了70多个党支部，党员人数达到了700多人，党的外围组织“小学教师联合会”、“读书会”、“穷人会”、“武术会”等，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展开了激烈的武装斗争。腊八撒传单就是开张造势。
当时于光汉从保定购买回来一台油印机，栗政清、王昭等刻写印刷，王雨时等人用毛笔手写，为了不暴露笔迹，他们都用左手写。一沓沓的文字武器堆积起来。但是发送这些传单非常危险，以前有个党员发送传单时，包糨糊用的手巾丢失，上面有他的名字。他很快就被保安队抓去审问。因为当时他看起来还是个孩子，挺机灵，说自己的手巾早丢了，蒙混过关，被保人保了出来。参与腊八发传单的王雨时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们深夜分头负责散发，回到村里已经夜很深了。次日他的妻子问他怎么鞋给湿了？他说在大婶子家踩到脸盆里了。妻子说为什么还有泥沙？当然那是走河道沾上的，但他坚决没有给妻子说实话。直到抗战开始，他才告诉妻子他是共产党员。
离洪子店不远的南古月党员段节绪回忆说，腊月初六晚上，栗再温带来了一大包传单、标语。他说：“节绪同志，这些传单和标语要马上发出去，压压敌人的威风，长长我们的志气，鼓舞群众继续抗租抗税。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办，你看沾不沾？”段节绪说：“沾呀，都往哪儿撒？”栗再温告诉他们，周围的十几个村子，洪子店公安局里也撒上，初八夜里撒完。
段节绪他们三三两两结伙，分别发动穷人会的知己，装作走亲戚开始撒传单。有几个精明胆大的小伙子，跑到公安局门口，掏出泥蛋蛋裹着的传单往大院里扔，用石灰扬了站岗的一脸，趁机用熟红薯当糨糊把标语贴在了公安局的门口。一夜之间，平山县从县城到山西交界沿途的一百多里的村镇里，“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拥护中国苏维埃、打到土豪劣绅、取缔苛捐杂税、抗日救国等标语四面开花”，还有“欢迎冀南游击队到平山！”，甚至还有打油诗：“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要想别人拉一把，还得花上二百嘎（钱）。指望穷人不受罪，红军来了咱当家。”
红军真的打过来了！老百姓们四处传说，红军是神兵，传单从天上飞到院子里，一夜来了两千人。
姜占春揣着传单心里着急。可又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他想到了水峪的那个小学教员。因为二姐夫崔秋子的大孩子就在那村读书，他恰好在集上遇到了二姐夫。于是急忙向二姐夫打听。他说：“家里产不抵债，一点活路也没有了，我想找共产党，你给打听打听，要是有，咱就跟着闹这个了！”崔秋子听他说的真诚，想了一想，笑眯眯地说：“行，我帮你打听打听，要是找着了，咱就一块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