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八年离乱中，我跟着贫儿院、保育院跑遍浙南山区，经历了敌机轰炸，风霜雨雪，孑然一身，别无他物，唯有你给我的照片、信，我始终贴身珍藏。所幸的是这两所小学都有地下党的活动，抗日气氛浓厚。我最喜欢唱《延安颂》（当时我们把歌词改为《祖国颂》），因为听到这首优美的歌声，我仿佛就看到了你在延河沐浴。我还喜欢《我们在太行山上》，听到这首雄浑的歌声，就憧憬着有一天你突然回来，带我到那“红日照遍了东方”的地方去。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只能在梦中才依稀见到你……
平山的寻找还在继续。
刘峰川根据有关记载，了解到了雷烨的牺牲情况和地点。
雷烨牺牲后，画报社全体人员与当地群众一起召开雷烨追悼会，并将雷烨遗体安葬在其牺牲处对面的山脚下。画报社人员及雷烨的警卫员和村民按民间习俗，多次到雷烨墓前献花圈，烧纸钱，“做三七”。每去上坟都有人痛哭一场，特别是雷烨的警卫员……那时，雷烨坟后的一棵杏树正在开出洁白的杏花，这棵树被人们叫作“雷烨树”，至今仍在那里挺拔耸立，枝繁叶茂。
1958年清明节前，平山县原兵役局副政委白建雄（平山县曹家庄人）两次建议将雷烨遗骨迁葬陵园。后经批准，有关部门于1959年春将雷烨烈士墓由平山县南段峪迁建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当时，平山县西部山区不通公共汽车，乡亲们收敛好烈士遗骨，由村民高秃子身背五十斤的小棺材，沿着崎岖的山路整整走了两天，送到县武装部，后又转送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当时因缺乏资料，墓碑上只有“雷烨烈士之墓”几个字，没有碑文。
而这个雷烨到底是不是父亲记述的“雷叔叔”呢？
2000年春，作为平山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峰川到太原拜访了平山籍离休干部韩树山。老人看了《英雄山谷》说：“这‘雷科长’有可能就是雷华。”他说：“我当时在四区任武委会主任，你爸爸是村儿童团长。有一次我去你家，正好雷华也在，我们在一起吃的午饭。记得他比我大四五岁，高高的个子，南方人，很精明强干，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可惜后来在南段峪牺牲了。”
“雷华”这个名字又被刘峰川揣摩着：如果雷科长是雷华，那就与资料中所说的雷烨名字很相似，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但牺牲地点却有石堂村、曹家庄、南段峪3处不同说法，刘峰川的寻找还没有确定。他发动起朋友们一起寻访到当年的村青抗先队长白建雄老人、当年的村妇救会成员张建业老人。白建雄老人对那个带照相机、望远镜的大个子八路军有极深刻的印象。1943年农历2月27日白建雄结婚。第二天“回面”时“雷华”还给他全家照了相……张建业老人曾陪那个警卫员多次去上坟，听听他哭诉，雷华、雷烨、雷叔叔或可能为同一人……
2001年夏天，浙江项秀文家的电话突然响起，高永桢在受托15年后，再次提供了最新的信息。其实他十几年里一直挂牵着这件事，凡是“革命回忆录”、“党史资料”、“方志人物”，都不放过寻找“雷雨”的机会。终于，在《燕赵晚报》一篇回忆沙飞的文章中，他读到“有一个浙江籍的雷烨烈士，安葬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浙江籍，和雷雨只差一个字？他迅疾奔向陵园。
此时的寻找，目标已非常清晰——晋察冀日报社、画报社、军区的老战士们……原来，晋察冀日报的老人们也在寻找着，一直想找到英雄的家人。高永桢在很短的时间里，查阅抄录到雷烨遗作、传略、业绩、悼文20多篇。
与此同时，项秀文飞北京，辗转找到了90多岁的张致祥，拿出哥哥早年在家乡拍摄的青年时代的3张照片。张致祥一看就喊了出来：“像，像！这就是雷烨，雷烨就是你哥哥项俊文。”张致祥夫人伊之，现场找到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战争必胜——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摄影集》，翻出当年聂荣臻司令员接见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时的合影，项秀文也一眼认出左边第一人就是哥哥项俊文。
长期生活在平山，电影《白毛女》的扮演者，老艺术家田华拿出珍藏几十年、清晰无损的照片——她和雷烨的合影。1943年1月，雷烨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期间遇到12岁的抗敌剧社小演员田华，田华身穿着厚厚的棉军装，胖胖的圆脸，讨人喜欢。雷烨就说：“你叫田华，我叫雷华（当时人们都喊雷烨的“烨”为“华”）。”一旁的沙飞说：“来，给你们‘二华’照个相！”雷烨抱起田华，沙飞按下了快门。这是田华第一次照相，却是雷烨最后的遗容，也成为这次寻找的历史见证。
经过两年多的查找比对，项俊文就是雷烨终于定论。
项俊文乳名金土，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后项村人，1914年8月生。1938年5月，项俊文带着典卖家中房屋的100块大洋，到延安后改名雷烨，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结业后，雷烨被选入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赴晋察冀。1939年5月前后，雷烨主动要求随军挺进冀东抗日最前线，写下《滦河曲》（诗）、通讯《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等大量作品，拍摄了《熊熊的篝火》、《塞外宿营》等很多战地照片。特别是《日寇烧杀潘家峪》等照片，真实记录了潘家峪惨案景象——残垣断壁，烧焦的尸体成团扭结叠压，1300名百姓遇难者惨不忍睹……他流着泪，写下诗句：“黄昏里，我们在潘家峪向谁告辞呢？”这些照片为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累累罪行留下铁证。
雷烨在冀东工作近4年间，贡献殊多，为此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参议员。1943年1月他在参会期间，把他积累的战地摄影资料，送到驻曹家庄的晋察冀画报社。社长沙飞看后如获至宝，大为赞赏，当即决定在《晋察冀画报》第三期出版专辑，作为向画报社成立周年的献礼。沙飞请雷烨留下协助选定照片，编写说明，并撰写一长篇纪实文章，对冀东抗日战争作全面报道。雷烨住在曹家庄副村长白十斤家，有时也住在不远的张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廉芳家，突击进行此项工作。
不想，画册未出，雷烨牺牲。沙飞痛哭失声地朗诵着雷烨的文章，邓拓、张致祥等多人写下悼文。《晋察冀画报》第三期出版雷烨作品专号。
晋察冀画报社指导员赵烈，1943年8月12日日记：
今天我整理好了雷烨遗留下来的一个活页夹子。在这夹子上面有他留下的血迹和混合的沙土……悲痛之情又油然而生了。于是，我写下这样几句：“在这个相册上有你和暴敌遭遇决然自杀时，所留下的血迹斑斑。当我每次翻阅它，看到那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血迹和铁夹上为血所侵蚀而成的铁锈的时候，你那年轻智慧的脸颊，沉毅和蔼的神色，一一浮现在我眼前。我抚摩着你那已经消失了温暖和热气的血迹，我拿你这遗物作为对你永不磨灭的永恒的记忆吧！
令人悲痛的是，雷烨牺牲后仅仅8个月，赵烈也在掩护群众撤退时牺牲。这本夹着雷烨摄影作品的带血册子被战友们保存至今……
2003年4月18日，刘峰川非常兴奋，他仔细阅读《石家庄日报》的《雷烨：英烈无闻六十载》一文，发现和他多年寻找的“雷科长”完全吻合！他激动地拨通了高永桢的电话，平山的寻找，浙江的寻找，终于交汇了！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媒体发表了关注雷烨的报道，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专题片《寻找项俊文》，雷烨的事迹广为人知。
南段峪、石堂村的老党员及他们的后代，11人自发捐资为雷烨烈士建立了纪念碑。在张家川、曹家庄等地，雷烨旧居、晋察冀报社旧址、雷烨树、雷烨希望小学都恢复和建起。平山人民把寻找回来的英雄，倍加珍惜着，永不相忘。
采访手记：
2011年夏天，我在大山深处的曹家庄见到了白建英、白云云等几位老人，他们讲起雷烨都很动情，知道不少的细节。当我问到平山团时，老人们更是打开了久封的记忆。三叔、二大伯一下子冒出来。但是，他们大都说不上他们的下落，只有白云云略略知道，他的大叔不识字，后来是机枪班的班长，在南泥湾当了劳动模范……听着他们的讲述，我更感到一种责任，我们平山团的“哥哥”、“叔叔”、“爷爷”们，多么应该清晰起来啊……
哥哥雷烨嘱咐弟弟，“不要在这世界上空跑一趟”，多么朴实而有力量！我们找到英雄，让他们在这世界上留下痕迹，让他们的精神得以传承，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我打开著名作家魏巍编写的《晋察冀诗抄》，发现雷烨的名字赫然在目，上面有很长的比较详细的介绍，“雷烨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和青年诗人，曾写下大量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以及诗歌作品……”仔细查看，这本《晋察冀诗抄》是1959年出版，1984年修订重版的。
1978年6月，魏巍给华北烈士陵园写信提出：“为缅怀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曾去过贵处几次。每到雷烨同志墓前，看到烈士的碑上未刻有碑文，不知你们是否缺乏烈士的生平材料，因此将新华社当时播发的《雷烨同志传略》给贵处寄去。”魏巍还在信中详细描绘了雷烨牺牲时的动人情景。
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峰看到雷烨墓碑没有碑文，特地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当年《解放日报》头版刊发的雷烨殉国的消息，翻拍后寄给烈士陵园。
1989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顾棣、方伟著）一书中这样写道：“先于罗光达在冀东开辟了摄影工作的雷烨，最富勇猛深沉、疾恶如仇的军人气质和非同凡响的摄影艺术才华。”“在晋察冀摄影工作者中间，雷烨和沙飞一样，在很多摄影作品的取材和选景上，气象壮阔，画面雄浑，力求博大精深。”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雷烨在中国革命摄影史上的地位和其作品的价值……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找到雷烨之前。英雄从来都被战友们惦记着，从没有被后人忘记。
邓拓、丁一岚：人间长此记深情
……如能拍出平山人民斗争的专题片，我非常赞成。抗日战争一开始，不到半个月时间，平山父老就把自己的优秀子弟组成“平山团”交给八路军，参加抗击敌人。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县……
——丁一岚写给张志平的信（1987年1月12日）
丁一岚在信中还提到，她离开平山几十年，依然关注着平山人民，依然被平山团的精神感动着，可见她平山情结之深。丁一岚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我是1938年底从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除了抗战胜利后到张家口工作一年外，将近10年的时间都是战斗、生活在滹沱河畔。”来到平山工作的丁一岚，读到《抗敌报》上那振奋人心的嘉奖“平山团”的社论，她并没有想到，她将在平山，和写这篇社论的作者邓拓“滹沱河畔订心盟”。
丁一岚原名刘孝思，生于河北塘沽镇，曾入延安公学、中央党校学习，来晋察冀后在平山任妇救会副主任。她和时为《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邓拓相识，源于她为平山的妇女“争气”的故事。
1941年2月，平山县东熟泥沟村一个叫陈珠妮的青年妇女，因为积极抗日支前，竟然被公公、丈夫活活打死，并且用烧红的铁棍将尸首烙得惨不忍睹。当时，抗战热潮掀起，边区政府为争取妇女地位在做着很大努力，但虐待妇女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珠妮的惨死激起丁一岚胸中怒火，平时只写消息、短讯的她，一口气写出了3000字的通讯《血的控诉——陈珠妮惨案详情纪实》，投往《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的邓拓被文章里的激情感染，马上安排发表。不几日，丁一岚便接到了赠报和邓拓的亲笔信，鼓励她继续写稿。丁一岚的这篇稿子，为妇女群众争取参加抗日的权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文章发表4个月后，平山人民政府经过反复的调查和审讯，最终以杀人罪惩处了珠妮的公公和丈夫。这不再是以前娘家人死后发泄的“争气”了，而是拿起媒体和法律的武器，真正为珠妮洗雪冤情。
丁一岚接到邓拓的来信，疑惑：“邓拓是谁？”她向县委的人打听，知道了一二。恰好，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主任刘光运来四分区检查工作，和丁一岚同住一炕，她便牵线搭桥，当起月老，说邓拓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将这位出生在福建闽侯的大才子夸奖一番。后来，她见到邓拓，提醒说，丁一岚是晋察冀妇女战线一朵兰花，让邓拓珍惜。就这样，两人互相钦慕，开始了半年的书信交往后，终于在瓦口川边，才子邓拓骑着聂司令赠送的、缴获阿部规秀的石青战马，飞驰而至，两人冬月下初见，互诉身世。邓拓用《夜别》记下当时情景：
月映长空流灼灼，襟飘微影步矜持。
十年以后重回首，瓦口川边夜别时。
爱情在战地风沙里开始萌芽，彼此开始了牵挂。丁一岚被邓拓的才情打动，邓拓眼里的丁一岚是，“映水霞光耀眼新，两间一瞥欲无尘；春温秋肃凝冰火，战地烽烟自在人”。
但他们并不能花前月下，要迎接的是敌人的“扫荡”。丁一岚和同志们上山躲避。她身上背着两颗手榴弹，“头一颗扔给敌人，第二颗‘同归于尽’，不能当俘虏”。丁一岚因为第一次经历“扫荡”，很紧张，把两个手榴弹盖都拧开，还把一枚握在手中，弹弦套在手上，随时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