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个夏日，我们离开齐复华家，驱车返程。行驶在天安门前，观望新华门，心中感叹。党中央和我们平山子弟兵多么密切啊！铁的子弟兵平山团浴血奋战，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党中央把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设在平山西柏坡；领袖们进了中南海，带五百平山子弟卫护左右；领袖身边，最高机密的电台，只有一个平山人知道密码；领袖前面，用手调试麦克风的，按下快门记录重大历史镜头的，又是平山人；领袖身后，保管手稿，研究生平的，依然是平山人……
忠诚的平山子弟兵有着很高的觉悟和胸怀。一次我和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王振儒聊天，他告诉我，平山子弟兵们在战争年代保家卫国，舍生忘死，在和平年代也不给国家添麻烦。他的大舅李根生、二舅李二根曾是当年回舍大枪班的战士，后随中央警卫团进京工作。当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时，李根生和家里招呼都不打，背起铺盖卷就到了甘肃天水市的军工企业，一生都生活在贫困的地方。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鼓励回乡，李二根二话不说，毅然回到平山老家当起农民。他说，国家有难处，咱自己能种地，能养活自己，不给国家添麻烦！因为这件事，他的妻子一辈子都耿耿于怀，发下誓：“死后不和他同穴！”
像这样忠诚、仁厚，有胸怀的平山子弟兵，除了“三齐”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在南下北上的干部中也有大批的平山籍干部，在异地他乡为新中国的建设默默奉献着……
沙飞：把灵魂留住
南蛮子，瘦个子，腰里挎着黑匣子。
他为八路拍片子，他为军民留影子，
军民看了照片子，齐心抗日打鬼子。
——平山民谣唱沙飞
在1938年晋西北的寒风中，一个身背黑匣子的人来到平山团的队伍前。这队战士集结完毕，即将奔赴战场。他举起相机却又放下来。他看到战士们忽然都蹲在地上，从背后拿下一双新鞋，匆忙穿在脚上，而后整队出发了。
轻轻的浮尘过后，沙飞望着地上几只破烂的鞋子，一个人待在那里。他似是不解，又似是解悟，但把这个细节深深印记脑海。沙飞是重视细节的，更重视探究人的灵魂。他即使没有用相机记录下这个片刻，却会用文字，用心灵传递给读者。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能知道这个细节。
这些刚刚从农民转成的八路军战士，他们也重视灵魂，他们知道，冲锋在最前面的时候，也可能能回来，也可能根本就回不来。他们穿上新鞋出发，是做好了回不来的这种打算。但是，穿着新鞋的灵魂肯定能走回故乡。战士们也非常关注那个黑匣子，知道它也许会把他们的灵魂“摄”出，留在人世间。
平山团以及晋察冀部队的战士们对这个南蛮子并不陌生，因为沙飞常常和他们一样“冲锋”到战场的最前沿，常常把战士们与日寇拼刺刀的镜头都拍下来。他们一样穿着八路军军服，只不过沙飞是用照相机和胶卷来勇敢地战斗。
晋察冀骑兵团团长李钟奇将军晚年回忆说：“他拍的真实镜头是别人没有的，那是极端危险的……他懂军事，部队到哪他到哪，有时候部队还没到，他就已经站在那里拍照了……沙飞的棉袄右边有三个洞，敌人打的。不上战场的摄影记者衣襟上有弹洞，这是不多见的。”
许多老战士们都记得，炮弹轰鸣在他们的身后爆炸，子弹呼啸而过，沙飞“还站在山头拍照，并不惊慌失措，他忘我无畏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邱岗将军回忆），“敌人扔下催泪弹，沙飞也鼻涕眼泪一起流，不知怎么办，他没有战斗经验。我们告诉他，要撒尿，用尿土糊住脸”（陈正湘将军回忆）。从晋察冀的司令部，到连队的宿营地，从白求恩的流动手术室，到惨案发生后的村庄，沙飞的身影“幽灵”般地闪现。正面战场，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在敌后策反的任务中也有沙飞的身影。厉南曾回忆，1938年，他和沙飞随着武工队员，潜入保定、满城敌伪军中，一起去争取敌警防队负责人王彦东（《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关团长原型）起义工作，最终成功，使得1800人武装起义。
西战团演员凌子风给我们描述了他见到的沙飞：他什么时候都挎着照相机，布袋、手榴弹、枪、书，身上丁零当啷。他的衣服脏、破，袖子成了片，棉花都掉出来了，也不在乎。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一闭眼他的形象就出来了。我们一聊就谈沙飞……
沙飞出生在广东开平，原名叫司徒传。在广东的爱国热潮中投身北伐军，经历了五年的军旅锻炼。后来辗转到上海，接触到艺术，读懂了凡.高、塞尚、莫奈的作品，而凡.高对艺术的激情与狂热令他痴迷。后来，沙飞拿回了一本外国画报，里面有一张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显得很激动，他对妻子说：“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这张照片改变了沙飞的人生，他毅然选择了摄影。沙飞敏感而易激动，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沙飞早在1936年就这样理解了摄影：“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门。然而多数人还把它作为一种纪念、娱乐、消闲的玩意儿，这根本忽略了艺术的意义，而使摄影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的深渊里，堕落到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大海中。”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在被疯狂的侵略者所屠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材料。”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这样的认识，沙飞拍摄到了《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并把用笔战斗的鲁迅先生作为了精神导师。之后，他把镜头伸向最苦难的人民群众，拍摄了大量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照片。而当国难当头，他毅然来到晋察冀，投身到民族解放战场。沙飞当时是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在1938年秋，他要求参加八路军，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批准，聂荣臻把自己的照相机送给沙飞，那是缴获鬼子的F2.8、自动对焦的法国魏尔脱相机。不久又成立晋察冀军区摄影科，沙飞任科长，罗光达也调来搞摄影。从此，晋察冀就有了“中国的卡帕”。
非常巧合的是，卡帕也在1938年、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一同约定赴延安采访，到了西安，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卡帕未能成行。而沙飞已经在战场实践卡帕的那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沙飞还和卡帕一样痛恨战争，但却揣着理想走向战场。
1939年春节，平山团的故乡蛟潭庄街上挂起了许多照片，远近的百姓络绎不绝地赶来，围拥着照片，很是热闹。老百姓看到了他们参军参战的孩子们的身影，甚至看到自己运公粮、运弹药、护送伤员的场面。他们，议论纷纷，群情振奋。
聂荣臻也从院子里走出来观看，听到百姓们议论，非常高兴。他兴奋地对沙飞说，形象宣传的作用真大，不识字的老百姓都能看懂。以后要多放大一些，搞流动摄影展览，充分利用这个宣传工具。
当然，在平山的山沟里，照片的洗印工作非常不容易。当时没有放大机，沙飞用一个破照相机的镜头制造了一台土造日光放大机，把土屋布置成暗室，用被子挡住门窗，利用自然光曝光，拿脸盆、碗洗印照片。每放大一张照片都很艰难，但是沙飞没日没夜地工作。当时沙飞患严重的肺结核，他用芥末包在布里，用热毛巾敷肺部，缓解发烧咳嗽，坚持洗印照片。他的同事们说，沙飞像喝醉了酒一样，心醉了，痴迷于摄影工作。
这些照片很快成为晋察冀对内、对外宣传的有力工具，是送给来宾的很好礼物。连国外的媒体上，都出现了晋察冀军民的抗战影像。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写给聂荣臻的信里就提到：“送我的一本照片……正传观各同志。”
据1941年上半年统计，由晋察冀军区寄发到延安、重庆、晋东南、苏联、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地的照片有3000余张，在部队、各地群众中展览50余次。但是，沙飞很快发现，面积广阔、战斗频繁的晋察冀根据地，仅仅靠他们一两个人显得太薄弱了。1941年，平山陈家院的土屋里，军区第一届摄影训练班开始上课。由沙飞作序，在《抗敌报》印刷的吴印咸编的《摄影常识》是仅有的摄影教材，沙飞把自己摸索的土办法一一传授给学员，走捷径，手把手教学员调焦、对距离、洗印、放大。很快，敌后的游击战场有了一支游击摄影队伍……
今天，平山县碾盘沟村，青葱的土坡上，依然有几孔废弃的窑洞，若无人相告，你绝对不会想到，在1942年7月7日，这里诞生了堪称世界摄影史上“奇迹”的《晋察冀画报》。在异常艰难的敌后战场，在异常贫瘠的太行山沟，这本封面彩色套版、铜版印刷，中英文对译的画册，它是多么新奇、多么珍贵啊！
聂荣臻司令员亲笔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地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沙飞用他手中的相机也点燃着平山的抗战火焰。画报上《滚滚的滹沱河》记录了西黄泥等20多个村庄的平山子弟踊跃参军的场面，把人们狂跳的心、沸腾的血凝固在画面中，而那文字又是如此唯美，使人读之难忘；沙飞1942年2月在南庄村拍摄的一组《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则成为中国抗日摄影史上的经典。
这组照片把青年农民刘汉兴参军入伍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英俊的刘汉兴胸前戴起大红花，在自家的院子里和父母告别，父母也把光荣花拿在手里。要走了，母亲还在嘱托着，妻子则露出依依不舍有些羞涩的微笑，不谙世事的小弟弟举着小旗子也钻到镜头里凑热闹；之后，走到街上，汇入锣鼓喧天的队伍；最后在会场上，依然头戴瓜壳帽的刘汉兴业已化蝶“成兵”，背起步枪和其他青年站到了一起。他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庄严肃穆起来，有了些军人的模样。
在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刘汉兴参军的这组照片在《晋察冀边区画报》发表后，立刻引起很大反响，随着一次次展览，迅速传遍了整个边区，激励无数家庭送亲人参军报国，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至今，这组照片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永久展出，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经典照片。
刘汉兴参军后，在第4分区5团当炮手，作战勇敢，进步很快。在一次激战中，他奉命运送完炮车之后，主动冒着炮火，牵着骡子给部队去运粮食，被敌人的流弹打穿了右腿股骨，他硬是咬着牙，忍着疼，艰难地揪着骡子尾巴找回了部队。最后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而退伍。回乡后，他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动员三弟、四弟、侄子都参了军。
在寻找平山团中，在沙飞的照片里，我真切地看到了平山团的影子：滚滚的滹沱河畔子弟兵参军；寒冷的晋西北子弟兵冲上战场；受伤的战士，接受白求恩大夫精心的手术。特别是他用照片见证平山团在上、下细腰涧的辉煌战果，神堂堡祝捷大会后，他还记录了这支仁义之师释放战俘的温睦场面。当然，沙飞长时间住在平山，镜头留下了大量平山父老乡亲、聂荣臻等将帅在平山的影像。有一幅《度荒年》的照片，观后让人产生无限心酸，一群儿童举着小手，仰望着，期待高高杨树上的一个采摘人抛下树叶……沙飞狂热的艺术追求中的悲悯情怀可见一斑。
可以说，沙飞已经用他的镜头寻找过平山团，把平山团的灵魂给我们留了下来。
血腥的战场，日军残酷的“扫荡”、屠杀，战友们的牺牲，一次次刺激着沙飞。1943年冬，沙飞和晋察冀画报社面临最为严酷的“扫荡”。沙飞坚持“人在底片在”，所有底片都是他亲自整理编号，用油布、皮包层层包裹装箱，由专门的人背着。沙飞自己有一个三五牌香烟盒大小的铁盒，里面装着鲁迅、白求恩的底片，还有妻子王辉的信，从不离身。
在“柏崖惨案”中，沙飞不放心，亲自背着两个装底片的牛皮箱子辗转突围。最危险的一刻，沙飞和敌人只有几步远了，负责掩护沙飞的王友和开始和敌人肉搏，开始一个鬼子，后来上来好几个。王友和坚持和鬼子拼刺刀，直到沙飞突围。他被敌人刺中脖颈，倒地，但是没有死，装死。鬼子捏住他的鼻子，足有一分钟，确认他死了才撒手。但是沙飞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牺牲，负责掩护的工兵连100多位战士，除了王友和受伤外，全部战死。
天黑了，鬼子离开了小山村。报社牺牲了9个同志，剩下的人陆续回来。沙飞流着眼泪，看到高华亭回来，说，小高，你还在呀，没死呀！小高回答说没死。他不停地问这个那个死没死，喃喃地说，好，你们在，底片在，我们的画报就能出版……在场的杨瑞生、赵银德等人听到沙飞的话，都哭了起来……他们回到小村里，清点牺牲的战友，掩埋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