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风”的由来
“刊名的选定当时出现了很多分歧。有人建议《残疾人刊》、《强者》等，我建议邓朴方在舆论上先造势，请新闻媒体的人来帮忙取名。”邓朴方接受了柳萌的建议。会议在贡院胡同四川办事处招待所召开，由邓朴方亲自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群是位老记者，他认为这些名字过于直白，最好含蓄而又有意义。
大家正议论纷纷时，柳萌灵机一动，问邓朴方基金会成立的时间，得知是三月份。“我当时一想三月正是春天，加一个风既有春风之意，又蕴含改革开放的含意。”于是，“三月风”三字一出，在场记者都十分赞同，认为比预想的名字好。
“名字确定后，我们四个人就与邓朴方研究，‘三月风’这三个字让谁来题，我们考虑比较方便的人选，最好是请邓小平题，邓朴方当场拒绝。”“邓朴方跟我们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儿子办刊，老子来题，除了我父亲，任何人都行。’最后请书法家沈鹏题了这三个字，后来胡耀邦、王震等，很多人在创刊号上题词。”
名字和办刊宗旨一经确定，正式编委会也定了下来：邓朴方任主编，编委有冯并、刘刚奇、柳萌、郑心永、张恩荣五人。每期杂志有了样本之后，邓朴方都要认真阅读，并针对不同版块提出建议。
在美好时代里茁壮成长
国内民间团体邀请港台艺员来内地演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是较早的单位。配合杂志首发刊登香港艺员照片，报道艺员日常生活情况，《三月风》是国内杂志较早的一家。这一举措使得奚秀兰成为《三月风》创刊号封面人物。柳萌说：“带着记者采访奚秀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她已经结婚，但还是像个小丫头一样，打着赤足在地毯上来回走。”
《三月风》的首发式在长城饭店举行，仪式非常隆重。“当时去的人有将军、部长、作家、艺术家、媒体记者等。足见大伙对残疾人事业的关心与热爱。”
此后几期的选稿，柳萌几人轮流值班。柳萌回首找人约稿的那段日子，最满意的是约到了王蒙的《访苏日记》。“那时并非商品社会，大多没有稿费。因为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整天碰到的都是作家，简单地说句‘你帮我写篇稿子’，便已足够。”
“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比现在还活跃，富有热情、敢想敢闯，是当时年轻人普遍特点。那时人与人关系比较融洽，工作环境气氛和谐，很适合干事情，很容易干成事情。”柳萌回忆说。
美籍华人作家江南，生前来京曾跟柳萌说：“你们这是做善事、积德的事，凡有能力的人，都应该帮助残疾人。”他去世前还念念不忘给《三月风》写文章。
在原《三月风》主编郭建模调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任职，不再兼任《三月风》主编以后，柳萌等人渐渐跟《三月风》失去了联系，“每每在书店报摊看到它，一种似乎消失了的遥远记忆，常常会勾起我初创时的那种激动心情。”柳萌拿着最新一期的《三月风》，眼神里迸出炙热的光芒。
原载2014年第12期《三月风》
柳萌和我参与创办《三月风》
——访画家、美术设计家刘国庆
刘国庆（张西蒙根据口述整理）
1969年我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1979年到《新观察》杂志供职，和柳萌成为了同事。他是时事杂文组组长，我是美编室美术编辑。1984年的一天，柳萌联系我说，邓朴方想办本杂志，名为《三月风》，针对残疾人领域面向社会，想请我为杂志做版式设计。
当时《三月风》工作人员不多，并且都是义务工作，没有酬劳一说，那个时代没有人往那方面想。一是因为朋友之间相互帮忙，二是因为这是一本为残疾人服务杂志，即便有酬劳大家也是不会要的。
当时《三月风》临时班子里，冯并管文字，柳萌管编辑，我管美编设计，总共参与了大约有三四期。起初，在富建胡同一个小院，或者在四川驻京办事处，大家商讨各项杂志事宜。条件很简陋，几个人偶尔一起吃顿饭，在外面买点很简单的盒饭。
等大体事项敲定之后，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等柳萌约回稿件，我进行排版和版式设计。当时圈里的人一听是残疾人刊物，作家都很支持，大家都乐于给稿子。根本无人问报酬。
我所供职的《新观察》杂志，在当时是比较严格的。因其作者名家较多，是一个综合性刊物，所以我设计《三月风》大体上沿袭《新观察》的设计理念。
做版式是比较繁琐、复杂的工作，既要有设计的因素在里面，又不能乱了规矩。“掐头去尾不留白，短小精悍不啰嗦”。多余的文字不能要，少的文字要补上，整个页面要满满当当。
过去的杂志很讲究规矩，“天头”“地脚”都不能有空白，严格按照行对行排列。杂志大多使用“老五号”和“小五号”两种字体。有一种专门的版式纸，根据版式来安排文字。“小五号”一行是23个字，“老五号”一行是19个字。当时版面设计没有电脑，完全由人工操作，在限定的尺寸里做设计。不像现在电脑照排，修改重来都方便。现在报刊字体字号，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许多老规矩都破例了。
整本杂志的编排设计，我基本上都在家完成，因为同时有《新观察》的工作。《新观察》是半月刊，完成一本马上设计另一本，时间催得很紧。全本内容要看一遍，文字要数一遍，不能有多余。我的“权力”还挺大，多了是一定要删。设计完成杂志交给印厂，进行“铅字排”，弄成字模，打样，然后再拿去照相，进行胶版印刷，程序比较繁复。最后要再看一遍“清样”，整本刊物才算基本定型。
《三月风》除设计版式外，我还负责给文章配插图，基本都是自己画，像刊在《三月风》的王蒙《访苏日记》，反映当时苏联状况和作者访问观感，我就把苏联景物表现出来，例如克里姆林宫或是红场。刊物插图不像小说文学插图，小说插图第一要求通读，第二是一种艺术的补充。而《三月风》作为一本新杂志比较灵活，没有限制，创造性强。
柳萌和我之间的合作，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你看着办”。用他的话讲：“冯并他们编报纸天天要出，咱俩编刊物不是天天出版，这本杂志咱们俩多操点心。我把原稿给你，你去理解，出来以后我看是否合格。”我和柳萌都是不太较真的人，他连建议都不提，十分信任我，一开始就觉得我的风格很适合和他搭班子，所以形式上的东西不会有重大的错误。
第一期的封面用奚秀兰，封底是西藏的一张油画。用现在的话讲是比较开放的，不太拘泥于一些限制，邓朴方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约出了一两期的时候，他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在原天桥剧场对面一家饭店，既算褒奖，也是感谢。他说，能在没有人力和资金的情况下，把一本杂志做出来实属不易。
《三月风》办至今日，已走出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要把自身好的风格沿袭下去。杂志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定位要准确。翻看过往三十年的刊物，一直都能够与时俱进且不丢传统。这很难得。
原载2014年第12期《三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