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庐山176号别墅
国际写作营营址，在庐山别墅村。
邓友梅、束沛德二兄和我，是参加写作营作家中，中方作家最年长者。出于对年长者的关照，我们这三位七旬老人，分别居住三处别墅套间。友梅兄住的是一栋新别墅套间，陈设和生活设施自然更有现代气息。沛德兄和我住在176号别墅，两个单独的别墅套间，门对着门，窗邻着窗，如同这栋别墅的两只手臂，直愣愣地从别墅两旁伸出来，不知是欢迎客人的表示，还是拒绝来访者的姿势，大概只有别墅设计者知道，留给后来人的只是猜测和联想。由于建筑年代久远，面积和设施都很一般，不过住着还算舒适。
好像是来到庐山次日，吃早餐的时候，蒙古族作家郭雪波问我：“柳老师，昨天晚上，徐坤我们去你房间，几个人又敲门又喊叫，把瑞典老太太（参加写作营的瑞典作家林西莉女士）都吵火了，你怎么就未听到呵？”我问了问他们来访的时间，那时我正在洗澡未能听见，对于这几位年轻文友的造访未遇，我自然表示歉意和遗憾。雪波随后又跟我说：“你知道你那间房，过去谁住过吗？彭德怀。《万言书》就是在那儿写的呀。”噢，真未想到，这605号房间，还有这么一段经历。其后，包括外国作家在内，许多人都对这间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来参观，有的来拍照，我就成了房间主人，热情地接待来访者。
知道了这是个有故事的房间，这次有幸暂住这里，我的心情和思绪，比之别人更为复杂，更为不安。有天夜里似睡非睡，冥冥中听到有声音，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我定了定神坐起来，拉开窗帘往外一看，外边小雨飘飘洒洒，庐山山体朦朦胧胧，却丝毫没有什么声响。再仔细地听一听，原来是密集雨滴，敲落在铁皮屋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这声音让我联想起战场的机枪声、会议的发言声、癔者的絮叨声、睡眠的梦话声，还有受冤屈人的申诉声。这时再也睡不着觉了。我想到作为一代英雄的彭德怀的人生，我想到作为一个凡人的自己的人生。最后，我问自己：如何解释我们的人生呢？如果让我概括，两个字：命运。
我知道我的经历跟大人物的经历实在没有可比性，不过无论是谁，命运都是一样。当年彭老总为民上书，被打成小集团的首脑，这是由于偶然事件给他造成的命运悲剧。当年我们在政治运动中，说了真话被划成“右派”，这是由于偶然事件给我们造成的命运悲剧。身份不同，情况不同，从个人命运来说，好像没有太大区别，反正都是政治冤案受害者。两者不同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遭受的苦难更多、更久。
想想这位彭老总的沉浮人生，再想想作为草芥之民自己的人生，我们过去所经受的那些苦难和屈辱，就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了。联系到自己的经历，当时毕竟还算年轻，政治身份恢复正常后，总算赶上比较安定的年代，后半生尚能做点自己的事情。不然不会有我后来的写作，更不会有比较安定的生活，这就是说，人不会永远这么倒霉。人生实在不好预测。一个好的偶然机遇，或许把你抬得很高，一个坏的偶然事件，或许把你踩在地下，这就是通常说的命运。不知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
那么，命运又是如何造成的呢？早年我未认真地想过，好像从来也不想去想，总觉得那是客观存在。直到老到论天过活的现在，回想走过的七十多年人生路，跟同时期的同龄人相比，这才悟出，自己命运的起伏跌宕，原来都是性格搞的鬼。就是日本人芥川龙之介说的：“命运非偶然，而是必然，它就藏在你的性格中。”
我的命运完全印证了这句话。我的性格比较散淡、固执、直率、抗上、不愿受人摆布，在一个有约束的社会里，必然要受大罪吃大亏经受磨难。按照世人追求的所谓“进步”，应该说，从年轻最早的时期，到中年重新起步时，我都有极好的“进步”机会，闹好了完全有可能谋求一官半职。比如说，在部队时我在军种直属机关任职，又比如说，转业以后我在中央国家机关当职员，再比如说，“右派”问题改正后我在中央某部政策研究室工作，这全是响当当大机关的好差使，换个想当官性格又温顺的人，往哪儿找这么好的“进步”境遇呀。可是，我却觉得根本不适合自己的志趣，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脱离别人求之不得的官场，非要往文人扎堆的文学单位跑，这一干就是大半辈子的时光。
同样是性格的驱使和左右，在文人堆里也没有吃到“好果子”，依然被人算计甚至于陷害，这不是命运的注定又是什么？有位比我年轻十多岁的作家朋友，后来成为副部级干部，有次曾坦率地对我说：“你不必溜须拍马去钻营，哪怕你什么话都不说，几十年下来，你都比现在混得要好。”我听后起初是一愣，随后是淡然一笑，既表示认同他的看法，又显示我活得也不错，假如他非要我回答的话，我想说：“什么人什么命嘛。”我的命就是老天给了我一支笔，让我在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里，写下自己想说的一些话，不然就不会有二十几种书出版。至于写得好坏，那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命运对我的回报，足矣。
我的职业就是个报刊编辑，文学写作不过是业余而为。自打喜欢上文学那刻起，苦难的种子就植在了我身上，先是以“不安心工作”为由遭整治，次是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审查，最后在“反右派”运动中成贱民，前半生几乎没有安宁过一天，原因都跟爱好文学有一定关系。想到前半生的坎坷经历，想到后半生的平静生活，想到文学给我的快乐与烦忧，在纸上给命运留下点浅浅印迹，我觉得还算说得过去。这就是即使是在炎热的暑天，利用跑医院治病的间隙，不顾劳累依然坚持写作，唯一可以说得通的理由。
在写作营结束前一天晚上，来自克罗地亚的青年作家马瑞科·可塞克，在加拿大华人小说家张翎陪同下，参观完有故事的605号房舍，由张翎做翻译我们一起聊天儿，除了文学也谈到了命运——彭德怀的命运、普通人的命运都成了我们关注的话题。看来命运对所有人来说，都有普遍的兴趣和意义。这也正是人们对于605号别墅房舍，比对别的豪华别墅更想探望的原因。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自己命运自己主宰。其实这话并不完全正确，在一个有限制的社会里，个人的命运犹如一片风筝，只能被社会绳索牵动着，在有限的范围内自己主宰。伟人也好，凡人也罢，之所以倒了霉遭了劫，问题正是出在想挣脱绳索，任着自己的性情生活和说话，结果落了个可悲下场。因此，庐山，这座充满人文气息的山，这座有着美丽景色的山，对于我又是一座开启愚顽的山，让我平生第一次感悟到，我性格中积存的悲剧因素。庐山，谢谢你。
2010年6月18日
寒风吹哑琴音
悠扬、宁静的钢琴声，系着缕缕深情，在狭小居室里回响，这局促空间充满温馨。室外飘着雨刮着风，雨打着高大泡桐树，风吹落枯黄的树叶，发出淅淅沥沥的声音，犹如有人悄声谈话，隔着窗听不清说什么。在秋风秋雨中听琴，这种氛围实在撩人，我心再无法平静，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在脑海重现出来……
时间过得真快。购买钢琴距今，转眼九年过去。自打有了这架钢琴，妻子就有了事情做，擦拭钢琴，整理乐谱，清洗琴罩，摆设饰物，像侍弄孩子般尽心。兴致一来便坐钢琴前，弹奏些钢琴小品曲。只是年岁不饶人，琴业又荒废多年，手指不甚灵活，琴音就不很流畅，但是，毕竟受过科班训练，总不至于生疏如乍学。如同久别家乡的游子，重踏故乡道路，即使不很熟悉，总不致迷失方位。
《献给艾丽丝》、《少女的祈祷》、《夜曲》、《月光曲》、《梦幻曲》……这些迷人钢琴乐曲，我过去听过无数次；这是美的精灵，这是诗的倾诉，这是音乐大师们创造的永恒乐音。百听不厌，常听常新。这些优美动听醉人曲调，此刻，从妻子手指间流泻出来，再不似往昔那么畅达，如同一位腿脚有疾老人，走路总难免磕磕绊绊，这乐曲再难引起美的共鸣。苦涩、凄楚、忧伤情绪，似层厚重乌云，顿时压在我心头，紧接着是莫名愤怒，冲上头顶敲打心胸，我恨不得掀开屋顶喊叫老天：“你怎么不睁眼看看，这人间还有正义吗？善良人活得这么艰难！”于是，那个想忘掉却难以忘掉的年代，清晰而痛苦地呈现眼前，我走进卫生间悄悄拭泪。妻子弹完琴合上琴盖，高兴地满足地扭过头，见我眼睛红红的，就问：“你眼睛怎么红了？”我谎称沙子迷眼了，这才搪塞过去。
妻子是个教师，为人善良、诚实、本份，对任何人都无防备，有学生找她借钱借物，连姓名都不问问，拿出就给人家。我说：“你认识吗？”她说：“反正是学生，有就借给呗。”至于还不还，她从不讨要。这么一个善良得近乎“傻”的人，在以文化为名的大革命运动中，被造反的同事和学生，用暖瓶水泼烫脸，用铁铣击打胳臂，用强力从楼梯推下，致伤险些丧命被送入医院抢救。出院后精神失常。白天靠服用抑制神经药物，夜晚靠服用大量安眠药物，方能维持日常生活和睡眠，想想看，弹琴是靠灵敏神经支配呵，一个精神失常的病人，怎么能够弹奏准确音调呢？怎么能够抒发优美感情呢？弹琴对于妻子，此时，只是个解闷儿。不，更确切地说，是医治心灵创伤。这也是我给她买琴的初衷。
妻子于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天津河北师范学院音乐系（天津音乐学院前身），本来可以留在天津市工作，她却只身一人去了唐山，在唐山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唐山师范专科学校迁址外地，她转到唐山市21中学任教。1963年经我一位难友介绍，我们相识恋爱而后结婚，她在唐山市，我在内蒙古，两地分居18年过“牛郎织女”生活。若在安定的岁月，生活困难尚可克服，无非是思念之苦，这种情况并不稀奇。殊料1966年“文革”灾难，突然降临神州大地，首当其冲的是学校。在那个以强凌弱的年月，像妻子这样的弱女子，在唐山又无依无靠，自然要成为狼狗之人，政治上投机的“猎物”。妻子所在唐山师专的董姓学生，这时分配在唐山21中任教，摇身一变成造反派头头，暗地煽动无知的中学生，以莫须有的罪名揪斗妻子，而后就是残酷地动武迫害。在罪恶的文革期间，文物古迹遭破坏，人的尊严被践踏，音乐和所有美好事物，在“虎狼”眼中能算什么？从此妻子失去与钢琴相伴的生活。
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妻子跟随我调来，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我们动荡多年的日子，总算安定下来。房子有了，家具有了，户口有了，单位有了，工资有了，成了真正的北京人。这时我最想做的事，就是买架钢琴，用它“唤醒”妻子，让她能够正常生活。可是，钱哪？两人工资加一起，不过100多元钱，何况钢琴凭票购买。积攒钱，挣稿费，争取早日买钢琴，就成了我奋斗的目标。经过近10年努力，1982年秋天，我的散文集《生活，这样告诉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责编是杜卫东，我们由此成为忘年朋友。直到现在杜卫东想起，都当笑话说：我去中青社取样书，他送我到大门口，走出去好远，我折回来叫他，羞怯地悄悄询问：“给我多少稿费呵？”其时心中盘算的，就是钢琴价钱。
我《工人日报》同事、画家徐进，认识北京钢琴厂的人，请他帮助问过价钱，要了张钢琴购买票，就等稿费下来去排队了。此时，钢琴售价1500元，我稿费扣除税收，应得1200多元，尚需300元钱，买琴愿望才能实现。我去哪里筹措这300元钱呢？有次串门跟老诗人艾青说起此事，他们夫妇非要接济我，此时，他们刚落实政策安家，家里孩子又多，我哪好意思麻烦他们呢？妻子跟他弟弟借了300元钱，好歹凑够了1500元钱，天未亮我便去百货大楼排队，凭票购来这台星海牌立式琴。
有了这架钢琴，妻子精神有了寄托。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她寻觅自己的乐趣，只是再找不回失去的时光，娴熟的琴艺，机械地弹奏机械的钢琴，无论弹奏多么欢快乐曲，我听到的都是阴沉音调。无意中看到她伤残手指和胳臂，被开水烫伤的脸部斑痕，就会想起“文革”时悲苦遭遇，优美琴声立刻化为心中激愤。像绞绳机绞动的钢丝，绞着我的心我的头，混身都疼痛地瑟瑟颤抖。妻子却神态平静自若，从容而淡定地弹奏着，如同早年借给学生钱物，她丝毫没有记挂那些痛苦往事。她善良敦厚的品德，她对教师职业热爱，全都融入优美琴音中。
妻子精神失常30年间，除犯病时叨咕工宣队，念叨造反派头头的话，从来不说学生们如何。可见学生娃们在她心中，多么可爱，多么神圣，他们行动有多么过激，她都永远一笔勾销了。这就是做为教师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