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天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捡得卷十七有这一条：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作言论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历九八九，死在一〇五二，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灵乌赋》答梅圣俞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1036）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一〇〇三，死在一〇六一。他的集中有《灵乌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
凤不时而鸣，
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邑闾。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胡不若凤之时鸣，
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可，
吾今语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误）听。
结尔舌兮钤尔喙，
尔饮喙兮尔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乌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己不称，昵己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说：“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民，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灵乌赋》，有自序说：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抄几句：（胡适先生几乎引用了范仲淹《灵乌赋》之全文，前面已有，故在此略去。）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1046），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嗟夫，予当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1043）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我国家革三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是他对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皆合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宴然不救，并俟其乱哉。……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中国式的“不自由，毋宁死”，领先西贤七百四十年，这是范仲淹对世界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也就是中国士君子文化对世界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而今千年过去，“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依然具有无穷的生命张力与现实意义，尤其在中国，君不见，“结尔舌兮钤尔喙”的犬儒懦夫还有多少啊！
胡适先生提到范、梅后事，有《谕乌》《灵乌后赋》之类，二人关系由疏远而演变至反目，结局很僵。虽为他们的“私事”，但极有探讨价值。
据查：范仲淹在饶州时，还邀请梅尧臣同游过庐山。酒席上，梅尧臣即兴作《河豚》诗，有“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之句，足见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可。何时恶化的呢，以至于梅尧臣作恶诗相向？难道就因为后来范仲淹再度出山，身为边帅却无视梅尧臣积极从军的意愿？或者重掌大权后未曾关照怀才不遇的梅尧臣？这确如胡适先生所说，算“一件疑案”。笔者向无释疑才具，况千年史案乎！这里只想从范仲淹与李觏的交往历史，反观一下范梅之疑。
其实，范仲淹贬饶州，李觏千里奔波求教，留一段“一字师”佳话等等，笔者在前文书中已有记述，此处要别开生面。李觏字泰伯，比梅尧臣小七岁，也算同辈文人。他与梅尧臣相似的是，也是从小聪颖，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也是文场运蹇，屡试不第。不同的是，梅尧臣有一个好叔叔，使他得“门荫”之利，在基层官场打拼消磨许多年。李觏可就苦多了，他在后来的《上孙寺丞书》中回忆说：“觏，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撰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这倒也好，使青年李觏在艰难忧患和刻苦研读中，砥励意志，拓展胸怀，在民间草野中呼吸自由空气，提纯人生追求，其志已不在庠序之间，而在“康国济民”之境了。这一点，让人很容易想起范仲淹的“澧泉苦读”和“南都求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