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再算上一个邵雍。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其先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屡授官不赴。后居洛阳，与司马光等人从游甚密。根据《易经》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掺杂道教思想，虚构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成为他的相术之学，也叫先天学。传说他的卜术很准，定居洛阳后以教授生徒为生。仁宗嘉佑及神宗熙宁初，曾两度被荐举，均称疾不赴。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退居洛阳时，恒相从游。死后赐谥康节。有《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宋史》卷四二七有传。代表作《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皇极经世书》是一部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以河洛、相术之学显于世。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
其余还有多少著名隐逸者呢？吴瑛算一个，可像他这样的隐士，占去宋代隐士的大半。再往下数，杨适、崔唐臣、高怿、苏云卿、周方叔、刘孟节、刘愚、谯定、宗翼、尹淳、王忠民、张志行、刘勉之、胡宪之、黄晞、陈瑾……这一庞大的“宋隐”群体，虽说都以自己的德行和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闻名于乡里，在宋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但依其人文总量和人文成果，还算不得两宋隐逸文化的主流。那么，主流者何？
就整体而论，宋代极为特殊，特殊到唯一，其奉为国策的宽松优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士君子文化的整体优势，略强于帝王文化。儒学复兴，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科技发达。北宋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庙堂士君子群体的雄起，使两宋文人对自己学问、见识和能力深感自信，“兼济天下”的入世愿望空前强烈，一时间剑胆横空，有无人敢掠其锋芒之势。这是一方面。但是，且莫忘记帝王文化虽略有不及，可它挟秦汉之威，尚在鼎盛时期，故常以朋党之名有力地狙击、围剿士君子文化，且时有得手，虽不取你肉体性命，但贬官流放，让你政治生活颠沛流离、多灾多难，那是家常便饭。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志士们在心理上形成浓重的危机感、失望感和退避意识，这与他们固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产生极端矛盾，陷入深切痛苦。于是，客观现实环境造成另一种“隐逸之风”——贬官文化甚盛。可是，如果考察这种隐逸特点及其隐逸文化成果，它却套不上前列各种隐逸类型。当官被贬谪，常作山川明月之吟，频发竹节梅香之思，人格可近隐逸，却难归于隐居之流。笔者才拙，姑且称这种被贬官者为“被隐逸者”，他们本人未必想去做传统意义上的各色隐逸者，然而一旦被贬官，被赶出庙堂，被下放民间，被迫过上“渔父”生活……剑胆空对月，琴心随流水，你不想做隐逸者都不成。
当然，这样的“被隐逸者”，前代也层出不穷，不过显得零零散散，未曾以群体面貌整体推出罢了。屈大夫不就是个“被隐逸者”吗？他倒是很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被楚怀王逐出郢都，不得不开始了流放生涯。楚襄王即位，人家还是不用他，并继续加以迫害，一举放逐他到江南去了。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是呀，本不想离开庙堂，却不得不寄身江湖，这个“被隐逸者”深陷苦痛之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可他一时哪里想得通？还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尘埃，最后终于在绝望和悲愤之中投汨罗江而死。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流放期间写下的诸多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颖、内涵深刻的诗章，都成了不朽的传世绝唱，不仅开了游仙诗的先河，不仅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标本，而且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之后著名的“商山四皓”呀，严子陵呀，陶渊明呀，鲍照呀，对中国隐逸文化均贡献甚大，但人家大都不是“被隐逸者”，这里也就不提了。接下来唐代的情况有点意思，不仅最早使用了“隐士”一词，而且出产了几位有名的“被隐逸者”及其卓著的文化贡献。此处仅以王维、柳宗元、李泌为例。
盛唐诗人王维既擅长绘事又精于音乐，是少见的文坛多面手。可叹仕途并不顺畅，虽然二十一岁就金榜题名，却因恩相张九龄遭到大佞臣李林甫排斥，自己的前程也大受影响，济世之志日渐消退，归隐之心日益强烈。至德元年（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重镇潼关，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他故意服下泻药，并假装喑哑，真心不事叛贼。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软禁于普施寺中，强授伪职给事中。可怜他并无以死抗争的勇气，遂隐忍不发。一天，安禄山于凝碧宫设宴，召梨园弟子奏乐。梨园弟子怀国破沦丧之哀，个个流泪不止，无心演奏。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当即大为震怒，把雷海清绑在试马殿前肢解而死。王维闻此十分悲恻而感慨，便写诗一首，《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上奏管弦。”抒发对唐王朝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抒发自己对叛军的憎恨。后来又写了一首《口号又示裴迪》：“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表达自己渴望脱离尘世羁绊与喧嚣，向往归隐的心情。至德二年十月，官军收复了东都洛阳。王维却以授受伪官事，与郑虔等人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朝官留受安禄山伪职者，根据情节不同，共分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但因肃宗曾读过他的《凝碧诗》，怜他忠诚，加之其胞弟王缙时任刑部侍郎，请求削去己官为兄赎罪，肃宗特加宥免，贬为太子中允，再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经过这样一场人生大折腾之后，原本天性去俗绝尘、好静懒动并独具自由适意的生命精神的王维，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被隐逸者”，先隐嵩山，后隐终南山，最后隐居在长安东南不远的蓝田县辋川。一部《辋川集》声动文坛。“新家孟城口，古木馀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漆园》）“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轻舟南垞去，北垞淼难即。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南垞》）……加上五言绝句《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还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田园乐》等十首，使他一举开创了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派，也得以与李白、杜甫三分天下于诗坛，李白“诗仙”，杜甫“诗圣”，而王维则“诗佛”也！这也使盛唐时期的隐逸文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柳宗元成为“被隐逸者”，源自“永贞革新”。“永贞革新”是唐顺宗时，庙堂士君子们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要目的一场改革运动，因发生于永贞年间，故名。永贞元年（805）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居东宫二十年，一直关心朝政，对朝政的黑暗腐败有深切认识，一旦即位，便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二王原先都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深得信任。遂与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但宦官俱文珍等反动势力，乘顺宗中风之机，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更名为李纯。又伪造敕书，罢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不巧的是，此时王叔文母亲去世，王叔文不得不归家守丧，革新派顿失首脑。不久，王伾又患中风，大局更为不妙。俱文珍等趁机以顺宗名义下诏，由皇太子监国，再拥之为帝，是为唐宪宗。至此，革新派纷纷遭难：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不久便去世；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六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这场史称“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归于失败。
年轻的柳宗元，这次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殊死一搏，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意志为世人钦佩，却也遭到政敌的残酷报复。唐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即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走到半路，再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同去永州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娘和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一家人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多亏一位僧人相助，寄宿龙兴寺。由于生活艰难，未及半载，母亲卢氏便离开人世，这叫柳宗元最为痛心。更可怕的是，那些恨他入骨的政敌们，依然不肯放过他，不断地造谣诽谤，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好些年后还骂声不绝。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锥心的失亲之痛，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使柳宗元身心俱损，严重危及健康，最后竟至“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真是“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这样的“被隐逸者”，实在是前所未见。可这位“被隐逸者”所怀有的“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的精神世界，以及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文化成果，亦是前所未见。永州期间，柳宗元广泛而深入地钻研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并著述不缀，《封建论》《非〈国语〉》《天照》《六道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诗篇。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溪居》）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渔翁》）
伟大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却是唐二家，宋六家。柳宗元二居其一，那是褒扬他的散文成就。若要再搞个“被隐逸者”的山水田园诗大评比，可以肯定地断言说，柳宗元又必为中国几大家之一。
要说李泌这位“被隐逸者”，当然不及上列王、柳名头响，却以三仕三隐为特色，如此频繁的入世、出世，在宋代以前真不多见。
李泌少年聪敏，博涉经史，善文工诗，自比有王佐之才。他是个以“隐”求进的代表人物，不屑于科举入仕，避隐嵩山，等待时机。魏晋以来，隐士颇受关注，越是隐而不出，反而名声越大，做大官的机会越多。李泌照走这条终南捷径，一时未见有效，有点坐不住了，自嵩山给唐玄宗上书论政，深得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言。不料却受到国舅杨国忠的猜忌，仅得了个卑官微职。他很是失落，就吟着《长歌行》飘然而去，再隐南岳衡山。寻常沟渠，难容吞舟之鱼；千里良驹，岂为耕种之牛。胸襟不酬，莫若再待。这一等就等来了安史之乱。
至德元年（756），唐肃宗即位灵武，想起“为东宫属言”的李泌来，召他前来参谋军事，类为军师角色。这李泌以诸葛亮自比，运筹帷幄，连出妙招，成就了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功业。又不料，宠臣李辅国等对功高名显的李泌看不顺眼，大加诬陷。而坐稳龙廷的肃宗李亨则宠爱妃，纵国戚，搞得李泌极不安生。他泪眼婆娑地对皇帝说，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臣迹大奇。所以请陛下听臣离去，免臣于死，放归山林可也。于是复归衡岳。然而，青山绿水荡涤不尽满腹经纶，清风明月消融不了王佐之志。李泌他还要“莫若再待”。
仅仅过了五年，唐代宗李豫立，召为翰林学士。这回该大展宏图了吧？真也是命，偏又遇着容不得他的权相元载、常衮等，大受排斥，下放做了杭州刺史。不过虽然遭贬，他还是剑胆熠熠，在杭州任上有所作为。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居民的淡水供应问题。后世苏东坡说：“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据说到现在还有一口古井——“相国井”，铭记着这位“被隐逸者”的功德。
为什么叫“相国井”呢？原来至唐德宗李适时，李泌官至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