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北宋开国数十年间，大兴文教，主要着力在科举取士方面，急用现有人才，尚未能重视兴学育人。京城里只有一所学校，即国子监，且逐日萧条，“生徒至寡，仅至陵夷。”（杨亿《武夷新集·代人转对论太学状》）开科取士只看考试成绩，不问学校出身，于是士子多贪图名利，徇私舞弊，不务实学，浸以成风，到仁宗时，科举之弊，愈演愈烈，已成燃眉之患。正是这样的天下大局，给范仲淹提供了历史契机，他要像韩昌黎彰道统一样，首先站在一个思想制高点上谈论复兴儒门教育，不是“文必秦汉”，而是要“回向三代”；不是“张扬儒道、力辟佛老”，而要“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新开学风。
范仲淹对自己面临的国家形势早有非议，早有定见，早有陈述。天圣三年（1025）有《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有《上执政书》；天圣八年（1030）有《上时相议制举书》等。他在《上执政书》中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六大主张。何以“重名器”？就是慎选举敦教育。他把当时只顾科举取士而不谙重在育人的弊病，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不想种地只想收庄稼，哪有这种好事！结果必然是择而不教，久而乏人，贤才难以为继。其实，范仲淹这种重在兴教育人的学术主张，绝非兀突一枝，而源自他长久以来的大思考，那一种博大深厚的总体人文思考，政治的，思想的，哲学的。这一种大思考早在他就学应天书院时已然大致完成。且看他写于那时的《咏史五首》：“莫道茅茨无复见，古今时有致尧人。”（《陶唐氏》）“但得四门元凯至，九韶何必凤凰来。”（《有虞氏》）“讴歌终在吾君子，岂是当时不让贤。”（《夏后氏》）所倾心的已是三代之业、三代之制，主张君臣共治天下，君有过则臣谏之，以尧舜为致君楷模。后世有人说，宋儒“回向三代”的运动，是从王安石熙宁变法开始，才“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非也。其实，范仲淹等确立的“明体达用之学”，才是宋儒“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思想先驱。王安石并非“宋代最先接上孔、孟旧统的儒者”。“回向三代”，再接孔孟者，正是范仲淹。就这一点说，范仲淹复兴儒门教育的事功，远比韩柳的“儒学复古运动”要品位高卓。
有了源远流长的思想资源，有了复兴儒家礼乐文教的远大志向和使命感，才能生发出活力四射的改革主张。就兴教育人而论，范仲淹才会深谙真谛：“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上时相议制举书》）；才会认定：“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政道。使其服礼乐之文，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贤实邦本，何地能及。”（《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选任贤能论》）；才能痛切地认识到“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邠州建学记》）。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把“兴学”当作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尤其是“太平年间”的教育最为急迫，“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也才能把睢阳先生“天下同文”的师志，提高到“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将充盈着士君子文化血脉的睢阳学统的真传发扬光大。
教育思想明确，才会出以良方。范仲淹指出：科举考试应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教育是培养、选拔人才的必要前提。假如“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势必造成“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答手诏条陈十事》）而要革除此时弊，必须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考试要“以策论高辞赋”，“先策论后辞赋”，“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上时相议制举书》）。至于教学内容，则应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他说：“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铺成王道，复何求哉。”（《上时相议制举书》）非同凡响的是，范仲淹在强调六经之重要外，还特别指出要兼授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应以六经为先，正史次之，再令考生论述时务及提出实际的对策方略，如此方可把“天下俊贤”引向经邦济世之业，为国家培养杰出的辅佐人才。
另外，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一点，范仲淹不仅主张学习儒家经典和算学、医学以及军事学等知识和技能之外，还一反“力辟佛老”的先世学风，认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上执政书》）主张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独辟蹊径。正是范仲淹为儒学注入了新元素，形成了新的学术思想——理学。在推动儒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范仲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难怪韩琦在《祭文》中盛赞道：“上天生公，固为吾宋。以尧舜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国；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众。”朱熹更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中推崇说：“公之学识，于名教岂小补哉！”实乃北宋理学真正的启蒙之人、开山之祖也。
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称宋代的儒学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这个提法一直流行到二十世纪的西方汉学界，又与明学合称为宋明新儒学，此后也渐为中国学人所采用。这个新儒学问世，确与范仲淹“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的创意有关。佛、道盛行之中，其宇宙观和本体论，尤其是佛教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刺激着广大士人的本土观念，这种思辨性在后来的宋明理学中非常鲜明。笔者曾有过如下一段浅薄文字，录出以为本节收束：“两宋时期，范仲淹、胡瑗、孙复等首开书院讲学之风，中央太学亦模仿胡瑗苏湖讲学制度，其后之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伊川兄弟，绍继其风，书院讲学，谈经论道，遂使有宋一代文风大盛，至南宋朱子而集大成为宋明理学。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至两宋时期则蔚为大观。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士君子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从此影响后世八九百年。”
说范仲淹是北宋“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当不为过吧？
16.老师与学生
一所学校好不好，普通人一般习惯用两条标准去衡量：任教的名师都有谁？出过哪些名学生？名师、名学生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学校。至于名师怎么个教法，名学生怎么个学法，这所学校怎么个好法，只有专门的考察者才去细究。
关于范仲淹对老师和学生的重视，以及如何精心办学，众多记载大同小异，笼统而平面，一般都是这样叙述：他把师道确立为整个教育的重心，要求教师通晓经文经义，传授治国治人之道，不但学识渊博，还要力行仁义道德，才德俱佳，授业育德；范仲淹力荐“名师”，多次聘请和推荐著名学者任教，比如王洙和嵇颖等，他们博学多才，教学有志，授徒有方，成绩卓著；范仲淹掌管应天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他自己一方面担任主持，一方面还兼职教授“艺文”和“易经”两门课，“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言行拾遗事录》）；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向学生讲学，大多是提纲挈领式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给学生以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由于范仲淹治学谨严，继承、发展了睢阳学脉，应天书院学风甚浓，人才层出，比如富弼、张方平等，于是乎四方学子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国中一大学府。所以后来《宋元学案》将“仲淹之学”标识为“睢阳所传”，树立了兴学立教的典范，成为宋初儒学复兴的大本营。《宋史》有“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的记载。都大致如是平铺直叙，不如讲个故事。笔者就讲一个老师的故事，王故事；一个学生的故事，孙故事。王故事、孙故事，都不是故事，都是史实，都是范仲淹兴办应天书院的真实事迹。
先讲“王故事”，就是王洙的故事。
王洙，字源叔，商丘本地人，比范仲淹小七岁，范仲淹来“掌府学”时，他就在应天书院当“讲书”。此前，他父亲王砺和哥哥王渎也都在应天书院当老师，看来教书是他家的“祖传职业”。王砺是戚同文的得意门徒，进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最后还是选择了回乡教书，肯定深受戚同文影响。王家父子三人先后供职同一书院，不但家学好，而且教书教得好，在当地极有名声。据说早在景德年间，范仲淹便结识了少年王洙。宋真宗景德年号只用了四年，公元一〇〇四年至一〇〇七年。对应到范仲淹，是他十五岁至十九岁这一段，有机会结识王洙，也就只有秋口读书那阵子，莫非与一伙同学进寺庙抽签问前程时，就有小王洙在内？这段史料少有提及，更无考证，姑存一说吧。知道他俩认识很早就行了。
且说王洙生性聪慧，自小受家学熏陶，“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训诂、篆隶之学，无所不通”。（《宋史·王洙传》）二十七岁高中甲科进士，补任舒城县尉。可惜不久因事被免官，归居南京。又是晏殊识才，特聘他到应天书院任教。不久，范仲淹亦受聘“掌府学”，与王洙近二十年后再次聚首，喜出望外，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终生挚交。
不久，朝廷调王洙任贺州富川县主簿。去边远地方当一个小小的行政长官，这不屈王洙大才吗？范仲淹首先提出不同意见。他诉诸晏殊，二人一拍即合，说什么也得把王洙留在应天书院。那上面怎么交代呀？晏殊圆通得很，就说这样吧，老范你笔头子了得，《上执政书》写得影响多大呀，就有劳给皇上打一个报告，我看准行。范仲淹本性质直，又爱才心切，也不推辞，当即撰写了名篇《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其中不少章句前文已然有所摘引，但何妨全貌推出，以飨读者。
右，臣闻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才，正在此矣。
国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当州近辅之郡，宜崇治本。兼至圣文宣王庙，已有学舍三十余间，有修学进士二十余人，非有讲贯，何以发明？臣窃见贺州富川县主簿、充应天书院说书王洙，于天圣二年，御前进士及第，素负文藻，深明经义，在彼讲说，已满三年。伏望圣慈，特与除授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所贵国家教育之道，风布于邦畿；进修之人，日闻天典籍。士务稽古，人知响方。干冒圣威，臣无任。
这一篇奏稿，言简意骇，词恳意切，别说一下打动了仁宗皇帝以收回成命，就是今天我们读起来，亦觉动情。从此王洙留在应天书院总共八年，直到明道二年（1033）调往京城。由于他学识渊博，教授得法，又竭心尽力，深受同道与生徒敬重。欧阳修后来对王洙的教学艺术，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其“语言初如不出诸口，已而辨别条理，发其精微，听者忘倦。决疑请益，人人必得其所欲”。
范仲淹与王洙在应天书院的故事本事也就这样，但大有后续，益发感人。有人专门写了“范仲淹三荐王洙”。
明道二年四月，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京都，任右司谏，职责是监察官吏，选拔人才，建言规谏。范仲淹荐贤不避亲，当下举荐王洙任国子监说书，即被认可。不久，王洙改直讲，校《史记》《汉书》有功，再迁大理评事[26]、史馆检修（可以参与编修国史）、同知太常礼院。康定元年（1040）晋升天章阁侍讲，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27]国子监，预修《崇文总目》，升尚书工部员外郎，修《国朝会要》，加官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庆历三年（1043）九月，受命与欧阳修共纂《祖宗故事》，历时一年，成二十卷。要不欧阳修怎么那么了解王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