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忧乐天下:范仲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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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兴学与育人(2)

说到天时,笔者想这么理解。对于历代兴教办学者来说,所谓天时,莫过于当时政治环境的生态状况,在中国可以理解为皇权治统环境的生态状况。自然界有个C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C生态系统有个“蘑菇理论”,要用五句话表达出来,像是一首诗,比诗更美妙,是:“创造一个环境,有了一定的空气,有了一定的水分,有了一定的湿度,蘑菇会自己长起来。”就是说:在自然界的大森林里,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上述的空气、水分、湿度,当然也离不开土壤和阳光,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环境,就能成片地生长出蘑菇。如果我们借用“蘑菇理论”到社会生态系统,所谓兴教办学的好天时,就是“天然”的土壤、阳光、空气、水分、湿度……基本不缺,是一个相对良性循环中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美好的环境”。只要具备这样一个社会C系统,兴教办学肯定有成就。历史上有没有实例?宋代之前不妨以稷下学宫为例。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齐国“官办”的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过去有人称它为“稷下学派”,不大对头,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哪个学派所专有,而是天下各种学派的学者都可以来议学、议政的学术活动中心,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各个学派,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在这里,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什么天人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人性善恶之辩……都可以畅所欲言,互相争辩、诘难,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争鸣,彼此吸收融合,成为真正体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典范。它的办学成果多么丰硕?仅就学术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种学科。这一大批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丰富了先秦思想的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影响了并影响着此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的散佚不传至为可惜,传下来的多为经典。难怪早年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

稷下学宫何以办得这么好?齐国素有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齐桓公田午是田氏代齐后的第二代国君,新生的政权有待巩固,深知“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的道理,这才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建起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接下来的当权者齐威王、齐宣王,脑子也够清醒明白,就把稷下学宫办得风生水起,达于巅峰。《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尤其是齐宣王,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遂大办稷下学宫,让稷下学者享受“上大夫”的政治、物质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勉其著书立说,鼓励学术争鸣,欢迎他们参政、议政,吸纳他们的治国良方。这种当权者思想开放、政治清明、重贤用士的良好“政治环境生态状况”,正是稷下之学举办成功的最佳天时。这个也能反证:秦始皇上台后禁绝兴教办学,“文革”中“停课闹革命”,遇上这样的天时,你兴办教育的人和地利再好,想办个稷下学宫你试试。

那么,范仲淹所处的“皇权治统环境”如何呢?若依笔者对历代封建王朝的评价,就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来说,宋代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前文书中引用过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样的话,此外崇高的评价多的是。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邓广铭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等等),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此时的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中国社会史》)日本近代史学泰斗和田清先生说:“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的那样强大,相反,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中国史概说》)德国汉学家库恩在《宋代文化史》中说“中国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教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垦,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美国历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中说,宋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他又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九六〇年存在到一二七九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于是有人总结出来说:有宋一代共三百一十九年,是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充满以人为本、民命至上的民生理念的朝代;一个没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篡权弑君,最不血腥、最有人情味的朝代;一个体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最好的朝代;一个人才辈出,文学、哲学、绘画、科技、教育等最为发达、硕果累累的朝代。

当然,不能光听中外名人这样说,得考量他们所依据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历史上,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曾颁诏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班固《汉书·高帝纪》)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有“重文”的意思,他在“求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陈寿《三国志·魏志》)北魏孝文帝在自己的诏书中也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收《魏书·高祖纪上》)。但是这些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当政者,说的多做的少,甚至说一套做一套,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唯宋一朝,尤其北宋前期,一改五代乱世之风,将以文治国定为国策,崇文重教、移风易俗,重视发挥文臣的作用,以仁厚宽容著称于后世。这样的国策始于赵太祖赵匡胤,并且作为一种“祖宗家法”传下去,贯穿于整个宋朝。赵氏兄弟俩根据既定国策,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并监督执行: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下诏增修国子监学舍[25];下诏重修、新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馆、崇文院;改革考试制度,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唐朝进士登科者,每次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则多至五六百人,最多有增至五千三百人者,并且设法严密科举考试,严防考官作弊等等。当是时也,朝廷的重要职位,全部由通过科考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占据,这些人自称“天子门生”,不仅长期占据宰相高位,甚至连向来由武将任职的枢密院,也由文人主政。文臣社会地位之高,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其待遇之高,风头之盛,真令后世叹为观止。

这就是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时”。至此,天时、地利、人和,三才齐备,能干出怎样一番功业,就看他范仲淹的了。

15.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

有个奇怪的学术现象:多年来在宋学研究和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范仲淹几乎是一个不太被重视的人物,在一些著名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也大多见不到他的名字;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甚至军事家。加之有些学者对北宋儒学、道学、理学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其宋儒人物大系中就更少提范仲淹了。

这是一处学术硬伤。

其实,范仲淹是北宋前期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笔者服膺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两段话:“宋学为中国哲学最精彩的一页。明清两代之哲学,胥不能脱离其范围。而宋学之发扬光大,实自仲淹创之。朱陆出于张程,张程导源于仲淹。非张程无以树宋学之中坚,非仲淹无以开宋学之先路”;“朱陆上继张程,张程肇源仲淹。宋学之发扬光大,非仲淹不及此。明道象山一限之传,至明而有王守仁,至清而有黄宗羲;伊川晦翁一限之传,至明末清初而有顾炎武、吕留良。横渠之学在南宋,除晦翁而外,兼影响永嘉诸子,至明末清初而有王夫之崛起。吾国学术之辉煌璀璨,皆仲淹倡导之功也”。实际情形如何呢?

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下大局,有点像先他二百多年的韩愈老先生的处境。自天宝十四载(755)爆发“安史之乱”以来,大唐盛世就开始衰败。九年征伐与惨淡经营之后,大乱局面虽告终结,但面对野心勃勃的藩镇割据和不时报忧的边疆祸乱,朝廷则应对不力,政出多门,宦官弄权,朝官政争,历经肃宗、代宗、德宗几代皇帝使劲,也再难振作起来,终于导致动乱连年,经济衰败,矛盾丛生,国是日非。思想文化界则弥漫着颓废、消极的风气。再加上宽容佛、道两教的长期国策,造成上下迷信盛行,世风日下,信仰危机突出。这就给韩愈们的“儒学复古运动”造出历史契机。韩愈所提倡的复兴儒学,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礼,埋头儒家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创精神为特征的艺术主张。学统、政统、文统,三统合一,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义之道,就是道统论。韩愈在《原道》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为德。”韩学略显粗糙,且未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但对后世理学、史学、古文运动、宋诗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产生了直接影响。应该说,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宋代儒学家们,正是在对韩学的批驳与接受之中,造就了宋学自身理论思维的成熟与理论体系的完善。

再看范仲淹此时面临的天下大局。中国历史上多有“三朝元老”式的成功人物,有“十朝元老”吗?有,空前绝后有一位,大名叫冯道。他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一共十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可反过来一想更另人吃惊,冯道所事十朝,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帝仅在位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才八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世道能好到哪儿去?冯道固然赚得“无廉耻”“奸臣之尤”的负面名声,可这个时代就没有责任吗?五代之乱,纲常倾覆、道德沦丧、风俗隳坏、士人无行,人伦关系全面倾覆,道德调控几近崩溃。乱世英雄赵匡胤看得清,说得准:“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司马光《涑水记闻》)他英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建起统一而强大的大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