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洛阳。北邙山。按堪舆之学，北邙是理想的“上吉阴宅”，故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之说，墓葬之密，竟至“无卧牛之地”。但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昔日帝王将相的豪华陵寝已是野兽出没的荒冢。
司马光从华州调任苏州，最理想的行进路线是：先骑马到洛阳，再坐船即可到达苏州。洛阳瀍河口之西，就是连接汴河（蒗荡古渠）的码头，曾是隋炀帝南巡龙舟的停泊处。康定元年（1040）春天，司马光来到洛阳，等待搭乘官船。
从洛阳到苏州
当年司马池任西京留守司通判，司马光随父在洛阳开蒙读书，留下了击瓮救友的故事。此次故地重游，昔日的黄口稚儿已是朝廷命官，一连几日与一帮发小策马到邙山围猎，暂时忘却了陕西的乱象，又陶醉于桃花春风之中，情之所至，写下了《洛阳少年行》[1]：
铜驼陌上桃花红，洛阳无处无春风。青丝结尾连钱骢，相从射猎北邙东。东鞭纵镝未云毕，青山围围载红日。云分电散无影迹，黄鸡示鸣已复出。
诗中之铜驼陌代指洛阳，因东汉立铜驼于此道而得名。一群少年，骑着快马去北邙山射猎，昨天日落后才回城，今日公鸡还未打鸣，又出发了。司马光也许未曾想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无忧无虑地尽情潇洒了。
司马光告别洛阳，坐官船先到睢阳（今商丘南）。这里是北宋的南京应天府，太祖赵匡胤的龙兴之地，春秋时宋国首都，汉代梁孝王的国都。但他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便继续南行，不日来到宿州（今安徽同名市）。“同年”吴充在此为官，他中第时还不到十八岁，但比司马光还要少年老成。吴充之兄吴育，时任右正言、直集贤院，是当时与韩琦、富弼齐名的直臣，对如何处置元昊称帝有独特的见解。两兄弟之间常有书信往来，吴充因此对时政比司马光更了解。他邀请司马光在宿州停留，一是叙旧，二是游览。宿州一马平川，但居江淮之要冲，自古为四战之地，唐末五代更是战乱无虚日，血流成河，白骨累累。进入宋代后，经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已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图画。两人“撙罍且为乐，携手登高楼”，谈古论今，煞是投机，然而，当司马光说起陕北前线的情况时，吴充却沉默了。他已经知道，因延州（今延安）统帅范雍懦弱无能，延州危矣。
在元昊宣称进攻延安时，范雍吓得六神无主，毫无办法。为迷惑范雍，元昊派人向宋军诈降，说夏军军心不稳，官兵皆不愿叛宋。范雍一听，又从极端恐惧变成盲目自信，以为元昊不足为虑。延安以北筑有金明寨、塞门寨、安远寨等三十六个寨堡，是抵御西夏的第一线阵地。这些寨堡虽有城池，但孤悬在外，兵力分散，无力互相支援，容易被各个击破。诸寨之中，以金明寨（今安塞东南）最大，寨主李士彬实行全民皆兵，号称“铁壁相公”，西夏多次进犯均被击败。元昊称帝前，曾派人来游说他倒戈，被他杀了。此次元昊派兵来诈降，李士彬为防诈而拒不接纳。元昊于是将部队化装成“边民”来降，李士彬接纳后向范雍建议：为防止“边民”充当敌之内应，应将他们移入内地分散安置。范雍指示说：“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要求敞开接收诈降的“边民”，并把他们编入军中。过去夜不解甲的李士彬也放松了警惕，解甲睡觉了。趁范雍、李士彬麻痹之机，元昊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明打保安寨（今志丹县），实攻金明寨，里应外合，一举得逞，李士彬被俘。这样，进攻延安的通道被打开，延安陷入重围。后来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追记了《李士彬被擒》（第三百三十三条）、《李士彬》（第三百五十三条）。
吴充本不想将这些告诉司马光，这里远离前线，而且，小小幕职官，轮不到说话的份儿。说出来只会扫“同年”相聚之兴。果然，司马光听到后马上面露忧色，沉默了。两个未来宰相的相聚结束了。司马光告别吴充，匆匆往苏州而去。
积极征“弓手”，背后有猫腻
司马光到苏州上任后不久，他便急忙请假去杭州看望父母。当时的苏杭还没有后世的“天堂”之誉，但已经相当繁华。特别是杭州，经五代吴越国钱氏政权的建设，在东南已是仅次于金陵（今南京）的大都市。司马光在杭州见到父母，分别半年，自有话说，不提。杭州时为两浙路（相当于省，辖浙江和苏南）首府，是转运使司衙门所在地。司马池不仅是杭州知府，还兼任提举苏杭一路兵甲巡检公事和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省军区司令）。他不想让儿子过多地看到官场的黑暗，对公事一字不提，要他多看看杭州的湖光山色。司马光看了美丽的西湖，看了庄严的广岩寺，看了白浪排空的钱塘潮……写了不少纪游诗，不赘。只说这一天他回到州衙，见父亲面有愠色，连说两声：“岂有此理！”怪了！父亲修养深厚，喜怒不形于色。今天是怎么啦？
由于范雍的昏庸和刘平的轻敌，导致宋军在延州大败。元昊夺取金明寨后，一面用部分兵力对延安展开进攻，一面以主力在宋军援兵的必经之路三川口（今安塞县东）设伏，意在围点打援。范雍不知是计，急令刘平和石元孙两员大将经安塞北之土门赶来救援延安，结果在三川口陷入重围。激战中，监军宦官黄德和率部临阵脱逃，刘平、石元孙受伤被俘，刘平不降骂敌而死。元昊乘胜猛攻延安，因天降大雪，未能攻克，撤围而去，一路攻克宋军多个寨堡，毙伤宋将多名。战败了，范雍把责任推给了刘平，而把保住延安的功劳据为己有，上奏说因他祈祷于嘉岭山神，元昊当夜便见城头有鬼兵参战，于是惊恐而退。仁宗居然信了他的鬼话，下诏封山神为威显公，建庙以祀。监军宦官黄德和临阵脱逃，战后又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让人作伪证，制造了刘平、石元孙降敌冤案，谎称自己孤军奋战，苦战得脱。仁宗轻信其谎言，派兵包围了二将在京宅邸，欲全族收监远流，幸亏有延安军民来京投诉，朝廷才决定派文彦博去查实（查实后黄德和被腰斩）。这段史实，我们应该感谢司马光，是他事后在《涑水记闻》中详细记录了《三川口之战》，使后人得以了解战役经过和上述诸人的表现。
司马光的岳父张存在陕西上疏明确表示，刘平是为国捐躯，应予褒奖；黄德和临阵脱逃，应依法斩首。司马池虽远离前线，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战前他们都认为刘平不堪为将，但在他死节后，又为他说公道话。
延安战败和战后的乱象让人生气，但最让司马池生气的是，战前朝中普遍认为元昊小丑，剿灭易如反掌；而在三川口之败后，又惊慌失措，全国动员。他刚刚接到的朝廷诏书，要求两浙路征发“弓手”，说是维护治安，说不定哪天就调往前线。司马池作为地方官，朝廷有命令，照办就行了，何苦生那么大的气？要弄清个中原因，必须对北宋的兵制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