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承唐末五代之习，军民分途，兵是兵籍，民是民籍，户口登记是绝然分开的。宋军全部是职业兵，脸上刺字，分禁军与厢兵两大类。禁军是主力军，待遇比厢军高，由朝廷直接掌握，一半驻扎在京师，哪里战事紧张就调到哪里；厢军是地方军，由身高、体力、技艺不够禁军标准的人组成，待遇很低，只能担任勤务和生产任务。宋初打仗靠禁军，但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腐败了，官骄兵惰，纪律涣散，几乎屡战屡败。因此，在与辽国交界的河北、河东（今山西）和与西夏交界的陕、甘，出现了各种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敌土著武装，如乡兵、土兵等。他们熟悉地形，吃苦耐劳，战斗力远胜于禁军，于是前线指挥官请示朝廷批准，将这些人刺字，编入禁军，番号叫“保捷”。同时，又在民间征集壮丁、弓箭手，手臂刺字，编为类似民兵的准部队，名曰“强壮”，按军事编制，派军官指挥训练。明文规定“强壮”、“弓手”不离本土，不刺军，只负维护本地治安之责。但战事一紧，官府就食言了，将这些人也强行脸上刺字，编入“保捷”军。原本有战斗力的乡兵、土兵一旦被刺军，就变得没有战斗力了；由“强壮”、“弓手”强刺之军，更是一群乌合之众。第一是政治原因，这些人是被强迫参军的，而宋代军人地位低下，脸上一刺字，马上就如罪犯一样被人瞧不起，由民籍变军籍，等于降了一个阶级，而且一旦加入军籍，子孙后代都难以脱籍。第二是经济原因，新刺之军，虽名为禁军，但待遇比正牌禁军差得老远，十个新刺之兵的粮饷相当于养一个外来禁军。而军籍之家，全靠兵士的工资养家糊口，工资太少，养不活家人，他还会安心吗？在与辽、夏交界的地区强征“弓手”刺军，尚且于事无补，在内地、在南方强征，结果会如何呢？
这就是司马池最担心的事。见父亲为此生气，司马光说：“父亲何不与同僚一起上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司马池摇了摇头，说：“你到底年轻啊！我说不能强征，有人却盼着强征。”对这份棘手的诏书，司马池使了一招“太极拳”，在召集官员宣读、说了一通套话后，要求官员们征求民意，然后再研究如何执行，意在用民意堵住某些官员的嘴。他对司马光说，你明天就回苏州，摸清民意后，来杭州告我。
司马光一回到苏州，新结识的朋友李子仪便来拜访。李子仪当时还未考中进士，他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对苏州的民情非常了解。后来司马光向人推荐他时，说，人才难两全，学问深的办事不行，办事行的学问一般，李子仪可谓两全，我没法与他比。两年后，李子仪考中进士，又五年后，与司马光同在太学任教。好了，回到眼前，司马光问他民间对征发“弓手”的意见，他马上回答：“有百害而无一利，万不可行！”
李子仪告诉司马光：两浙路要征发“弓手”的事，民间刚有耳闻，就有不少青壮年因害怕被征而逃进山林湖泊之中，甚至有故意自残的。两浙从吴越王钱镠割据后，大兴水利，发展农桑；在对外关系上，他自诩为孙仲谋，在群雄争霸的夹缝中谋取和平。宋初削除割据政权剿灭诸国，吴越王钱俶审时度势，主动献出所属十四州（军）八十六县，史称“吴越归地”。此举让吴越人民免遭涂炭，钱氏也因此得以保全。从钱镠封王算起，两浙已经一百二十余年不识兵戈了。现在如强行征发“弓手”，必然引起人心浮动。司马光问：既然如此，地方官中为什么有人盼着征发呢？李子仪笑了笑说，君实兄读圣贤书，与君子游，不知世间阴暗、其中奥妙。有人盼着征发，是盼“孔方兄”也。要征你当“弓手”，你不愿意，那好，拿钱来，没有钱的也会借钱拿来，这样官员不就发财了吗？那完不成指标咋办？有办法糊弄，各地的户口其实是两本账，对朝廷的一本小，自己掌握的一本大，平时靠这个吃差额，征发时也可靠这个多勒索。都出了钱，人数还不够，那就谁出的钱少谁去，势必大家比着多出钱。最后征到的是实在拿不出钱的人，还有乞丐、流氓、无赖之类。将这些人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学会了舞枪弄棒，恐怕上不了战阵，而民间又多了一害。另外，还有一些为逃避征发而潜入山林的良民，因断了生计，难免被迫为盗寇……司马光听了，茅塞顿开，又通过李子仪征求了一些民间人士的意见。
谏章走红了，父亲降职了
司马光带着调查情况来杭州向父亲复命。司马池告诉他，其他官员调查的结果，大多都说民间反对征发。但有人强调，朝廷诏书不可违，否则就是“抗命”。谁都清楚，一旦摊上“抗命”的罪名，轻则受贬，重则撤职。如之奈何？当着儿子司马光面前，司马池突然站起来，手持笏板，面向北方，高声说：“为人臣者，当直言敢谏；为父母官者，当为民请命。光儿！代父草谏章。”
司马光佩服父亲的胆识，遵命拿起笔来。这是他第一次给皇帝写奏章，虽然是为父代笔，未免有点不知如何下笔，但一想父亲的话，便杂念全无，挥洒自如了。一个晚上，一份《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出来了。奏章说，“臣职忝密近，官备藩方，不敢默默，理须上列”，接着列举了不宜添置弓手的五条理由：
第一，有宋以来，两浙从无调发“弓手”之事，此次消息传出，“群情鼎沸，至欲毁体捐生，窜匿山泽”，“诚恐差点之后，摇动生扰”。
第二，吴越民素不习武，故强盗亦少，征发“弓手”，为逃避征发而匿于山泽者，迫于生计，必然投靠贩卖私盐私茶之犯罪团伙，盗贼会因此增加，“积微至著，渐不可久”。
第三，地方“版籍差异，户口异同”，征发“弓手”，更予贪官污吏敲诈民财之机，这些人为“厚利所诱，死亦冒之”。
第四，农民习耒耜而不识兵戈，征发为兵，“徒烦教调，终无所成”，“虚有烦费而与不添置无异”。
第五，历史上吴人跋扈“乐乱”，经我朝八十年“敦化”，“暴乱之风，移变无迹”，若大规模强征“弓手”，恐“生奸回之心，启祸患之兆”。
五条理由，头四条是近忧，第五条是远虑。司马光写完，做了一个深呼吸。他意识到，从这份奏章开始，他已经卷入到政治的漩涡中了。虽然这份奏章的后果完全由父亲承担，但父子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司马池次日看过奏章，连连点头，高兴地夸奖司马光：“是吾儿也，是吾儿也！”未加修改，即誊写后上奏。他让司马光在杭州好好陪陪母亲，然后回苏州。
司马光的母亲聂氏是秘阁校理聂震之女。聂震学富五车，曾参与《册府元龟》的预修。聂氏受家庭熏陶，“才淑之誉，孝睦之行，著于闺门，而称于乡党焉”。她生了司马旦、司马光两个儿子，现在正盼着光儿给她添孙子，孙子没盼着，自己却被南方潮湿的气候击倒了。自打到杭州之后，她就感到胸闷气短，浑身难受，竟至于食无味，寝难眠，度日如年。有司马光陪着，母亲的心情好了许多，变得有说有笑了。司马光想让妻子来杭州陪伴她，她坚决不肯，她不愿儿子放单。司马光是在母亲高高兴兴的时候回苏州的，想着下次带着妻子一起来看她老人家。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与母亲的永诀。他回到苏州不久，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按照宋代的规矩，他必须马上辞官，守孝三年。为母守孝谓“丁内艰”，为父守孝谓“丁外艰”。
司马光辞职“丁内艰”了，扶着母亲的灵柩回到故乡夏县。他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走出来，又传来一个坏消息。
九月九日，重阳节。一个尊老敬贤的日子。这一天，杭州府的官员郊游聚会，登高望远，赏菊品茗，向六十二岁的长者、知府司马池祝福。但恰在这天，圣旨来了：天章阁待制司马池降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县）。
杭州、虢州都是州，差别大了。对于降职，司马池早有准备，《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上奏之后，在京城传开，庞籍得知是司马光代父起草的之后，夸奖说，写此奏章者有宰相之才。奏章越是走红，司马池就越感危险。果然，他被人弹劾了。弹劾他的人，一个叫江均，一个叫张从革，均为两浙路转运使。转运使比今天的省长权力还大，代表朝廷理财，还代表朝廷考核干部，集财权、人权于一身。他们的官阶比司马池低，但职权比司马池大，行政上是上级。他俩都积极主张征发“弓手”，百分之百地执行朝廷诏令，可司马池一道奏章，朝廷决定两浙路暂缓征发。贪官于是傻眼了。官要贪财，无非两条道，一靠卖官鬻爵，二靠假公济私。假者，假借也。有的贪官有公必济私，没有公也要没事找事，生出一个公来济私。征发“弓手”，绝好的一个假公济私的机会，却被你司马池搅黄了。你断我财路，我断你官路。他们给司马池列了两条罪状，一曰“决事不当”，二曰“稽留德音”。第一条是一顶松紧带做的帽子，可以给任何人戴上，司马池听不懂浙江方言，又不任繁剧，难免有决事不当之处。但这一条还不足以打倒他，关键是第二条“稽留德音”。所谓“德音”，就是皇帝关于特赦罪犯、减免税收的诏令。宋仁宗的“德音”特别多，遇到皇太后、皇帝、皇后的生日，或者日食、月食之类的自然现象，还有遇到地震及水旱灾害，他往往要降“德音”，动不动就“死罪减一等，死罪以下免”。因为他特赦过于频繁，以至于许多惯犯“三进宫”、“四进宫”也毫不在乎，反正坐不了几天牢就会被特赦。对此，朝廷内已有不少异议。司马池在接到“德音”后，有些罪犯没有及时被放出。更要命的是，这些罪犯中，有的人的后台就是现任官员。
司马池被弹劾走了，但弹劾他的人很快就露出了狐狸尾巴。江均手下一吏员偷窃官府银器，被杭州府抓到，供称其为江均管理私厨，说江均生活奢侈，膳食讲究，比规定超支一半。又有越州（今绍兴）通判私运禁物，偷漏税款，案发后供认，此事乃张从革的亲家所托办。这时，司马池还没到虢州上任，很多人劝他乘机反戈一击，弹劾江、张二人公报私仇。司马池说了句“吾不为也”，处之淡然。时人称赞他有长者之风。
司马池在赴虢州上任途中，又被改知晋州（今山西临汾）。
康定元年（1040）对宋朝来说，是一个倒霉的年头，在西北被西夏打得大败。对司马光来说，这一年也是个倒霉的年头，母亲去世了，父亲被降了。他很受伤，但他还不知道，一个新的打击已经在等着他。
[1]《传家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