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七年（1084）冬，《资治通鉴》这部大书终于杀青了。
神宗皇帝的嘉奖令
司马光端坐在书案前写《进书表》。自治平三年（1066）奉英宗之旨开书局，至今十九年了；书局迁到洛阳，也整整十五年了。《通鉴》的绝大部分，是在洛阳编撰的，特别是最后三年，完成了唐、五代共八十一卷，加上目录，平均每年超过四十卷，他真是拼老命了。诚如他在《进书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积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重念臣违离阙廷，十有五年，虽身处在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有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写毕，他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令范祖禹和司马康将《通鉴》正本送往京城，呈给皇上。其副本留在洛阳，士大夫无不欲先睹为快，可司马光沮丧地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久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1]这么大的一部书，神宗能认真地看吗？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吗？
不几天从京城传来消息：宰相王珪、蔡确面见神宗，问《通鉴》如何？神宗说：“贤于荀悦《汉纪》远矣。”他让宦官在每一页都盖上“睿思堂”（皇帝读书堂）之印，然后送到中书省，指示“当略降出，不可久留”，意即应迅速付梓。当时舍人王震正好在中书省，想看一下，被王珪制止，说：“君无近禁脔。”禁脔本指晋元帝最喜欢的野兽脖子上的一块肉，引申义指皇帝之最爱。紧接着，快马传来了神宗的奖谕诏书：
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远久哉！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辑，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十一月）十五日
接过嘉奖诏书，司马光禁不住老泪纵横，十九年修书的艰辛，值了！然而，修书的功劳都算到了他一个人的头上，这让他惴惴不安。在《进书表》的最后，他没有忘记列上“检校文字承事郎臣司马康、同修奉议郎臣范祖禹、同修秘书丞臣刘恕、同修尚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臣刘攽”四人之名，而嘉奖诏书却未曾提他们一句。刘攽离开了书局十五年了，刘恕死去已七年了，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范祖禹跟随了他十五年，因为编书而不参加文官三年一次的例行考评，失去五次晋级的机会，却无怨无悔，不能让他再吃亏了。他拿起笔来，写出了《荐范祖禹状》[2]。状中称赞范祖禹“于士大夫间，罕遇其比，况如臣者，远所不及”。十二月三日，朝廷的敕告下来：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从三品升正三品）；以奉议郎、前知龙水县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元丰改制后为从八品）。一个知县，在书局工作十五年，才升为从八品，够亏的了，但毕竟还是升了一级。最亏的是刘恕，把命都搭进去了，而人死没法升级，只能等机会照顾他的儿子了（元祐元年经司马光上表，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
史学大师的哲学尴尬
一想到死去的刘恕，司马光又来了气：若不是王安石变法，刘恕会英年早逝吗？书局会搬出京城吗？即使在他埋头编书的时候，王安石的幽灵也时常在他身边飘忽。现在《通鉴》大功告成，这个幽灵更是如鬼魔附体，非降伏就不得安宁了。在他看来，王安石的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却还没有被驳倒，反而成为显学。于是，他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哲学上，要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与王安石一决高低。
《中和论》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大本”即根本，“达德”即道德顶峰。如此重要，那“中”到底是啥？“中者，心也，物之始也。”[3]“适宜为中，交泰为和”，“中”即“无过无不及”[4]。“《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庸，常也，以中为常也；及其既发必制之以中，则无不中节，中节则和也，是中和一物也。”[5]显然，他说的“中”，不是折中的中、中间的中，而是“中节”的中、中规中矩的中。那么，什么是“节”，又靠什么来检验呢？“礼是中和之法，仁是中和之行。”[6]转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礼上。孔子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和论》是以“中”治心，更要求非礼勿思。
仅是一个“中”字的概念界定就让人莫衷一是，所以，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对《中和论》也不以为然。韩维、范镇与他连篇累牍地写信争论。在洛阳的二程更是毫不客气，挖苦他“治心以中”，是“以中为念，则又为中所乱。中又何形？如何念得它？只是于名言之中，拣得一个好字。与其为中所乱，却不如与一串数珠。及与它数珠，它又不受。殊不知中之无益于治心，不如数珠之愈也”[7]。
司马光是谁？绝不会因为有批评和挖苦而改变观点。他在《与范景仁论中和书》中说：“中和之道，崇深闳远，无所不周，无所不容，人从之者，如鸟兽依林；去之者，如鱼虾出水，得失在此。”但是，光讲伟大意义是不能服人的，还必须从理论上论证。他祭起了扬雄。
在他眼里，孔子的继承人是扬子而非孟子，儒学是孔扬之学，而非孔孟之学。他三十二岁时作《乞印行〈荀子〉、〈扬子法言〉状》，到洛阳后著《法言集注》《集注太玄经》，都是崇扬之作。现在，他要模仿扬雄的《太玄》，写一部《潜虚》，试图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回答“中”“无所不周，无所不容”的问题。然而，程颐却当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扬雄背汉而仕王莽，气节全无，其言岂可信耶？这让司马光非常恼火，王安石尊孟贬扬，你们也跟他一样吗？的确，在道统上，二程和王安石都将孟子视为孔子的继承人。对此，司马光特别写了《疑孟》，从《孟子》中挑出十二条来质疑，其实是批判。而对扬子，岂可因人废言？他一头扎进《太玄》之中，终于从中找到了万物从起源到灭亡的路线图，认为万物皆生于“虚”，最后又归于“虚”，以此构成天道与人道：
万物皆祖于虚，虚生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务也，命者时之遇也。（天道）
人之生本于虚，（虚）然后形，形然后性，性然后动，动然后情，情然后事，事然后德，德然后家，家然后国，国然后政，政然后功，功然后业，业终则反于虚矣。（人道）
拨开“虚”、“气”等概念的神秘面纱，即可发现其要害在于“性者神之赋”以下，因神赋之“性”是不平等的，所以名分就不平等，因名分不平等，所从事的工作就不平等，你必须安分守己，干你的名分所规定的事。
为了形象地阐述其理论，他模仿《太玄》的象数学，参以易经，“推天道以明人事”。按照虚-气-体-性-名-行-命的路线图，分别勾勒出气图、体图、性图、名图、行图、命图。且看其中的体图：他把人分为十“象”，从第一等到第十等分别为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人，排成一个金字塔式的人的等级图，略为：
如此将人分成十象后，“生数”（一至五）与“成数”（六至十）的自然之和等于五十五，正好符合“天地之数”（据《河图》，天地阴阳奇偶数之和）。于是乎，礼，即人的等级制便有了天命的根据。他兴奋地写道：
一以治万，少以制众，其为纲纪乎！纲纪立而治具成矣。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指操万物；或者不为之使，则治道病矣。
礼既是天命，你就得认命，“各正性命”，各安其分，否则就会遭“天灾”、“人殃”：
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或曰：何谓违天之命？曰：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
（《传家集·卷七十四·士则》）
人之刑赏，刑赏其身；天之刑赏，刑赏其神。故天之所赏者，其神间静而佚乐，以考终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劳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智愚勇怯，贵贱贫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失人之分，必有人殃。
（《传家集·卷七十四·士则》）
这样一来，天不仅成了礼治的根据，而且成了监督礼治、实施赏罚的神灵。宋史泰斗漆侠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