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喜携妓出游，屡邀司马光为伴。一次长游归来，独乐园的鲜花已经凋零，司马光未免有惋惜之叹。园丁的一番话却让他振聋发聩：今年春去，明年春来，只可惜数十日来，相公未曾写一行字，看一页书。
司马光等级观念极强，但对仆役和气。他有一祖传琉璃台，被役兵不慎打碎，河南府逮捕役兵，交司马光发落，他在状上批曰：“玉爵弗挥（弗通祓，指去灾祈福的祭祀），典礼虽闻于往记；彩云易散，过差宜恕于斯人”，一笔勾销了。上述园丁的批评成了他拒绝文彦博的盾牌，从此不再接受邀请。
其实，司马光在优游山水时也未曾辍笔，所著《游山记》诗文十二卷，士大夫争先传之。但对《通鉴》来说，诚如园丁所言。他内疚了，脸红了，眼看身体越来越差，再不抓紧，《通鉴》真要成不竟之作了。这时，又从开封传来消息，有人在朝中散布，说《通鉴》迟迟不能编成，是司马光故意拖延，以贪图御赐之笔墨绢帛，果饵金钱。其实，书局搬到洛阳后，就未曾请领过皇帝特赐的“御前钱”，更不要说御膳御酒了。恶意中伤从反面逼着他加速编撰。他要为这部大书拼老命了。在他之前，他的助手刘恕已经为《通鉴》献身了。
殉职《通鉴》的刘恕
刘恕的身世已在第十七章中交代，不再絮叨。司马光的工作是在助手所编的长编基础上进行的，一看到长编，刘恕的影子便挥之不去。他是《通鉴》的策划者之一，是司马光挑选的第一助手。奉英宗之旨开书局时，初衷很明确很单纯，就是编一部言治乱之道的编年体通史。可书局运转两年后，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于是《通鉴》有了论战的色彩。编修司马光、同编修刘恕、刘攽，全都反新法。司马光和王安石多是打笔墨官司，而刘恕则“面刺其过”，“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瞒”[1]。
刘恕在南康边监酒税边修书。熙宁九年（1076），他千里迢迢来到洛阳。一见面，两人都惊呆了。从熙宁三年（1070）京师一别，不过六年多时间，两个人都变得让对方认不出来了。见五十八岁的司马光须发全白，老眼昏花，牙齿掉光，说话漏风了，刘恕也不禁流下泪来。而刘恕才四十五岁，却已羸弱不堪，面色蜡黄，骨瘦如柴，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吹起来。司马光牵着他的手，连问三遍：“汝道原（刘恕字）邪？”忍不住泪流满面，说：“如何羸弱至此？是否因所任卷帙繁剧，不胜劳苦？”的确，司马光让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近四百年的长编，后来又把五代的长编交给他，都属战乱时期，头绪万端，错综复杂，编起来绝非易事。但他还有司马光体会不到的苦处，那就是贫穷。靠一个九品官的俸禄，要养活包括老迈双亲在内的一大家子人，又不愿低眉求人，只能喝粥啃咸菜。这些，他是不会启齿的。
刘恕是书局的顶梁柱，等于是常务副总编，司马光离不开他。在他后来（元祐元年七月六日）所上的《乞官刘恕一子劄子》[2]中说：“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奏举（刘）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3]的确，在司马光的三个助手中，刘恕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有许多问题，司马光也得向他请教。在前面第三十章中，我们说到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一书是我国第一部考史专著，而这本书中的许多考异成果，特别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史实考异，不少是由刘恕完成的，司马光都如实注在条文之中，诸如“刘恕广本（长编复写稿）云”、“刘恕以为”、“刘恕按”、“刘恕曰”、“刘恕云”等。比如，《通鉴考异》卷四《晋纪》“汉改元建元”条说：“《十六国春秋》：建元元年在晋建兴二年。同编修刘恕言：‘今晋州临汾县嘉泉村有汉太宰刘雄碑云：嘉平五年，岁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则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后也。’”[4]我们今天对照《辞海》所附之《中国历史纪年表》，发现刘恕说得一点不错。汉（前赵）改元建元元年在乙亥年（315）三月，是晋建兴三年而非建兴二年。这年前赵用了两个年号，二月（含）前为嘉平五年，三月为建元元年。刘恕如此博大精深，司马光自然要格外倚重。
见刘恕已形容枯槁，司马光想在洛阳给他创造一个休息调养的环境。他让书局的范祖禹、司马康都停下工作，大家一起陪刘恕去登山览胜，游玩散心。四人骑马来到山下，下马上山，在山间草丛中发现一石碑，虽刻有墓主姓名，但司马光也搞不清何许人也。刘恕一看，说，此人乃五代后梁一武将，正史不载，见于某某笔记，并说出了他的籍贯、身世、战功。大家将信将疑，司马光回来后查资料，发现刘恕说得一点不差，由是对他更加佩服。
刘恕可谓考异能手，但司马光倚重刘恕，不止在考异，在《通鉴》的构架、纪年等重大问题上也要与他探讨商议。此类探讨从书局成立开始，直到刘恕逝世，一直在进行。刘恕之子刘羲仲在其编辑的《通鉴问疑》一书中说：“君实访问道原（刘恕字）疑事，（长编）每卷不下数条。议论甚多，不能尽载，载其质正旧史差谬者。”该书记录了他们相互切磋的八个问题。其中一条为：
君实曰：“……今欲将吴、蜀、十六国及五代偏据者，皆依《三十国春秋》书为某主，但去其僭伪字，犹《汉书》称赵王歇、韩王信也……”
道原曰：“晋元（司马睿）东渡，南北分疆，魏、周据中国，宋、齐受符玺，互相夷虏，自谓正统，则宋、齐与魏、周势当两存之。然汉昭烈窜巴蜀似晋元，吴大帝兴于江表似后魏。若为中国有主，蜀不得绍汉为伪，则东晋非中国也；吴介立无所承为伪，则后魏无所承也。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吴、蜀之主乎？”[5]
根据这一记录，司马光开始还是有正统观念的，想仿照《汉书》，对三国时期的吴国孙权、蜀国刘备不称其为帝，而拟称之为“吴王权”、“蜀王备”，对“十六国及五代偏据者”也将如是处理。但刘恕不赞成这样，指出了这样做将难以自圆其说，是荒谬的。刘恕与司马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不止一次，最后结果是司马光完全采纳了刘恕的意见。
驳正闰之说，弃春秋笔法
按阴阳五行推出的正闰说，即历代政权的正统与非正统问题，在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前可以说是占主流地位的。洛阳的道学先生邵雍、二程都力主正闰说。他们的依据是，孔子修《春秋》，用的是鲁国纪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始。这年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为什么不用周王纪年，而用鲁国纪年，一是《春秋》原本是鲁国史，二是因为鲁乃周公之后，与周天子的血缘最近，且孔子在每年的正月前加一“王”字，即“王正月”，以表明此是周王纪年的正月。一个“王”字，维护了周天子的大一统地位。
孔子修史用春秋笔法，把非礼的即非奉王命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删去，叫作“不书”，如鲁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明载于《左传》，因是费伯的擅自行动，孔子便一笔抹去了。再如，诸侯国都是周天子之臣，按爵位分别为公、侯、伯、子、男，楚国是子爵，但随着实力增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在《春秋》中，孔子不称楚王而仍称其为“楚子”。用春秋笔法编出来的《春秋》，复礼的主题突出，但按礼取舍史实，势必将历史搞得支离破碎，违背史实，被王安石斥之为“断烂朝报”。司马光修《通鉴》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开始，就是因为对《春秋》不敢动一字。正闰说用在国家统一时期，还勉勉强强讲得通，而用在分裂时期就无法自圆其说。
编《通鉴》，刘恕负责的部分正好从三国时期开始，首先就碰到谁正谁闰的问题，魏蜀吴三国各有纪年，用哪国的？在当时已有的史书中，陈寿的《三国志》以魏受汉授为由，尊魏为正统；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以刘备为中山靖王后为由，尊蜀为正统。上引司马光与刘恕的讨论当发生在动笔之前。司马光显然受《春秋》的影响较深，所以刘恕提醒说：“若春秋无二主，则吴、楚同诸侯也。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而魏、晋、南北（朝）、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这段话说得很清楚，非春秋时期不可用春秋笔法。
司马光完全赞成了刘恕的观点。两人达成共识：不理会正闰之说，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让后人去评判。这一观点明白无误地写在了《通鉴》卷六十九魏文帝黄初二年（221）三月的“臣光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