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逐匈奴于漠北，洗涤了西汉忍了六七十年的屈辱，但造成国力耗费过度，人民生活困苦，末年群盗蜂起，这是事实，但这难道是桑弘羊造成的吗？也许王安石觉得一下与他争论不清楚，回到了宰相辞赏的问题上来：“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匹、两（帛论匹、银论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
光曰：“（赵）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端洗脸水），奉帨巾（递毛巾），有何功勤，而得与普等乎？”
两个人互不相让，争论继续。司马光已经顾不得斯文，用手指着王安石，痛斥不已。他敏锐地觉察到，王安石是要当“桑弘羊第二”，要改变朝廷法度了！他明知说服不了王安石，但希望能说服神宗，让他打消对王安石的支持。延和殿内的气氛相当紧张，神宗和其他人都没有插话，静听他俩你来我往。在皇帝面前，总不能这么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吧？作为学士院首长（翰林学士承旨），王珪不得不出面叫停。作为一个老官僚，他深知一旦表态出错，就会影响前程，所以来了个两不得罪：“君实说裁减冗费从贵近始，有道理；介甫说有伤国体，也有道理，请陛下裁定。”
神宗终于发话了，却是一条自相矛盾的指示：“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我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暂按王安石的意见批复。这天学士院正好该王安石当班，他在批复中引用了上述常衮辞馔的典故，暗示执政大臣，没本事干就辞职，别用辞赏来沽名钓誉。看了这个批复，他们再也不提辞赏的事了。
第一个“炮手”倒下之后
这场延和殿之争，司马光得势不得分，王安石正好相反。但神宗在别的方面给了他很大的面子。在请他推荐谏官人选时，他推荐了吕诲和吴景。从前面第十七章我们知道，吕诲是因在“濮议”中得罪了英宗而被贬的。司马光的推荐词为：“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得。”吕诲、吴景“堪其选也”。这等于翻了“濮议”的案，但神宗听了司马光的，任命吕诲知谏院。
神宗还交给司马光一件大事，那就是治河。熙宁元年（1068）六月至七月，黄河先后在河北多地决口、漫溢。黄河桀骜不驯，动辄改道。当时的黄河是八年前形成的。嘉祐五年（1060）河决大名，形成了一条经大名、恩州（今河北清河）、博州（今山东聊城）、德州（今河北陵县），至沧州入海的新河道，史称东流或二股河。旧河道经恩州、冀州（今河北同名市），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海，史称北流。此次泛滥的是北流。该如何治理？都水监（水利部）内部意见不一。都水监丞（副部长）李立之提出在河北筑新堤三百六十七里，但工程量大，又值灾年，河北转运司（省政府）不同意；另一都水监丞宋昌言提出逐渐塞北流而疏东流的方案，使二流归一，御河、胡卢河各复故道。此方案的好处是工程量较小，且可调剂御河水量，有利京师漕运。而提举河渠事（河渠局局长）王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北流使宋辽界河水流湍急，成为天然国防屏障，塞北流则失之矣。究竟怎么办？神宗让司马光与都水监商议，拿出方案。
这既是对司马光的高度信任，又给他出了个大难题。关于治河，欧阳修曾上疏说：“（黄）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因此，“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意思是宁可救火，不可放火。十一月十八日，神宗让司马光与宦官张茂则乘驿站车马往河北现地考察。辞行时，司马光提出辞职，要求回山西去当地方官。神宗说：“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汲黯是汉景帝的御史，因有他在朝，淮南王刘安不敢谋反。神宗给他戴这么大的“高帽子”，帝王术也。二十五日，司马光和张茂则从开封出发，走到长垣（今属河南），司马光吟出一首《长垣道中作》：
极目王畿四坦然，方舆如地盖如天。始知恃险不如德，去杀胜残已百年。
这首诗似乎与治河无关，讲的是北宋首都开封虽是四战之地，四野平坦，无险可守，而王朝却百年平安，这充分说明了国家的安危“在德不在险”。这句话最早出自先秦著名军事家吴起之口，但吴起只是反对依赖险要地形而高枕无忧的倾向，并没有否定险要对安全的作用，而宋朝君臣把它绝对化了。正因为开封无险可守，不得不以兵为长城，驻军竟占全国的一半。太祖赵匡胤已看到这个问题，提出要迁都洛阳，据山河之险，以减少兵员，减轻人民负担，但开封的漕运之利和赵光义的一句“在德不在险”，使之动摇了决心，无可奈何地说，吾民将困于役也！他说得一点没错，宋朝老百姓不怕税，就怕役，差役、劳役，没完没了。这是一首政治诗，是司马光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但又仿佛是吟给王安石听的。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中把“赖非夷狄昌炽之时”作为一条重要原因，认为“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见上章）司马光视察了一个多月，于次年正月回来复命，支持宋昌言的方案，塞北流而疏东流。简言之，就是在河上建“约”，即修上下两个丁字坝，控制流向，加大东流流量，使河床疏通变深；减少北流流量，使之逐渐淤塞，经过两三年时间，待东流畅通，再彻底关闭北流。
反对这个方案的人很多，但王安石赞成司马光。神宗于是拍板，同意塞北流疏东流方案。
然而，这似乎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工作中唯一的意见一致（后在截流时间上有分歧），可谓绝响。此时，关于阿云案的争论早已超出法理范畴，涉及到政治方向和用人问题了。神宗锐意改革，起用王安石为执政的意图已很明显，而保守派却否定王安石，抬出司马光。在神宗征求提拔王安石的意见时，执政大臣中只有宰相曾公亮一人赞成。参知政事唐介公开说，王安石不可大任。神宗问，你是说他“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唐介回答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神宗问侍读孙固：“安石可相否？”答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地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先后问了四次，他都不改口。原宰相韩琦、文彦博、富弼等也都看好司马光和吕公著，而否定王安石。
神宗顶住保守派的压力，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于是成为朝臣褒贬的中心，褒者誉之为“当世孔子”，贬者视之为祸国奸佞。
一天，司马光从迩英殿前往资善堂，路上遇到奉召去见神宗的御史中丞吕诲，悄声问：“今日请对，欲言何事？”吕诲说：“袖中弹文，乃新参也。”意即要弹劾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司马光感到愕然，问：“众谓得人，奈何论之？”吕诲说：“君实亦为是言邪（你也这么说吗）？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司马光说：“今未有显迹，盖待他日？”但吕诲已经迫不及待了，说：“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所以朝夕谋议者，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逮，顾可缓邪？”[4]司马光和吕诲经常并肩作战，且司马光于之有保荐之德，所以吕诲就直言不讳了。但有一点吕诲没说，就是著作佐郎章辟光的案子。神宗继位后，章辟光上疏请岐王赵颢（神宗弟）出宫外居。他是在维护礼仪，哪有兄长当了皇帝，弟弟还住在宫中的道理？但皇太后大怒，说他“离间母子关系”，要有司定罪。吕诲请将章辟光交司法部门审理，而王安石认为章辟光无罪，予以拒绝。吕诲一怒之下，便要弹劾。
吕诲弹劾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所列十大罪状，除了把“鹌鹑案”、“阿云案”的旧账翻出来无限上纲外，其余多属捕风捉影，猜测臆断，如第二条说：“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为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好名欲进也。”章辟光案被列为第九条，妄说章辟光乃是受王安石、吕惠卿指使。弹状被神宗退回，吕诲于是请辞。神宗担心准其辞职会引起王安石的不安，哪知王安石说：“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于是贬吕诲出知邓州（今河南同名市）。翰林学士苏颂在写贬辞时，宰相曾公亮对他说：“（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安石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税，安得而教之？”所以制词说他“党小人交谮（污蔑、诽谤）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
司马光反对贬吕诲出朝，但觉得像他这样从个人品德上攻击王安石是徒劳的，要击倒他，必须从思想理论上入手。他要披挂上阵，冲上前线了。
[1]《传家集·卷二十五》。
[2]《传家集·卷四十二》。
[3]《传家集·卷四十二》。
[4]《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