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通鉴载道:司马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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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御前论理财(1)

司马光和王安石关于阿云案的争论没有完,另一场关于理财的争论又开始了。

坚辞“钱谷差遣”

神宗明确指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对帝国的财政紧张状况,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一清二楚。六年前的嘉祐七年(1062)七月,司马光上《论财利疏》[1],指出财政状况已捉襟见肘,问仁宗:如果遇到大灾和外敌大举犯边,“将以何道救之乎?”他开了三剂“药方”:“随才用人而久任之”,“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减省浮冗而省用之”。六年过去,仁宗、英宗先后归天,财政状况如王小二过年。国库空虚,内库(皇帝私人仓库)如何?神宗组织了一个班子清仓查库,结果吓了一跳,所剩无几了。熙宁元年(1068)六至八月,京师、河朔先后地震,震后暴雨,河北黄河泛滥,灾民嗷嗷待哺,朝廷却拿不出钱来。救灾大臣是拿着“空名敕”下去的。所谓“空名敕”就是空名的委任状,谁能拿出一定数目的粮食,就填上谁的名字,说白了就是为救灾而卖官。怎么办?司马光再次呼吁裁减冗费,好!神宗设想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裁减国用的机构,由司马光来负责。可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神宗的这一安排。

我们知道,宋朝的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计府),再成立一个新机构,职能就会与三司重叠。但宋朝中央机关重复设置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如枢密院与兵部,审官院与吏部,审刑院与大理寺、刑部,三司与户部,都是叠床架屋,中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形同虚设,成了官员挂职的空衙。三司已将户部架空,再设立一个精简节约领导小组,就会与三司打架,有必要吗?神宗完全是出于无奈,旧机构如同大象屁股——推不动,指望他们改革,指望不上。他希望司马光来为他办成这件大事,司马光口头请辞未准,七月初三日又上《辞免裁减国用劄子》[2]说:

臣近曾乞别选差官,裁减国用,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非才,叨忝美职,月受厚俸,常自愧恐,无所报称,若果能有益于国,臣何敢辞?

窃惟方今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积以岁月,庶几有效,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也……

臣愚以为不必更差官置局,专领此事。

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谷差遣。

请辞的理由一是干不了,二是没时间干。那谁来干呢?“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来干,不必另“差官设局”。看了这个报告,神宗肯定是不高兴的,给你球,你不接,又给我踢回来了!

司马光的确是不想干,不想干是因为干不了。熟知历史的他对庆历年间的裁减冗费和实行新政的情况了然于心。庆历二年(1042),仁宗令御史中丞贾昌朝等裁减冗费,制度定出来了,却因阻力重重而不了了之。接着依靠范仲淹实行新政,其中最主要的是裁减冗官和更换尸位素餐的官员。范仲淹将不称职官员的名字一笔勾掉,富弼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态度非常坚决,可吕夷简、晏殊、夏竦等权臣以朋党论为武器,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仁宗最怕朋党,支持新政的立场动摇。范仲淹、富弼赶紧以加强边防为名,主动请外,庆历新政就此如白云黄鹤。司马光能超越范仲淹吗?不可能。虽然他只是要求在五个方面裁减冗费,与王安石的财政改革思路相距甚远,但要实行,每一步都要得罪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人。以他个人的力量,那是鸡蛋碰石头,唯有皇帝和两府大臣团结一致,才有可能动得了。

在司马光坚辞之下,这个拟议中的精简节约领导小组胎死腹中。

“桑弘羊第二”的政治帽子

熙宁元年(1068)是三年一次的皇帝南郊祭祀之年。按照惯例,郊祭之后,皇帝要给官员和军队赏赐。对此,我们在第七章已有叙述,不赘,只说因财政困难,这次赏赐的标准已经大打折扣,过去两府大臣一人最高可得银、绢、钱八千(两、匹、贯),这次十几个人(原任亦在内)加起来才给两万,其中宰相三千,其余人不到一千。宰相曾公亮等执政大臣联合上了一道奏疏,说:“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神宗将这份奏疏批给学士院,要求翰林学士们拿出一个答复意见。未料在学士院讨论时,只有司马光一人赞成,王安石和其他人都反对。我们在前面第十五章已经看到,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要把赏赐的仁宗遗物(折合一千余贯)捐出,并且倡议两府大臣、副部长以上带头捐出,但无人响应,令他十分沮丧。现在,两府大臣主动提出辞免所赐,难道还不该赞成鼓励吗?而反对意见认为,区区两万,辞免了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相反却显得皇帝礼薄恩寡,有损国体。于是,司马光只好单独上《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劄子》[3]。

劄子在讲了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后说,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应同心协力,痛加裁减,以救一方之急。凡布施恩泽,应从下开始;而裁减用度,应从上开始。臣以前讲的赏赐不节,这就是表现之一。即使执政不辞,也应裁减,况且已辞,裁之何损?

针对裁减显得礼薄的说法,他说,君子尚义,小人重利。治国者应以义褒奖君子,而以利取悦小人。如今大臣因为灾害,辞赏以救百姓之急,其义可褒;陛下因而听从,是厚遇而非刻薄。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但公卿大臣也不可全无赐予。文臣自两府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刺史(宋代四等高级武官的最低一级,分实任与遥领两类,实任称正)以上,内臣(宦官)押班以上,所赐减半,而以下一概不减。他最后说,我也知道裁减这点不能富国,但希望以此为起点,带动各方面裁减冗费。

神宗是要学士院拿出一个批复意见,现在只看到了司马光个人的奏章。一次迩英殿进读完毕,神宗问司马光:执政请辞郊赐的批复意见为什么不报上来?答曰:有人请假了。他没有说王安石。又问:你看应如何处理?答曰:臣的意见已经写在奏章里,请陛下广泛征求意见,亲自决定。神宗听出话中有话,问:有谁不同意?答:除了臣,其他都不同意。神宗有点激动了,说:朕赞同你的意见,准许辞赏,是成其美,而非刻薄。但减其半不合适,既然大臣恳辞,不如全免了。

神宗似乎已经下决心了。八月十一日,经筵结束后,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和王安石、司马光一起来到延和殿,汇报批复曾公亮等恳辞郊赏的事。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着神宗的面争论起来。关于这次争论,《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和《传家集》卷四十二《迩英奏对》的记载大同小异。

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

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唐代宗每日让御厨给宰相供膳,宰相常衮请免),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赉,正与此同耳。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

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

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徒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若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司马迁没有单独为桑弘羊立传,但在《平准书》中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桑弘羊为汉武帝理财,怎么能民不加赋(农业税)而国用足呢?主要措施有:第一,设立“中央造币局”,把铸钱权即货币发行权从诸侯、豪强手里收归朝廷,开中国历史之先河。第二,实行盐铁专卖。第三,实行均输法,简单地说就是赚差价,各地所收的实物赋,过去一律上送,用不完的出售给商贾,改为允许官府将多余实物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买回当地所缺又价格便宜的物资。第四,严课工商税(算缗),每赚二千者征税二百,中小工商业者减半,如有瞒报,鼓励检举(告缗),一经核实,检举者获偷漏税款一半之奖励,被检举者没收全部资产。第五,征车船运输税。第六,征高消费税,非官员或军人坐马车要交税。第七,实行常平法,丰年谷贱,国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灾年谷贵,国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第八,移民六十万屯垦戍边。等等。对此,王安石的评价是:“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宴(中唐著名理财家)粗合此义。”他觉得,太史公客观记录桑弘羊的言行,看不出其中有贬义。

对王安石的论点,司马光愤怒了,说:“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邪?此言(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岂可据以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