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办？仁宗希望它真是瑞兽，但又怕弄错了，下诏让朝廷饱学之士都来辨认。于是，儒家教育将自然科学排除在外的尴尬上演了，满朝读书人，竟无一人能辨。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非沈括莫属，连他也不认识，后来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在《梦溪笔谈》中判定这两头异兽是“天禄”。根据《汉书》记载，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铸天禄、虾蟆于平津门外”。也就是说，“天禄”是一尊动物塑像的名字。二十多年后，沈括到邓州（今河南同名市）实地考察，发现“天禄”是雕刻的石像而非铸像，将石像与异兽图像比较，极其相像，从而判定。但雕像是艺术品而非实物，所以很难说沈括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真有“天禄”，只能说明它早已灭绝了。后话打住，当时朝廷的燃眉之急是如何给交趾使臣写诏书。这时，司马光登场了。
司马光本对异兽不感兴趣，八月二十五日接到圣旨后才去崇政殿观看。他当然也不可能认识，问题是，在不认识的前提下该怎么办？想去想来，与其兴师动众地找人来辨认，不如原物奉还，反而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二十七日，他精心写作了一篇《交趾献奇兽赋》[7]。这么严肃的事，为什么写赋呢？仁宗之所以再三请人辨认，因为心里头总希望这两头异兽就是麒麟；而许多拍马屁的朝臣也希望真是麒麟，甚至不惜以假当真，像所谓凤凰来仪一样，通过瑞物来粉饰太平。诗赋作为文学作品呈给皇帝，意在讽喻，即让皇帝从中悟出道理，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描写了异兽的形状和群臣盲目的追捧之后，赋中的“皇帝”说：
今邦虽康，未能复汉唐之宇；俗虽阜，未能追尧舜之时。况物尚疵疠（灾害疫病）而民犹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乱，未安而忘危，享四方之献，当三灵（天地人）之厘（通“赉”）。且是兽也，生岭峤（五岭）之外，出沮泽之湄，得其来，吾德不为之大；纵其去，吾德不为之亏，奈何贪其琛赆之美，悦其麟介之奇，容其欺绐之语，听其谄谀之辞，以惑远近之望，以为蛮夷之嗤？不若以迎兽之劳，为迎士之用；养兽之费，为养贤之资，使功烈烜赫，声明葳蕤，废耳目一日之玩，为子孙万世之规，岂不美欤！
其实，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似乎是怕仁宗不重视，又写了《进交趾献奇兽赋表》[8]，于九月三日呈上。表中说，圣人说麒麟是瑞兽，但圣人后再没有人见到。经书上有名无图，传记上虽然有图，但作图时距圣人已十分久远，是否是真，也许只有圣人才能识别。瑞兽之所以瑞，是因王者道盛德至，感动了神灵，所以不召而至，不羁而来。而交趾所贡之奇兽是用铁链锁着，载之囚笼送来的，即使真是麒麟，也不称其为瑞。现在满朝陷入真假麒麟之争，失策之甚。怎么办呢？“不作无益害有益”，马上召见交趾使者，赐予诏书、金帛，谢其好意，而将奇兽退回。然后，选贤明之士，“修政治之实”，让人们安居乐业，国家礼兴乐行，届时瑞兽会不召自来。
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但司马光用中国式思维解决了一个中国式难题。仁宗明白过来，退回了所谓“麒麟”，一个外交难题就此解决。
孤独的咏叹
处理奇兽问题为司马光赢得了声誉，但再大的声誉也无法赶走屈野河之败在他心中的阴影，无法抵消因升官而愈来愈重的愧疚感。寸心能有几人知？在京城，能够听他倾诉的朋友越来越少了。
第一个离他而去的是“同年”好友石扬休（字昌言）。司马光从并州回到京城时，石扬休曾在家中为之设宴接风。关于他俩的友谊，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三章已经见过，他们在一起时亲如家人，不在一起时诗文往来不断。司马光此次进京时，石扬休任祠部员外郎、修起居注，两人不时相聚，互诉衷肠。说来也怪，这两个年龄相差二十三岁、家庭出身和性格迥异的人，竟然能成为终身朋友。石扬休是孤儿，从小受尽富人的欺凌，对社会底层了如指掌。他在任中牟（今河南省同名县）县令时，发现赋税沉重，一查，原来有许多免税户，他们该交的赋税全部转嫁给了守法户。中牟因离京城开封很近，有门道的人纷纷与朝廷衙门挂钩，以讨来一张保护伞，挂靠上了，就不用纳税和服劳役了，仅挂靠太常寺的假“乐户”就有六十余户地主。石扬休上疏揭露，经批准后出重拳打假，追回了税收，减轻了守法户的负担。他恨富人，恨那些只知为富人说话的官员，因此，他几乎没有朋友，而以宠物为伴。他养了许多宠物，如猴子、仙鹤、猫、狗之类，下班后以逗宠物为娱而不接待客人，唯有司马光例外。嘉祐四年（1059）冬天某日，有人来说石扬休得了急病，司马光因前几天刚去看过他，六十四岁的他明明非常健康，便没有马上去探望，不料第二天就传来了他逝世的噩耗。石扬休的遗像下摆着香案，这地方正是他招待司马光时摆宴席的地方，正是他亲自给司马光斟酒的地方。司马光睹物思人，后悔莫及，泪如泉涌，写下了《石昌言哀辞》[9]：
冥冥不可求兮，杳杳不可追。独行过门兮，恍焉自疑。车马不见兮，远行何之？忽思长逝兮，涕下交颐。寒暑回薄兮，宿草离离。哭也有终兮，忘也无时。
送走石扬休半年后，嘉祐五年（1060）四至五月，京城暴发瘟疫，接着发生地震，地震之后，瘟疫更甚。开封城里，纸钱蔽天，哭声动地，死者数以十万计。不到一个月时间，与司马光“平日之游，晨往夕来”的江休复、梅尧臣、韩宗彦相继去世。三人皆当时名流（《宋史》均有传），司马光不能接受这一事实，悲痛地写下了《和吴冲卿三哀诗》[10]，诗中问道：
天生千万人，中有一隽杰。奈何丧三贤，前后才期月？
一千万人中才出一个俊杰之士，怎忍一个月就失去了三个呢？逝者的音容笑貌走马灯似的浮现在他的眼前，先说江休复（字邻几）：
邻几任天资，浮饰耻澡刷。朝市等山林，衣冠同布褐。外无泾渭分，内有淄渑别。逢时敢危言，慷慨谁能夺！
江休复在生活上颇似王安石，不修边幅，不爱洗澡，衣服脏兮兮的也不洗刷，所不同的是，王安石滴酒不沾，而江休复嗜酒如命。他进了京城还像在农村一样，穿着老百姓的布衣。按现在的网络语言，他是一个读书“控”，进京之前官不大，“骑驴之官”而已。他骑在驴背上看书，任凭驴走，屡屡走至迷路，需要家人到处去找。从表面上看，这个人似乎没有是非，泾渭不分，但内心里爱憎分明，淄水、渑水分得很清楚。关键时刻他敢于言人所不敢言，慷慨陈词，无人敢挡。司马光与他是三司的僚友，同时又是诗友。司马光以为，也许是不讲卫生的毛病害了他。再说梅尧臣（字圣俞）：
圣俞诗七千，历历尽精绝。初无追琢勤，气质禀清洁。负兹惊世才，未尝自标揭。鞠躬随众后，侧足畏蹉跌。
我们已经在第七章看到，司马光是梅尧臣的“粉丝”，后来发展成亦师亦友的关系。这里，头四句是对梅诗的评价，七千首诗，篇篇精绝，不事雕琢，发乎自然。后四句是对其人品的评价，有惊世之才，从不自我标榜，谦虚谨慎，乐居人后，置足诗坛，如履薄冰。看来，司马光对梅尧臣的诗品人品是全方位的“粉”。最后忆韩宗彦（字钦圣）：
钦圣渥洼驹，初生已汗血。虽有绝尘踪，不失和鸾节……
韩宗彦是名臣韩亿之孙，韩纲之子，与司马光是三司同僚。他的经历与司马光有相同之处，都是先蒙恩荫，后中进士甲科。他没有什么诗名，与梅尧臣、江休复不可同日而语，而司马光把他比作神马“渥洼驹”（汗血马），说他虽有奔跑如飞的本领，却“不失和鸾节”，即中规中矩，不违驾驭，这是为什么？因仁宗年高无子，在司马光与范镇一起谏立储君（此事留后再说）时，江休复和韩宗彦都给予有力声援。江休复著《神告》，以赵氏祖宗的口吻告诫仁宗立嗣；而韩宗彦的奏疏更是高人一筹，说汉章帝下诏给天下怀孕者赐“养胎谷”，每人三斗，一年为限，著为令。此令下达后，汉章帝先后添了八个儿子。因此，“人君务藩毓（保卫、养育）其民，则天亦昌衍（多繁衍）其子孙也”。按现代科学，这句话没有道理，但在生育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是能让人信的。韩宗彦把立嗣问题自然上升到爱民政策，让司马光自愧弗如。
诵君三哀诗，终篇涕如雪。眉目尚昭晰，笑言犹髣髴。肃然来悲风，四望气萧瑟。
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司马光“四望气萧瑟”，陷入了空前的孤独。
让他从孤独中走出来的，不是他的尊师故友，而是他日后的最大政敌王安石。
[1]《传家集·卷十九》。
[2]《传家集·卷七·寄聂之美》。
[3]《传家集·卷十九》。
[4]《传家集·卷十九》。
[5]《传家集·卷二·和张仲通追赋陪资政侍郎吴公临虚亭燕集寄呈陕府祖择之学士》。
[6]《传家集·卷二·酬胡侍讲先生（瑗）见寄》。
[7]《传家集·卷一》。
[8]《传家集·卷十七》。
[9]《传家集·卷七十九》。
[10]《传家集·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