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司马光携夫人张氏出了京城，信马由缰地向家乡而去。扬名京师后衣锦还乡，他情不自禁地吟道：“扬鞭出都门，旷若解徽绋（捆绑）……徐驱款段（缓行）马，放辔不呵咄。与尔同逍遥，红尘免蓬勃。”[1]
司马光一路逍遥，但走到山西境内的车辋谷时，逍遥不成了。这里山高坡陡，羊肠小道贴山临崖，只能下马攀登。往昔过此，他能一口气爬上长七里的盐南坡，而现在没走几步就汗流浃背，爬一段就得坐在石头上休息。想到自己才三十出头，体力便如此不济，未免悲从中来，吟道：“人逾三十只有老，后时过此当如何？云泉佳处须速去，登山筋力行蹉跎。”[2]
回到老家，他发现已经有了十四个侄儿，成了名副其实的长辈。应兄嫂们的要求，他给侄儿们一一起了名和字，特别撰文记述此事，最后一节为：“呜呼！朝夕不离口耳者，名字而已。尔曹苟能言其名，求其义；闻其字，念其道，庶几吾宗其犹不为人后乎！”在为祖先扫墓后，他去汾阴看望了在那里为官的兄长司马旦，然后就回家修房子。新宅建起来了，他将书房命名为“南斋”，一头扎进书房里当了“书虫”，直到初秋。
休假结束，司马光回到京城，不久被升为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预修日历（参与逐日记载皇帝和朝廷大事）。他一当史馆检讨，就与顶头上司史馆修撰孙抃发生了冲突。在翻阅日历时，司马光发现本朝的两件大事居然没有记录。第一件是元昊称帝，第二件是契丹（辽）求割关南地（见第六章）。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要求将这两件事补上，而孙抃以“国恶不书”为名而拒绝。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关于这两件事的记录，司马光功不可没，是他记在了笔记《涑水记闻》中，后来李焘引述至《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是后话，只说司马光来不及与孙抃在修史观上展开论争，当年（皇祐二年）九月就被升任同知太常礼院。
仁宗用卤簿为宦官治丧
太常礼院是一个负责礼乐、祭祀、爵号、谥号、封袭、继嗣等工作的机关，虽隶太常寺，但可独立呈文。在今天看来，这是个边缘化的清水衙门，但在封建社会，“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太常礼院管“祀”，地位崇高。司马光刚升任，就遇到了一件棘手事。
大宦官麦允言死了。死了就有一个享受何等哀荣的问题。按宋代的规矩，大官死了，一是要赠官，封一个比生前更大的官；二是三品以上的要给谥，以表达对他一生的褒贬；三是葬礼的规格，是否用卤簿（军乐队和仪仗队）送葬，皇帝是否派宦官和臣僚做代表护葬。至于悼词、墓志铭之类，朝廷不管，由家属请人写。麦允言是宦官，不可给谥号，但可赠官。仁宗念其在身边服侍日久，便以感情代替了政策，决定赠其为司徒（三公之一，官阶一品）、安武节度使（武官最高职位），犹嫌不够，特下诏准卤簿送葬。卤簿分大驾和法驾两个规格。仁宗皇祐二年（1050）所定卤簿，法驾用一万一千零八十八人。麦允言当然不可能用皇帝用的法驾，但即使只用十分之一，也是一支一千余人的队伍。
如此礼制安在？司马光气得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疾走。仁宗的决定有悖于礼，但朝臣大多装聋作哑。不就是赠个官、用卤簿热闹一下吗？何必为此得罪皇帝？但维护礼制是太常礼院的职责，司马光感到，现在不站出来说话，那就是失职，将来就会有人说你阿谀。他拿起笔来，写下了《论麦允言给卤簿状》[3]。
他首先讲了一个典故，春秋时期，有个叫仲叔于奚的人有功于卫国，卫国公于是允许他繁缨来朝。繁缨又称樊缨，繁通鞶，鞶为马腹带，缨为马颈带。按照《周礼·春官·巾车》之规定，只有诸侯的车辂才可享受繁缨的待遇。也就是说卫国公让仲叔享受了诸侯待遇。对此，孔子评论说：“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封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这是孔子的一段名言，司马光在引用后解释说：“夫爵位尊卑之谓名，车服等威之谓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国家，不可忽也。”名是用以标识人之尊卑的爵位，器是与之相应的车马、服饰等方面的待遇。意思是你可以多给他钱和田，不能随便给他名和器。回到麦允言身上，司马光说：“今允言近习之臣（宦官），非有元勋大劳过绝于人，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其为繁缨，不亦大乎。陛下虽欲宠秩其人，而适足以增其罪累也。何则？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应三台。卤簿者，所以褒赏元功，皆非近习之臣所当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极其富贵，死又以三事之礼为之送终，鼓吹箫铙，烜赫道路，是则扬僭侈之罪，使天下侧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为荣也。”他希望仁宗记住上述典故和孔子的话，以及唐代的故事，只有为国立大功的人，婚丧时才给卤簿，其余职位再高也不在此列，请仁宗收回成命。
司马光的奏疏是否被采纳，连著《长编》的李焘也不知道，留下一个注：“当考”。估计他是白说了。孤掌难鸣，无人响应，反惹得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夏竦非常不悦。仁宗所以要给麦允言卤簿，公开理由是平贝州兵变有功。功在哪里？夏竦提议让内臣监军，他跟着文彦博去走了一趟。而文彦博是一个比夏竦更会利用宦官和外戚的人。仅此一件事，上述三人的利益就联系在一起。所以司马光面对的，不是一个死了的麦允言，也不是仁宗皇帝一个人，而是一群与之利益相关的人。司马光一个人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很快又披挂上阵了。
靠裙带关系高升的权贵
这一次，他惹的是一个正大红大紫的活人。他叫张尧佐，是仁宗最宠的张贵妃的伯父，皇亲国戚也。
好色的仁宗后宠轮流转，这一阵宠上了四川美女张贵妃，先是一下将张尧佐从一个小州知州越级提拔为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引起朝野一片哗然。偏偏他不是块理财的料，上任后民赋加重，国库空虚，日甚一日，怨声鼎沸。仁宗置舆情于不顾，在皇祐二年（1050）闰十一月，又在他原官的基础上加封其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被称为“一日加四使”。加上原官三司使，等于一身兼五使。这五使中，三司使和群牧制置使是实职，另外三个虽非实职，但地位崇高，宣徽使、节度使都是武臣最高官位。而且，宋代不比现在，兼职多少都只拿一份工资，而是每兼一职就多一份俸禄或补贴，兼任越多，待遇越高。张尧佐肥老了！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包拯，就是戏台上的那个“黑脸包公”，他当时的职务是知谏院。包拯上疏直指“张尧佐凡庸之人”，靠裙带关系“骤阶显列”，乃“是非倒置”。侍御史知杂事何郯也是弹劾者之一，仁宗故意问他：过去有御史为谏诤而碎头者，卿敢碎头吗？何郯机智地说，那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暴君，而陛下英明，从谏如流，勿须臣碎头。但他还是被吓住了，以母老为名，请求外放。仁宗乐得批准，新任命一向沉默寡言的王举正为御史中丞，哪知包拯用激将法激得王举正热血沸腾。十五日这天，他带领一群御史、谏官上殿对着御座急谏，非要仁宗给一个答复不可。仁宗大怒，拂袖而去。但王举正等将朝臣堵在朝堂，指出执政（暗指文彦博）与此事也脱不了干系。次日，仁宗传旨：今后御史上殿必须报告宰相批准。这是一条违反宋朝政治制度的圣旨。朝廷设御史、设谏官，就是为了匡正皇帝和执政的得失，御史台和谏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监督机关，如果御史上殿要经宰相批准，那就等于让被监督者来管监督者。这是仁宗在盛怒之下做出的错误决定，表明了他在张尧佐问题上决不让步的立场，加上已有何郯被外放的先例，朝堂一下沉默了。
司马光本埋头于修订雅乐之中，原以为有包公带头进谏，轮不到他这个小官说话，未料到仁宗不但不省悟，反而把许多人吓得缄口不言了。司马光觉得，越是在大家沉默的时候，自己越是要站出来。他认为包拯进谏失败的原因是不讲策略，让仁宗不好下台；另外同时扯到文彦博，只会促使皇帝与宰相合力对抗御史。虽然他对文彦博与张贵妃的关系有所耳闻，但觉得应该先解决张尧佐的问题。在朝堂一片沉寂的时候，司马光精心写作的《论张尧佐除宣徽使状》[4]呈了上来。
一看又是论张尧佐，仁宗气得差点把他的奏疏扔了，但他还是想看看是谁现在还如此大胆。看着看着，他渐渐觉得这个司马光说得不无道理。当时，开封的天气是雾霾加冻雨。司马光知道，皇帝自诩天子，最怕什么？怕天变，怕老天惩罚，就是孔子说的“畏天命”。自古以来，儒臣利用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来劝谏君王，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他的奏章先从天变说起：近日京师及邻近地区“阴雾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终日不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臣以为，这是因为阴气太盛，阳明被遮，上下闭塞，滞滞不决。陛下平时虚心纳谏，从善如流，还有很多人因害怕触犯龙颜而不敢出声，像现在这样镇之以威、压之以重，臣下一个个战战兢兢，势必三缄其口，唯恐大祸临头。而听不到臣僚的声音，就会闭目塞听，君臣相隔，要想天下太平，不可能。在讲了这么一通“畏天命”大道理后，司马光接着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有个农夫特别爱自己的瓜秧，在太阳当头的时候也去浇水，结果把瓜秧浇蔫了。农夫本是一片好心，怕太阳晒坏了瓜秧，因为爱的方法不当，反而害了瓜秧。陛下加爱张尧佐，此乃人之常情，但越级提拔，引起公愤，陛下非但不听，反而加授四使，拒绝纳谏，这就与中午浇水的农夫害了瓜秧一样，反会害了张尧佐。最后，他向仁宗指出，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今后遇到比这更大的事，就不会有人给陛下进言了，遗害之大，望陛下三思！
从这篇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智慧的光芒，看到《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影子。那么多人劝赵太后送爱子长安君到齐国为人质，以换取齐国出兵共抗强秦，全被赵太后愤怒斥责，而触龙从爱长安君的角度来劝，获得成功。司马光不着重讲张尧佐的问题，而从爱张尧佐的角度进谏，终于打动了仁宗。张尧佐也主动请求辞去部分官职。最后，仁宗批准他辞去宣徽南院使和景灵宫使，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