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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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回到西部(6)

他说,可是这两年乱套了,越来越乱了,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乱。就自己所在的有机教研室,三个教授两个右派(左宗杞在无机教研室),讲师助教也有好几个。弄得人心惶惶,好多都想调走,也有走了的。学生也划,一个大班二百人,就划二十个右派,有的小班才二十个学生,像左先生的分析化学专业,就划了三个右派。而且,学生右派大多是从北京、上海、天津几个直辖市和江浙一带考进来的高材生,就他知道的,上海一个高考物理100分,天津一个数学100分,这成绩全国也没几个,北京有两个来自名校北京四中,都划了右派。整风不就是整宗派主义嘛,怎么反过来了?这不是明显的宗派主义吗?

江插话:“拉帮派,立山头,这不是党的政策。延安整风时就整肃过这种宗派主义。”

他接着说,划右派不管怎么说,总还有六条标准,谁说了什么话往上套。到去年“拔白旗”“批白专”,没有个标准,随意性太大,很难控制,乱得没谱了。乱到什么程度,有的班连个小组长都选不出来了。好学生几乎都成了“白专”。考试成绩要经过班长批准才能对学生公布。学生党员在班上讲个话要鼓掌欢迎。刘义德老师给一个“红专”学生打了低分,就指责为迫害学生大加批判,拔成“白旗”。停课太多,期中考试一个大班百分之八十不及格,就反过来“考教授”,题目谁出的我至今不知道。我也不及格,我就知道这是考政治不是考化学,敢及格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大的文章登在党报的头版头条,8月10日的,我还留着一份,回头给江校长看看。弄得人心惶惶,托病请假的,要求调走的,退学的,都有。老教师不敢上课了,躲家的,躲实验室的,就是不进教研室。年轻教师也不想上课了,宁可办个什么工厂去劳动也不上课,说上了也“白专”。我们教研室有个女讲师,四十多岁还不结婚,脾气很古怪,躺倒不干了,躲宿舍叫不出来,我去了几次门都不开,拿她没办法。助教也有,像黄文魁,整天钻实验室搞他的科研,就不接课,都该评讲师了还这样,我都不好意思说。没办法,就让高年级的给低年级的上点基础课,这主意是我出的,我知道不合适,但舍此别无良策啊……

“不像话!”江有点生气,打断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下学期把课都排上,就说我叫排的,谁不上你来找我。”

“江校长,别人可以,但黄文魁我真的不好说。”

“黄文魁?黄文魁是谁?”

“是朱先生的研究生,1955年一起来的。”说到黄文魁,刘有成倒是赞许的口吻,说他小自己八岁,出生在福建莆田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那地方讲究“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父母寄予他很大的希望。黄文魁中学时就是化学迷,考大学同时接到五所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他选定难度较大的“新法合成氯霉素”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经过二十七次的反复实验,终于在1951年合成出生产氯霉素所需的一种中间原料,成本比从美国进口的低了一半。由于成绩突出,不但留校任教,还评上了上海市劳动模范。1953年并入复旦后做了朱子清的研究生,师从朱先生做贝母植物碱的研究,朱先生的那个自然科学三等奖,就有他的功劳。他在专业上很能行,现在进行的是碘杂环化合物的研究,1956年首次成功地利用硫酸亚碘酰合环法合成了碘杂环化合物,现在还在作系统的研究。这个项目在国际上是领先的,他说要做到合成四十六种,就能占国际上合成碘杂环化合物总数的一半,那时候咱们兰大化学系在国际上真能占一席之地了。

江隆基似懂非懂但听得入神,之后想了想,说:“这样吧,黄文魁上课的事交给我吧,我找朱先生商量一下。”刘说这样最好。

“刘先生,”此语一出,刘有成急了,忙推手说,“江校长,不敢不敢,我还不到四十岁,是你的晚辈,就叫小刘吧。”

“在北大见老师都称先生,习惯了。好吧,以后私下就叫你小刘,但公开场合,总得叫你老师,或者同志吧。”江笑着说,“刘老师今天谈的很重要,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问题很多,都得解决,也能解决,既要有宏观的解决之道,也要有微观的具体办法,你也不要着急,我比你还着急,可欲速则不达。我历来主张到一个新单位,先雪中送炭,后锦上添花,你个人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

“没有没有,生活上没困难。”刘有成歉意地一笑,“江校长,你听我这名字,有成,有成,是不是像个小名?对,是我当农民的老爸取的,上学再没改。我家在安徽舒城山区,可以说是穷乡僻壤,世世代代农民,没出过一个当官的。回国以后,也从来没想过当个什么官,只想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搞我的自由基化学。江校长,说句掏心的话,我不懂政治,不是当官的料子,领导不了这么大的化学系,是不是……换个更合适的?”

“呵呵,小刘呀小刘,我就知道你今天是有备而来,说了那么多,说到最后原来是为了这个?”江隆基并没生气,而是笑着问,“那你说换谁好呢?”

刘有成信以为真。“黄文魁,他行政工作能力比我强。”

“你不是说他连课都不上嘛,不上课的老师怎么能当系主任呢?连讲师都不是怎么能当系主任呢?”江隆基没有摆出领导者的架子,而是平等地、推心置腹地交心谈心。“小刘你在英美近十年,又在两所名牌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对欧美国家的大学教育应该比我了解得多,你说他们的大学依靠谁?教授治校对不对?这个口号咱们不提,这两年反而提外行领导内行,我个人认为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我在北大就多次讲过,要办好北大,一是依靠老教授,二是培养提拔青年学者。咱们不能和北大比,老教授就那么几个,还大多成了右派,像你这么年轻又没受政治运动冲击的教授还有没有?没有,我也知道没有。那你说,我不依靠你再依靠谁呢?化学系是咱们兰大的王牌,标杆,对其他系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小刘,我刚来没几天,已经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没有卸担子的想法,要有那想法我就不来兰大而到你们安徽去了。系主任不是什么官衔,而是学术领导,任务就是领导教师搞好教学,搞好科研,不是带领大家搞什么政治运动。人管人,累死人,管人要靠制度。其所以这么乱,就是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太大。咱们要制定一系列管理制度,包括系主任工作职责。开学就搞,我也要找机会给大家讲讲。咱们老少齐努力,把化学系搞上去,把兰大搞上去,好不好?现在就算帮我个忙,将来条件成熟了,我一定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发挥你的专业特长,你看……”

“江校长,别说了,我全明白,我不该提个人的要求,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江抬手打断他,叫他以后不要这么说,并交代他眼下要办的几件事:一、凡在实验室办的工厂一律撤销,摘牌子,清除垃圾;二、下学期青年教师都排课;三、科研不能停,包括几个“右派”“白旗”教师的,都不能停。刘有成一一答应并说马上去安排。

常言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刘有成不仅感受到江隆基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作为一个教育家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思想,而且领悟到他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这次谈话影响到刘有成的一生,他在系主任的岗位上一直干到名誉主任,干到1980年第一批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聂大江已经具备相当的政治工作经验,他知道这时候江校长最需要看什么,将“反右”以来的有关文件、材料、文书档案和一些重点人物的个人档案甚至包括那份登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文章的报纸,都一一调出来,分门别类作了整理,加上标签,急需阅读的放写字台上,稍后阅读的锁文件柜里。

江隆基对他的工作满意。整个寒假,除了约人访谈和不多的应酬往来,每天他都迎着严冬的晨光走进办公室,泡在这些材料里,一边阅读一边做些笔记。面对这些材料和报表,这些无言的统计数字,一坐就是一整天。其专心的程度,像在解一道髙难的数学方程式,像在迷宫里寻找出路,像作家在构思一部作品。他在日本和德国留学时都是专攻经济学的,以后尽管从事了党政工作,但对数字仍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他认为数字背后往往是生活的真实状况甚至有惊人的事实。不久,他就整理出这样几行数字——

1957—1958年,兰州大学划为右派分子的教职员工及学生共262人。

其中教职员60人,占总数的10.24%;

其中教授副教授18人,讲师9人,助教20人,讲师以上骨干教师占18.8%;

其中学生右派202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9.54%;

1958年“大跃进”中开展“拔白旗”运动。运动中制造了“林(迪生)任(雄士)康(士臣)反党集团”和“林迪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冤案。全校师生员工被拔成“白旗”受到重点批判的481人。

其中讲师以上的骨干教师89人,占25.8%;

其中学生269人,占二年级以上学生的18.12%;

10月22日,对23名“白旗”分子作了撤职、降低工资的一次性处理,其中有——

刘佛吾撤销总务长职务,工资降三级

郑国锠(教授)撤销生物系主任职务,工资降一级

李天祜(教授)撤销历史系主任职务

陈恭(教授)撤销体育教研室主任职务,工资降一级

聂崇礼(教授)撤销物理系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职务,工资降二级

……

“右派”加“白旗”两项共计743人。

“743……743……”江隆基默默念着,想着,难怪校长林迪生小病大养躺倒不干了,已经“左倾”到了可怕的程度,还要批他的“右倾”?林迪生左右不了局势但没有谎报军情,也没有夸大数字。一所不到3000人的大学,743人被戴上右派帽子或是当作“白旗”受到批判,占了四分之一还多!

四分之一的人被打倒被批判被入了另册,岂不成了“左倾”思潮的试验田!“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也是真心话。教学秩序乱成一锅粥,谁来教?谁来学?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重点建设的大学几近瘫痪,江隆基感到肩上承受着千钧重担!

不久,他又整理出几行数字——

1958年甘肃省发文规定,要求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每年不少于100天。

1958年上下两个学期,上课总课时不到8周的班级,占全校总班级数的7.2%。

全年上课总课时16周以下的班,占全校总班级数的50%。

同一时期,全校兴办工厂33个。计划筹建的还有几十个。

全校完成科研项目561项,其中达到国标先进水平的62项,占总项目的11%。

学生不上课,国家办大学干什么?科研成果比中国科学院还多,而且有那么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吹牛皮不上税,简直是现代版的“天方夜谭”!

数字无声,事实无情!

无声的数字和无情的事实使他坐不住了,实在是坐不住了!他起身踱着方步,仰望着没有顶棚的天花板,思考着自己肩负的使命。早已过了“天命”之年,兰州大学无论如何是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站,他要忘掉离开北大的种种不愉快,他要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工作,他要把这个几近瘫痪的摊子重新收拾起来,重振当年的雄风!

风言风语他也多多少少地听说了一些:“江隆基在北大严重右倾,干不下去了。”“从北京到兰州,是下放,是流放式的调动,大西北历来是贬谪之地。”让他们去说吧,一个1927年的老党员,一个国际反帝大同盟的书记,一个转战晋陕十三年的老延安,不会被前进中的困难吓倒,更不会被流言蜚语击退,历史将会证明我江隆基是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室内暖气太热,简直是热浪滚滚。他想起《三国演义》卷首的那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他默诵着走到窗前,推开一扇窗户。两三里之外就是滚滚东去的黄河水,但这时候严寒封锁着大地,黄河也结了厚冰。城市上空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阴云。因是寒假校园里显得格外空旷,瞅了半天只有二三行人进出校门。冷风一吹,他头脑清醒了许多,又想起了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句名言——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