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迪生说，全国看北京。北京一响雷，全国就下雨。北京批“章罗联盟”，甘肃就把水梓揪出来了，你也知道他是有名的教育家。接下来理所当然地要在兰大揪，还要揪有代表性的，有资格上报纸的。恰好北京出了震惊全国的“六君子事件”（按：即钱伟长、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六位著名科学家被打成右派），这里立即就把副校长陈时伟教授揪出来了，还不过瘾，把夫人左宗杞也揪出来，夫妻双双戴上“右派”帽子，说是“夫妻反党联盟”，说是曾昭伦安插在兰大的“亲信”“定时炸弹”。
江插话说：“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曾昭伦是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我去时他刚离开北大，周培源接他教务长的。他在教育部当副部长，我们经常一起开会，非常了不起的化学家，吉林大学的唐敖庆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六位科学家的那份建议我仔细看过，我认为他们对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建议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说推荐还可以，怎么能说是安插亲信、定时炸弹呢？”
“是啊，时间也对不上嘛，陈任副校长在前，曾任副部长在后嘛。我来兰大时陈时伟就是副校长，还兼物化教研室主任，左宗杞是化学系主任。”林说，“完全是捕风捉影，生拉硬扯，硬要捆绑在一起。都是湖南人，曾昭伦是曾国藩的曾孙，左宗杞是左宗棠的玄孙女，都是反动派的后代，这是一条；俩人都是1931年中央大学化学系毕业，曾昭伦当时是系主任，师生关系，又是一条；抗战胜利后，俩人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去四年，有人说是曾昭伦通过他哈佛大学的老师安排的；还有一条，曾昭伦副部长1954年来兰大检查工作，和两个得意门生私下交谈过几次，被说成密谋策划了什么。为啥这么上纲上线，因为陈时伟是研究光化学的教授，很有成就，发表过几篇很重要的论文，这方面的专家全国没几个；左宗杞又是从事高温低温电池研究的教授。俩人的科研方向都是用于航空的，国防的，保密的，而曾昭伦偏偏又是个研究炸药的专家。就凭这些不明不白的关系，打成右派不算，还把陈时伟打成‘美蒋特务’，送劳改去了。”
江听得很沉重，叹息一声，问：“去了哪里？”
“酒泉，夹边沟。听说是专为右派办的劳改农场。”
“那……他们鸣放中说了些什么？”
“呵，我到现在想不起他们放了些什么。俩人都是搞业务的，基本不问政治。陈时伟不脱产，又教学又科研又搞校务，特别搬迁那几年，没白没黑连轴转，还不停地跑北京，到教育部找曾昭伦要钱要人要设备。我看他实在太累，就劝他别跑啦休息休息，说我们在延安时窑洞里都办大学，现在几百亩地盖了这么多楼，够好啦，知足吧。他说我是土八路，不懂现代教育。开玩笑说的，我都没当回事，却成了最严重的一条。”
江苦笑：“这种无限上纲的做法，北大也有。鸣放中有人给我提了些意见，有的甚至很尖锐，我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但左派们要划右派时说是反党言论，批我时又说是右倾事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么逻辑嘛？”
“左宗杞更是，有空就往实验室钻，她的实验对水质要求很高，要用蒸馏水，煤气。萃英门那几年还没有自来水，她就带学生赶着毛驴车到黄河里拉，黄河水很浑，拉回来倒进大缸里，加明矾沉淀后用。她的实验室最显眼的是一排大瓷缸。星期天她基本在忙拉水。搬过来水电情况好了，她又嫌开会太多，说她正在做着实验又叫去开会，结果前功尽弃，得不偿失。就这些全是工作上的事，都算成右派言论了，说她‘与党争权，分庭抗礼’。这个女人很有个性，到现在不承认有什么右派言论，谁提就和谁争辩，谁都敢顶撞。”
江笑着说：“自古无湘不成军，左宗棠的后代嘛。远的不说了，你看湖南出了多少我党的领导人？”
“你也知道，兰大强在理科，理科强在化学，咱们兰大的化学系与北大、吉林大学齐名，号称中国化学界的‘三驾马车’。可化学系的教授多，右派也多。四个台柱子，左宗杞、朱子清、刘有成、陈耀祖，除刘有成幸免外，三个被划成右派。1952年教育部评教授，评上一级的兰大只两名，一个左宗杞，一个朱子清，都成了右派。朱子清是先留美后留德的化学博士，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一级研究员，像他这样同时具有两个一级学术职称的全国也没几个。他1955年从复旦大学调来，1956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是化学奖的得主，1957年躲过去了，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划他右派更离谱。找他谈话时举西南民族学院一个教授的例子，说比例不够，叫那位教授带头当个右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那教授表示‘党叫当我就当吧’。咱们比例够了，但要超额完成任务，你也带个头吧。就这样拿人的政治生命当儿戏，你说荒唐不？”
江隆基睁大了惊恐的眼睛：“有这事？”
“我没撒谎，回头你问朱子清去。宣布之后有一天在路上碰见，因为他是我从复旦调来的，我问朱先生你恨我吗？他说又不是你林校长定的，恨你干啥？”
江叹息，“教授一级全国也不多。记得1955年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说全国才五十多，嫌少，还主要集中在北大、清华、复旦几家，兰大就占了两个，不少了，都打成右派，太可惜了，简直是扼杀人才嘛。”
林说：“当然也不是一团漆黑。兰大的前途在青年教师。这几年从各重点大学进了一大批新教师，北大最多，他们见你一定很高兴。中央支援甘肃的干部兰大有好几位，像崔乃夫、李珂、丁桂林几个……”林还要接着往下说，护士敲门送饭来了。
不知不觉谈了一下午，晚饭就在病房里吃。高干病房的伙食也好，林说：“吃饭吃饭，尽谈上工作了，累了，也饿了。”
饭间，林关心地问起宋超和孩子们的情况，江简单说了说家庭情况，说西安分手后又生了两个孩子，现在身边有四个。宋超要来看望陈大姐，他劝说留家了，叫代问楚平好，不知身体怎样，在哪上班？林说楚平在医学院当党委书记，一天到晚地忙，顾不上管家。江玩笑说：“原来你是近水楼台呀，怪不得把医院当成家住。”林说你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春节就在我家过年，两家好好欢聚。问及宋超的工作，江说人事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市上了，还不知能安排在哪所中学。林对兰州的中学熟悉，介绍说兰州女中、兰州一中、师大附中都是省级重点，不过都远了点。近的，兰大对面有个三中，准备收上来作兰大附中，还没来及办。江说：“附中要办，但宋超不能去，那样我还是她的上级，动不动来找，不太合适。”林说那就女中吧。女中是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老学校，师资力量很强，在五泉山下，风景优美，有个1944年社会各界集资修建的大礼堂，起名“美龄堂”，是解放前兰州市最好的建筑。兰州解放后，由霍维德书记的爱人杜瑞兰当军代表接管的。就是远了点，离兰大三四站。江说没关系，小曼也上中学了，母女同行，也好照应。
对江的到来，省委安排有一个见面会，兰大中层以上干部参加，实际上是宣布对江的任命。江问谁来宣布，林说可能是霍维德。解放初期甘肃的省市领导主要是第一野战军的随军干部和陕甘宁边区的老干部，有许多二人都认识，个别还很熟，于是又张三李四地议论了一通。接着二人又谈到只有高级干部才能略知一二的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提出中国会不会有人犯斯大林错误的假设。
言谈间，江隆基才知道，他与现任省委第一书记同一级别，也就是工资一样多，便说上下级一个级别不便工作。林说：“那有啥？又不是他给你的。”
老同事老朋友，久别重逢，促膝相谈，无拘无束，倾诉衷肠，一吐为快。人是需要宣泄的，大喜大悲需要宣泄，心情郁闷更需要宣泄，宣泄使人心情舒畅，宣泄使人精神振作。林迪生道出了郁结在胸的不满，江隆基洗涤了难以释怀的苦闷，二人都有了“而今迈步从头越”精神力量。
至晚方散。临走，江对林提出约法三章：一、今天谈的，权当朋友之间的聊天，出门一风吹，不向任何人转达；二、关于“反党集团”的问题，由他出面找省委，既然没有正式结论，争取尽快平反；三、如身体无大病，尽快出院，协助工作。
林一一答应，也向江提出三件事：一、宋超去女中的事由他负责给市上讲；二、宋超上班路远，由他负责从伙食科找个勤快能干、手艺好的炊事员给江当保姆；三、他要建议给江隆基开个全校师生的欢迎大会，请江作个报告。江问什么时间？林说就在最近。江笑着说，你住在医院两耳不闻窗外事，这都放寒假快过年了。林说他还没老糊涂，不是急嘛。现在学校乱得很，人心不稳，有些教师想调走，有些学生要休学。都知道你来了，这教育革命怎么搞，都想听听你的看法。江说，那更得好好准备，我历来不尚空谈，要讲就得讲点实际的，能解决问题的。最后商定，放在下学期开学，一年之计在于春，新学期新气象嘛。
春节前夕，在化学楼专家办公室由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霍维德宣读了对江隆基的任命：兰州大学校长。任命书是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同时宣布聂大江担任江隆基的专职秘书。原党委书记还是书记、副校长。对林迪生既没免职又没重新任命，只淡淡地提了一句协助江校长搞教学工作，用官场上的话说是“挂起来了”。林迪生到会了，坐书记对面一言不发，江隆基明显感到二人的面和心不和，与自己在北大的处境相似。宣布后座谈发言，与会的都是校系两级干部，说的也是官场话，恭维话，客套话。会上有茶水糖果点缀。
年三十是在医学院林迪生家过的。两校近邻，仅一墙之隔，无须要车，江隆基一家六口步行而来。宋超和陈楚平久别重逢，紧紧拥抱在一起好不亲热好不激动，之后进厨房包饺子，拉家常，忆延安，说西安，悠悠长长，情深谊浓。孩子们在客厅听广播，玩游戏。江和林坐书房有谈不完的话题：林说原来他真的不想干了，打算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调离兰大，但这次任命改变了想法，好像又回到了延安时代和西北教育部那几年，表示有生之年就这样搭档，一起干点事业。江说这就对了，以事业为重，身心也能健康起来；如果患得患失，小病也能酿成大病。自己深有体会，北大那五条鉴定原本不该签字的，可你不签字就走不成，整天郁郁闷闷身体也会拖垮，所以为了尽快得到工作的机会，就违心地在鉴定上签了字，但几个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又附了一纸“声明”。接着林又补充介绍了兰大的许多情况，林林总总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吃完年夜饭时快12点了，新年的钟声从广播里响起，陈楚平给小曼几个孩子发了压岁钱，坚持用车送他们回家。
接下来的几天，又有霍维德等几位省上领导宴请江隆基一家，都是西北局的老熟人，既是接风，又是叙旧。
初来乍到，又是年关，但给江隆基夫妇的感受却是“他乡遇故知”，仿佛大冬天走进了一片春意盎然的热土，回到了一个久别的温馨大家庭。唯一惋惜的，是燕南园那种别具一格的团拜活动不能再继续了。那是他的独创，大年初一早起，必定是江隆基夫妇第一个来到马老家为之拜年，之后等周培源夫妇过来，三家又去汤老家、侯仁之家、严仁赓家……各家的孩子们也紧随左右，像“滚雪球”一样队伍越走越大，气氛热闹非凡，祥和温馨。这一活动延续了多年，今年戛然中断了，难免怀念，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他们一面？
三天年一过，江隆基就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兰大的文科楼是座“工”字形建筑，高四层。两端除大阶梯教室外，一头暂且是图书馆，一头是行政办公用房。
江隆基的办公室在二楼，大小与在北大的差不多。室内陈设很简单，写字台、沙发都是旧的，粗大而坚固；一面墙靠立一排文件柜，还有个保密文件柜；一面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还有几张学校的图表。室内布置美学价值不髙，但和主人的求实风格相当一致。
他不知之前这里坐的是谁，也没必要打问。他前脚进门，总务处长邱贤道后脚跟来了。一进门就高声朗气地说：“哎，江校长，年还没过完你就来上班呀？我来看看暖气热不热？”江便问一天烧几吨煤、锅炉工人怎么过年等事项，之后交代，该停的一定要停，不能浪费煤；该供的一定要热，不能让教工受冻。邱的回答让他满意，还做了保证。江说：“我这办公室也太热了，能不能降一降？”邱手指地下说：“江校长那可不行，你这里降了，别的楼就凉透了。你刚来还没看见呀，锅炉房就在这楼的地下室。”
江隆基笑着说确实没注意，示意他可以走了。没想邱还有话：“哎，我说江校长，你这么大的干部还管嘛子这些小事？以前可没人管过，都是我老邱说了算。”
江听他口音有点奇怪，便问：“老邱你哪里人？”邱干脆一屁股坐沙发上，说他是湖南人，家里穷，从小出来混饭吃，十三四岁混进贺龙的部队，那年从湘西桑植出发长征，会宁会师后再没跟部队，就留在甘肃。
“你是老红军啊？”
邱说：“是啊是啊，在兰大，参加革命比我早的有，但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还没听说第二个。”
听得出，他很自豪，底气十足，江鼓励他：“那就更得努力工作，咱们共同把兰大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