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一家和聂大江一家被接进一辆大轿车。一出车站路面就被冰雪覆盖，直打滑。只两站地，却走了近半小时，才到家属院4号楼下。这是一栋新建的三层宿舍楼，在二层为江隆基腾出一套。他在这里一直住到生命的终结，是是非非留待后人评说，但关于这套房子却没有任何争议。因为按级别他还没住够面积，按规格却是兰大最好的，而且与几个教授、几个高级干部同住一楼。
兰州大学旧校址在西关萃英门，现在的新校址位于盘旋路东南角，占地六百多亩，于1954年征地建设，1957年整体搬迁，离火车站很近。新中国的城市建筑也是苏联模式，即四四方方一圈围墙，先搞周边建筑。楼房多是尖顶两檐，三层或四层，走廊宽敞，墙壁厚实，房间高大，这一风格的重要建筑物到21世纪还保留有一些，挤在新型的摩天大楼群中显得非常寒碜，但房间宽敞，冬暖夏凉，确有它的优越性。兰大亦如此。六百多亩地隔成两个四方院子，一个教学区，一个生活区。江隆基从4号楼去办公室，也就十几分钟，根本用不着坐车或骑车。在北大因不会骑自行车造成诸多不便，他一度想学骑，现在看根本没那必要了。
七年前到北大，他拜会的第一人是校长马寅初；七年后到兰大，他拜会的第一人是校长林迪生。但彼时彼地彼人与此时此地此人有很大的不同。见马在家，见林在医院；见马是初次相识不免忐忑，见林是老同事久别重逢；马豁达开朗侃侃健谈，林忧心忡忡精神不振。
林迪生比江隆基大两岁，浙江临海人，读中学时即参加“五四”运动，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后留学日本，1926年的老党员。1929年两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之后江回北大母校搞地下斗争，林回浙江老家搞农民运动。林1936年转赴延安，此后一直在徐特立的领导下从事边区教育工作。江1938年到延安后两人再次相遇。江担任陕北公学教务长时林是延安师范、鲁迅师范的校长；江担任延安大学校长时林是附中校长；江担任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时林是下属科长；解放后到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江任教育部长，林任副部长。1952年江出任北大第一副校长，次年林出任兰大校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决定选派一批“党内教育家”或称“红色教育家”出任各大学校长以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在此前后任命的还有吴玉章、蒋南翔、李达、匡亚明、成仿吾、彭康等著名教育家。几十年的交往，江和林算得上老同事、老搭档、老朋友，从工作作风到个性特征都相互了解，言谈不存芥蒂。
一听要去看林迪生，夫人宋超也想去。林的夫人陈楚平也是老延安，曾在邓颖超手下工作多年，在延安两家关系就很熟。在西北教育部时还是供给制，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却是分灶吃饭，两个男人吃小灶，两个夫人吃中灶（还有普通干部吃的大灶），同来同往，亲如姐妹。宋超说多年不见了，想去看看陈姐。江隆基说他急于见林迪生是想了解兰大的情况，主要谈工作，咱们刚来，你先负责把家安顿好，快过年了，不能大小事都靠学校。两家团聚就放春节吧，咱去他家过年好不好？宋超十分理解，同意留家，让他代问陈姐好。
见面是在高干病房。高干病房有会客室，暖气也热。林迪生握过江隆基的手叫他脱下大衣坐沙发上后，开口第一句话竟是“我是既盼望你来，又不想叫你来”。
久别重逢，江隆基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为何这样说。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到来占了他的位置？在他的印象里，林是个胸怀坦荡、和蔼可亲的老党员、老知识分子，不会对人事任命持这种态度，便坦白地说：“教育部找我谈话时提出两个地方，一个是合肥工业大学，一个是咱们兰大。我想咱是西北人，根基也在西北，有许多你这样的老同事，工作可能好搞些，就表态来兰大，中组部也同意。”
林说：“我也听说了。我就盼着你早点来。我这个校长已经名存实亡了，不管事了。”
江替他宽心：“你有病，先安心看病，年纪大了，耽搁不起。哎，还没问检查出什么病？听说住院有些日子了。”
林迪生扑哧一笑。“什么病？啥子病都没有。真的，对你不说假话。头上顶着大帽子，不想干了，住进医院图个心闲，好歹现在还是高级干部嘛，有这个资格嘛。”
“帽子？什么帽子？”江隆基敏感地问。
林迪生没正面回答：“听说你在北大也戴了顶右倾的帽子？”
江隆基如实说：“只是拿大帽子吓人，倒没具体戴到头上。要走了，一份鉴定做了两个半月，给我列了五大罪状，天天挨批判，批我的右倾思想，有些人很想给我扣顶大帽子！我做人的原则历来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都接受，但有些大是大非问题，像马寅初的人口论，我一直认为是学术问题，不应上升到政治问题大加批判；还有教授划右派的问题，像傅鹰，毛主席都表态了，他们硬要划；还有陈伯达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的问题，老林你也搞了一辈子教育，你说怎么建设？”
林迪生又是扑哧一笑，话来了。“你在北京，党中央的眼皮底下都这样。我这里可是山高皇帝远，王法在眼前啊，人家给我扣的帽子更大，是反党集团的总头目，你信不信？”
“笑话！”江难以置信，“你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该知道反党集团是有纲领有组织的，你有吗？你的纲领是什么？你有多少人马？”
“有啊！一个校长，姓林；一个人事处长，姓任；一个人事科长，姓康；当校长的找处长科长研究个工作，就是秘密串联；安排个一般干部不请示就是跟党闹对立。这就是组织，叫林任康反党集团，去年制造出来公开宣布的。我的纲领是不同意划那么多右派，不同意拔那么多白旗，全校才两千七八百人，就划了二百六十二名右派，拔了四百八十多个‘白旗’，加起来七百多人，占到四分之一了，整得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了。你说这样的大学怎么办？”
江隆基惊讶，确实比北大的比例高得多！
林接着说：“省上来检查，我只说了一句不能这么大批大斗，人家就教训你：别摆你的老资格啦，现在正在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你在延安窑洞里办个识字班行，现在是教育革命，办共产主义大学，你行吗？”
“还不是陈伯达、康生那一套？”江隆基哼了一声。听得出，这是在说学校与省上的某些负责人，与自己在北大被免去党委书记后的际遇何其相似！你不听他的就是右倾，就找茬儿批你，整你，架空你！
“唉，这兰大我是没法子搞了，所以我盼着你来。可你来了又能怎样？这烂摊子，难办着哪，所以为你着想，还不如去合肥。”林迪生在老同事、老朋友、老领导面前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在宣泄，在倾诉；说兰大，说甘肃。
他说，兰州大学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办起来的，创建于1909年，到今年整整五十周年了。“我提议应该庆祝一下五十周年校庆，人家说解放才十年，搞校庆就是怀旧，又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叫‘厚古薄今’。”（按：1958年学界刮起一股风：提倡厚今薄古，大批厚古薄今。）
江哭笑不得：“挨得上吗？乱弹琴。一所大学的校风、学风是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悠久应当感到光荣。”
“是啊，是啊，”林感慨说，“抗战以后，许多知识分子投奔大后方来兰大任教，像国文、历史两系的系主任杨伯峻、顾颉刚，都是大学者。你也知道，兰大是1945年确立为国立大学的，解放后1955年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从财力、物力、人力给了很大的支持。新校址的建筑是请苏联专家设计的。教育部把我叫到北京，叫我去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协商调教授，朱子清、徐躬耦、赵俪生就是那一批调来的。教育部年年都从北大、复旦等大学选派一批青年教师，有些还是研究生。‘反右’以前，兰大的发展形势很好，十个系，理六文四，办学规模和办学质量在全国都是数得上的，西北更是领先的。可去年把文科几个系都撤了，现在孤零零就理科几个系，怎么能办好？”
江忍不住插问了一句：“怎么，文科都撤了？”
“啊，你是不晓得。”林迪生到老说话带江浙口音，“前年‘反右’，法学系停招了，全国都一样；去年‘大跃进’，把文科三系都分出去了。历史系并到师范大学了，经济系并到财经学校升格成财经学院了，中文系一分为二，一部分并到师大了，一部分并到艺术学院了。原因嘛，我也不晓得，人家说文科不能办工厂，不出产品。”
“高等学校的产品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嘛。教育方针说得很清楚，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综合性大学不设文科，全国还没有先例。”这一点，江隆基的观点十分明确。
“所以我说山高皇帝远嘛，简直乱了套了。”林迪生接着说，“省上坚持要那么干嘛。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召开会议，提议把兰大改成西北分院管辖的科技大学，省委领导坚决支持，兰大不同意，还叫我在会上作检讨呢。教育部也不同意，在报告上批示：‘兰大改为理科大学，妥否值得研究’，但还是强行分出去了。文科分出去后教师全部流失，图书资料送出去近八万册，记得还有一部非常珍贵的《明实录》，损失太大了，简直是大伤元气啊。”林迪生痛苦得几乎落泪，江隆基也难以理解，全国都在“大跃进”，还没听说这样瞎折腾的。
说到“大跃进”，林迪生的话更多了，说甘肃不是“大跃进”，而是在一个人的指挥棒下“大冒进”。一个“十年九旱”的县能放出亩产一万多斤小麦的“高产卫星”，你信吗？这还是“小卫星”，最大的“卫星”就是“引洮工程”，要把洮河水引到陇东地区的董志塬，这设想也许是很好的，但也太浪漫主义了吧。那么大的工程，没有严格的科学设计，没有工程设备，只简单测量了一下，就把几十万农民开上去挖山，到处沙土扬天，到处沟沟渠渠，到处是挑断了的山梁。起点在临洮县古城水库，集中了几万民工，雪白面粉袋子堆积如山，一次大洪水卷了个精光，人也死了不少。农民看害怕了，跑回家了，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食堂，食堂解散了，锅碗瓢盆炼了钢铁了，吃什么，不饿死才怪……
江隆基想起火车站的那个老农民，抬手示意别说了，“就说兰大吧”。
“兰大？兰大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说，“反右斗争”的硝烟还没散尽，接着就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兰大提的口号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办工厂，大放卫星”。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打乱了，谁想停课就停课，谁脑袋一拍想办个什么工厂就办个什么工厂，办了多少？总有一百多吧，你到校园里转一圈看看，炼钢厂都编了号，1号、2号、3号……到处是碎砖烂瓦，弄得一个大学工厂不像工厂，学校不像学校。“教育革命”还要放“教改卫星”。把学生组织起来日夜突击，两三个月就编写出数十种“献礼教材”；全校不到一年便宣布完成了五六百项科研项目，不经任何鉴定就宣布超过英国了，赶上美国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了。你北大敢吹这个牛吗？谅你不敢！兰大就敢！为啥？上面有人支持嘛，隔三岔五就有人下来鼓动宣传嘛。化学系期中考试，由于劳动频繁缺课过多，致使一个大班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不及格，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否定教育革命的伎俩，于是指定一名年轻助教出题“考”老师，判卷的年轻教师慑于政治压力，给几个教授打了不及格。就这么荒唐的事，省报头版头条居然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题发表文章，大加赞扬和肯定这种“考教授”的做法，说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老教师宁可钻到实验室捣鼓点什么也不愿去上课，于是又出现了另一种新生事物，高年级的学生给低年级上课。我？我就不能说嘛。找省上谈过多次，说教育革命不能这么搞，人家就说我给高涨的群众运动泼冷水，对“大跃进”有抵触。好吧，我不反对，我支持。生物系有人要搞试验田，放亩产十万斤的“卫星”，我答应给人家划出一块地来，但又多说了一句，十万斤能堆多大一座山，可能吗？搞科学的人要讲科学。这下好啦，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我的“右倾”，拔我的“白旗”。“卫星田”倒是种上了，你猜产了多少？不到七百斤，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可按当时的逻辑：不是“红专”就是“白专”；“白专”就是“白旗”；“白旗”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大跃进”就是“反党”；再加上一贯“重用右派”，就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头目”。
一口气说到此，林笑着问：“毛主席说，除了沙漠，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你理论水平高，你说是不是越干旱越贫困的地方越容易出左派？”
江也笑着反问：“甘肃的干旱贫困是出了名的，那你这里怎么出了这么多右派？”
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反右”问题上。这是个更为沉重的话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个最敏感、最忌讳又最耿耿于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