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已经不送了，报纸还送着。每天上班，江隆基到办公室浏览一眼报纸标题，便到小会议室接受这样的“鉴定”——盘问、审问及质问。一周过去了，没有结论；十天过去了，还没有结论；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结论。江隆基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入党的老党员，坐过日本军警的牢也坐过国民党的牢，有过长期革命斗争和艰苦环境的锻炼，又有着深厚的理论修养，还有西北硬汉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倔强，所以不肯接受这些批判和指责。他尽可能地做出自己的解释，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可是同事们大都听不进去。他们有的还很年轻，有点资格的也固执己见，像听命于谁的指使似的。当然他也有被激怒的时候，譬如，关于“挂名书记”的指责，他说，二次党代会之前，“我在行政上是副校长，在党内是党委委员，作为一个党员副校长，除教学、科研、人事、党务等项工作外，对于党所管理的政治思想工作、统战工作和团结群众的工作，我都尽了我应尽的责任。至于党委工作上我只能以党委委员的身份去起作用，这难道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吗？难道要把党员副校长凌驾在党的组织之上，左右一切，支配一切，才算是‘认识了自己的责任’，才算是发挥了‘主要核心领导人物’的作用吗？”二次党代会后，“党和行政统一在我一人之身，但行政领导上只有我一个党员，而党委却有三位副书记，在这种情况下我多管点业务和行政，少管点党务，不仅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很必要的。难道要我包办一切，才算是认识了党所委托给我的重大责任吗？”又譬如，关于依靠谁的问题，他说，“北大是知名学者聚集的地方，学术水平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事实难道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否认吗？我承认了这个客观实际，难道就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迷信’吗？难道一定要用大轰大斗的方法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都搞臭，才算是不迷信吗？北大开的课程已有百分之六十是青年助教担任的，这不能说是没有发挥新生力量的作用，难道要像某些幼稚的同志所主张的用青年教师把老教授统统换下来，才算是有‘阶级观点’，才算是发挥了新生力量的作用吗？”
鉴定会开成批判会，从秋开到冬，还在继续。开到后来，这些工作上的、理论上的暂时搁置一旁，有人又提出江隆基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先是提他大哥和三弟的历史问题。他承认有个“历史反革命的哥哥”，青少年时期关系比较密切，自己从德国回来后只见过一面，去延安后断绝了联系，1943年“整风运动”和1947年“三查”中他都向组织提供材料请求审查，解放后被送西北革命大学学习后在老家安排了工作，自己来北大后应陕西蓝田县委（大哥工作过的地方）的要求，又写了材料经中央十人小组转去；北大保卫部也要这个材料，又抄了一份。他说他的三弟笔名江丹枫，曾是《大公报》驻桂林记者，1941年随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参战，做随军记者，出版有《日本帝国的覆灭——记日本投降始末》《缅战回忆录》等著作，“北大图书馆有，谁有兴趣可去看看。我想这样的经历和文章不应说成是为国民党效劳吧？他现在是陕西汉中地区略阳县的中学校长，谁有疑问可向当地政府调查”。江隆基向到会的党委常委们郑重表示，“我自入党以来受党的审查已不止一次，自问一身清白，无负于党，再怎么审查，我也是经受得起的”。“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是否已审查清楚，我希望把结论告诉我。如果还未查清，我可以再提供一些调查的线索，帮助党组织把问题弄清。”
从鉴定转而批右倾，从批右倾转而查历史，“马拉松”式地进行了两个多月，按常理，人家要走的人，该放行了。可是不然，又有人转弯抹角、吞吞吐吐地提出，江隆基两次出国留学，都有脱党的嫌疑。“岂有此理！完全是无稽之谈！”江隆基被彻底激怒了，他拍了桌子！党籍问题是延安整风时他向组织详细交代过并审查清楚做了结论的问题，怎么现在又要提起？突然醒悟到，此次层层加码的“马拉松”式的鉴定会原来另有企图在！受何人指使不敢断言，反正不是空穴来风！身旁的几位看他情绪失控递上一杯水，拉他坐下，他不！他要站着说。他说：“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党的两位负责人是被秘密驱逐的，驱逐我的罪名又是‘共产党之卵’，回来后我就住在北大一个陕西老乡宿舍，这是我第二次进北大，地下党安排我担任北平沙滩党支部书记，这是有史可查的，不是党员怎么能当支部书记呢？不过，那时候我不叫江隆基，叫江半庵。出狱后党组织担心我已暴露，又派我去了上海，担任街道党支部书记，和我单线联系的是个姓李的工人，但我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党的干部。”几位党委委员睁大眼睛听着，开始交头接耳，窃窃议论，他们只知道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不知道他还有二进北大的历史，还有过江半庵的化名。气氛有所缓和，劝坐让茶，叫他别激动，好好说，慢慢说。“刚才是我不对，不应该拍桌子。”他平静下来后接着说，1933年3月希特勒上台后，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中共党员的活动由在法国的旅欧支部领导，我回国是请示支部同意并由康生批准的。我们一行是乘火车经苏联回国的。在莫斯科转车的时间很长，我非常想去红场瞻仰革命导师列宁墓，就把行李留给同伴只身去了。没想参观出来迷失了方向，越走离火车站越远，天黑也没找见，却找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打听，走反了，火车早开走了。我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使馆住了两天。更严重的问题是，我的党证就在行李里面裹着，如果丢失，将很麻烦。然后经西伯利亚到了满洲里，向海关打问有没有一件行李留在这里，那时满洲里被日本占领着，几个日本警察怀疑我是苏俄来的共党分子，盘查审问了几个小时，因我拿着德国护照又会说德语、日语，才予以放行。回到北平后他找到几个同伴，询问行李的下落，都说以为我留苏联工作了，交满洲里海关叫转寄驻苏大使馆了。那几个日本警察是不是发现了行李的什么无从得知，党证丢失却是铁打的事实。我当即写信告诉欧洲支部的负责人康生和吴克坚，又找同行的崔仲远和谢华写了证明，但一时未被承认。“我因瞻仰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而丢失了党证，短时间内与组织失去联系。延安整风时就有人提出过，当时康生正在领导抢救失足者运动，我叫他们找康生去证明。现在还是这话，谁要有怀疑，可以到沙滩红楼找康生去，他经常在红楼办公。”
夫人宋超早已办好了调动手续，在家焦急地等着。
“鸣放反右”期间，她正在北京教育行政学院进修学习，没什么大的波折。进修结束，国家决定工农速中停止招生，她被分配到北京女十一中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属于北京市的干部，调动手续和组织关系也是经由北京市组织人事部门办理的。
工农速中自1950年由人民大学创办以来，全国各地共创办工农速中八十七所，招收约六万五千名工农干部脱产学习，到1958年随着中学教育的普及，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特殊的办学形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宋超是按国庆过后离开北大做准备的。最初她想得很单纯，不就做个工作鉴定嘛，能等多久？女十一中支部给自己做鉴定，不到半天。隆基是领导干部，一星期，十天，半月，总够了吧。因此她一头扎在家，忙于整理家务，收拾行装。来京七个年头，家中人口增加了，东西也增添了不少，增加最多的是书籍。她先把文件和借图书馆、资料室的书整理出来，打电话叫校办来人拉走；之后买了十几个纸箱，装书；又买了几个木箱，装衣服；家具全是公家配备的，一件不动；最后是铺盖卷，同来的时候一样，那些细麻绳还保存着，到时候捆起来就走。
这段时间，隆基彻底地沉默了。他的行动路线就是从住所到会议室，早出晚归，一坐就是八小时，对外界的事物不闻不问；回家一言不发，闷闷不乐，会上的情况一概不向家人透露；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夫人所能做的，只有起身找出安眠药，为他送上一杯温开水。
宋超开始揪心了。平时忙于工作，又在城里上班，很少顾及家庭生活，为人妻，为人母，常常感到愧对了丈夫和孩子们。风风雨雨多少年，现在丈夫遭遇这么大的挫折，她要尽可能地为他分忧解愁。每天傍晚，她给马阿姨安排好晚饭吃什么，就拉上刚满三岁的儿子，去办公楼下等爸爸——她在接近四十岁时又生了个小儿子，那年隆基刚好五十，可谓“老年得子”，疼爱得心肝宝贝似的。毕竟在这里工作过一年，人来人往就有人和她打招呼，她不好意思，索性退回来，选择靠近未名湖的路边的树下，时而望着未名湖的湖水，时而望着小路的尽头，直等到隆基出现，才牵着儿子的小手走出去。儿子甜甜地叫声“爸爸”，爸爸会将儿子抱起来，用胡楂子亲一下，露出一丝笑容，心情得到舒解。接着她伸手搀扶着他的胳膊，缓慢地回家。有时候也有些简短的交谈：
“他们在排挤你？”
“已经定了要走的人，不存在排挤。”
“那就是故意整人？”
“都是大是大非问题，我坚持真理。”
“那……你不会找找领导……市委或教育部反映反映，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下去吧？”